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渊源

在人类文化形成初期，科技的力量微不足道，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且具有第一推动力。

世界分为南北半球，南半球海多陆少，且大陆内多高原、沙漠，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北半球陆地面积达39%，且多临海岸线及河流，陆地系统多处温带范围，气候适宜人类生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形成了“中纬度文明带”，世界上的古文明都诞生于这一纬度，由西向东一字排开，而中国则处在最东端。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往来相当困难，这意味着地理环境的特殊，使得中华文化富于独创性，且不受其他文化干扰，避免了文化形成过程中与其他地域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

中国不仅地处文明诞生地的最东端，而且西北部的地理环境险峻，东南比邻大海，这样的地理位置不利于舟车往来，形成了封闭的地理环境。因此，黄淮流域的初民以土地耕种为生，形成了对土地的深度依赖。而且，中国有世界早期文明中最大面积的平原和风化造成的松软土壤，这些都是“五谷丰登”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条件，并处在多种气候带的覆盖下，所以适合多种经济作物的生长。当时，即便海洋捕猎也是生存的一种选择，但这种方式及其不稳定，相比农业生产危险艰苦。因此，中国人放弃海洋生存的方式，转而从事农业生产。根据马斯洛的需要阶梯理论，处在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状态的古人对安全的需要应当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在有土地耕种保证生存的前提条件下，海洋捕猎方式就被边缘化了。于是，以土地为生的安全生产、生活方式在华夏大地上找到了立足的土壤。(https://www.daowen.com)

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模式。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我国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就走上了农业生产的道路，农业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与此同时，由狩猎劳动演进而成的原始畜牧业，以及从采集劳动分化衍生而成的原始种植业，则退居辅助性劳动，以弥补农业生产的不足。

在中原大地上农耕文明发展的同时，在中国西北部的广阔草原上，长期生活着同华夏诸族同样历史悠久的民族部落。从西周的羌、戎、鬼方到秦汉的匈奴及以后的鲜卑、突厥、女真、契丹、蒙古等，这些部落中不少与中原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有的在进入中原后逐渐与华夏族融为一体。然而限于西北部高原戈壁与盆地大漠的特殊地理条件与气候状况，这些地区很难发展农耕经济，便逐步形成以塞外为基地的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在文化发展上较中原的农耕区是落后的，但游牧民族骁勇善战，长于征战掠夺的习性，因而与农耕文化形成了长期冲突对抗的局面。即便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但他们仍旧未能改变华夏文明的基本面貌，而且有被农耕文化同化的趋势。由于两种文化共存，文化间相互交织碰撞，在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内，中华文化有了自身的发展动力。

由于中华民族形成了对农业依赖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基本上是内向的：文化风格由于重互补、反对立而呈现和谐性；人际关系也体现为以和谐为主要内涵的伦理特征。在“稳定”的社会共识和“团结”的意识作用下，中华民族特别强调整体性和共性原则，逐渐形成了全局意识，表现为提倡集体主义，有很强的凝聚力，个人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等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