国家是社会分工不可或缺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理想社会的国家是自行消亡的，换句话说，国家只有在履行完自己的职能之后在历史的舞台上自行消失。但问题在于，实践上应如何判断？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如何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它和人类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什么关系？都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马克思通过消灭私有制把问题转向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改变上层建筑，改变统治理念。
笔者认为，关于国家现象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马斯洛曾经依据人的愿望在满足后将呈现不断递进的趋势，提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和保障、社交、荣誉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的需要理论。五层次需要论归根结底要解决的问题还是生理需要问题。人类的生理需求要求人们必须首先满足自己的吃穿住用等基本消费品，否则其他层次的需要将无从谈起。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生命活动越来越自由，但其归根结底面临的压力还是来源于自然界。自然界首先让人类的生命机体、结构方式离不开吃穿用等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生命机体的特性规定了人每天必须摄入一定数量的营养成分才能维持最基本的活动需要。因此，人类解决自身物质需要的问题变成了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表示过，“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9]。这实际上就是在讲耕地问题，讲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的底线问题。这些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问题，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与它有关。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在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判断，应是研究国家现象的一个基本前提，国家通过强制方式建构的社会秩序，能够让人类与自然更科学地相处。人类通过国家作用使庞大、复杂的社会分工变得有序，从而形成一种合理的秩序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由于社会合作是由诸多个体组织起来的，遵循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如何共享合作形成的利益就需要秩序进行规范。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手段存在，这个秩序能否形成都成为可质疑的对象。而且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道德呼唤，都需要人们的内心自觉，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等。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人类都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伴随个人需求的多样性而存在。人类之所以组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在于每个人的存在都是有限的，但需要却是多样化的。因此，人类自身必须形成越来越有效的社会分工关系、形成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合作关系。有效的社会合作，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秩序，而秩序的形成就必须依赖国家作用。社会分工问题内生社会分配问题，换句话说，社会分工也包含分配关系。不管是社会分工关系还是分配关系，实际上表达的都是一种经济联系。这种经济关系的稳定要靠权威，而权威的体现就是国家作用，国家在此表现的某种强制力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因此，人类需要通过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凡是分工都能够给生产力带来增益，正如斯密所说，“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10]。换句话说，社会分工具有经济效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经济效益表现在三个层次：(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劳动岗位的多样性为劳动者提供了各尽所能的条件，这是一个增加效益的过程。因为社会分工就是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区别为诸多的、不同的劳动岗位，而这种劳动岗位的多样性为人们各尽所能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基础。人们的能力、素质及天生禀赋都是不同的。在劳动岗位多样化的条件下，不同素质能力的人就能够自由选择充分发挥自身劳动素质和劳动能力的岗位。伴随人尽其才，还有物尽其力。有时候分工的出现和天然的资源有很大关系，如中东的石油储藏离地表很近，致使石油的开采过程相对简单，因此中东地区就成为开采石油成本最低的地方。由此，我们也可以把分工理解为人们能够找到最适合个体发挥能力的岗位。这样一来，分工客观上就具有增益的功能。按照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整个世界都处在大交换关系中间，交换双方都能够享受一流的生产力。因此，分工为生产力带来增益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岗位的多样性，能够让人们各尽所能，从而尽可能地发挥自身优势。
第二，分工岗位的单一化能够促进专业性能力的深度发展，这也是增加生产力效益的过程。岗位的单一性和多样性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去判断的。前面所说的岗位的多样性，是针对全社会而言的，不同的劳动主体能够做到各尽所能；而岗位的单一化是就特定的劳动者而言的。换句话说，这个特定的劳动者长期地专注于某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会使他的脑力和体力同时得到一种合理化发展。人们长期从事某一个特定的职业，只要投入一定的心力就可以把相关的劳动做到相对专业的程度，即便是频繁的体力劳动也会呈现出脑力成果的性质，如前北京百货大楼营业员张秉贵卖糖果，用手抓分量就可以很精确的例子，正是体现了分工专业化可以使劳动能力得到深度发展。换句话说，人们长期关注某个领域，可以让这些从事特定专业人们的能力提升到专业水平。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许多发明都是源于生产一线的劳动者，所以有的体力劳动可以转变成脑力劳动，如果体力劳动者找到体力劳动的规律，并对此加以总结、梳理，那么此时即便是体力劳动支出，也会具有脑力劳动的性质。因此，分工为生产力发展带来增益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它能够使相关分工趋于专业化。由于社会分工的普遍存在，如果所有的分工劳动都呈现这样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参与合作的所有分工者都能够共享他人专业化发展的智力成果。每个人都用脑力对待自己的分工任务，都可以把这种分工劳动做到极致，那么整合起来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共享他人的精神成果。因此，分工岗位的单一化带来的专业化发展可以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增益。
第三，社会分工体系的平面化铺开，为人们从整体上协调、完善整个分工布局提供了可能性。社会分工实际上是持续展开的，是一种普遍存在。任何领域的分工都有上下衔接环节，如生产领域，前一个环节形成的产品变成下一个环节的原材料，这样单向的依次展开，最后推出来的就是终端的产品。与此同时，单向的社会分工劳作可以平面铺开，表现为在空间上的同时存在。换句话说，所有的分工环节在时间上都同时进行，但成品平铺后就变成了在空间上同时呈现的事物。因此，社会分工体系的平面化铺开，为分工主体彼此间的协调和完善提供了可能性。而此时，判断具体分工环节的状态，只能通过整体把握。社会分工体系的平面化铺开，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若社会分工的某一环节滞后，国家就会加强对这个环节的投入，尽可能地使其降低成本，从而让各个分工环节尽可能地呈现一种协调关系，进而体现其经济效益。而这一层次的分工，国家作为宏观把控信息的主体，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对于整个分工体系的宏观协调，不是处在具体分工岗位的劳动者去做，而是站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上的国家，通过发挥政治权力作用，从宏观上把握整个社会分工的格局。市场作用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推动分工的扩大化，使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具体，同时也让分工的效率越来越高；而国家作用则体现在协调、完善整个分工布局方面的宏观调控。人类庞大的、越来越发达的分工体系，离开脑力劳动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能形成今天这个局面的。脑力劳动所提供的规则和价值理念让分工变得有序，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分工的三层经济意义。其中，前两层是分工本身所具有的，第三层则是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领域所提供的。剖析分工的经济意义，不能忽略国家作用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离开这个环节，不但前两个层次的分工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且第三个层次的作用也无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