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选择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四十多年来在实践领域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启用”市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其关键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注中国改革，就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生产方式，所以中国改革归根结底是创新一种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该采用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维护了大机器生产力，所以它体现出一种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是生产力的增量表现。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计划经济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而要想改变所有制，实现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换句话说，要想改变所有制，如果不通过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拥有财产的人不可能主动把手中的财产权利移交出来。因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前提要求革命作为支撑，而这个革命的成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构想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方式既涉及生产力领域，又涉及生产关系领域，同时还会对上层建筑领域产生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生产方式，改革归根结底是创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命题可以代表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因此，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改革，就要从历史角度，以时间为线索，纵观中国改革进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位。[1]中国改革从启动到当前，经历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四个历史时期。
邓小平时期面临的挑战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于是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落后的生产力威胁到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命题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为选择市场经济作了铺垫。除此之外，他还作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即推出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提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这样一来，我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就有所不同了。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中国发展水平就可以暂时不用马克思所说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标准来衡量。这就为中国搞“部分人先富”提供了可能性。邓小平时期，中国改革的推进是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特区、乡镇企业崛起三大实践，使部分人先富的模式逐步趋向市场经济的。这三大实践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运用商品经济的方式发展经济。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主张采用计划经济发展经济，那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有理由采取与之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党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着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即中国改革选择有利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市场手段也是符合逻辑的。邓小平提出了“市场”和“计划”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2]换言之，社会主义不排斥“市场”。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我们用的是实践概念的先富，换句话说，不是永远停留在一部分人富裕，而是一部分富起来以后，先富的人带动其余人，最后趋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公有制原则和共同富裕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部分人先富只是暂时现象，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部分人先富却是永恒现象。邓小平通过“部分人先富”政策的推出，以及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撑，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与此相伴而生的，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https://www.daowen.com)
按照经典作家的论断，民营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下的经济现象。因为它是雇佣劳动，所以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江泽民面对的挑战，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出现了民营经济的事实，如果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必须要容纳这一现象；如果不能包容民营经济崛起的事实，那么改革很可能中途转向。面对中国改革早一批的先富群体，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化解了这个难题。[3]通过调整党的性质和宗旨，用“三个代表”的表述代替了原来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表述，原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扩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一来，党代表的主体扩大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调整成“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于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所拓展，拥有更大的理论空间的表述让民营企业家入党成为可能。一旦民营企业家入党，就意味着中国改革承认民营经济崛起的合法性，那么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客观上给当时暂存的贫富分化以政治上的许可。因此，江泽民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贫富两级分化凸显、生态环境逐步恶化、政治权力运行腐化等一系列问题相伴而生。[4]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就是这些发展上的各种挑战。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化，社会上贫富分化、环境恶化、权力腐化的情况日益严重，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不乐观，这意味着权力运行暗含巨大风险。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5]市场经济仍旧遵循自身的运行模式逐步推进，财富及资源明显向少数强者集中；而大部分人掌握的资源却越来越少，虽然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暂时掩盖了贫富分化现象，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与日俱增。除此之外，生态环境问题也引人注目，如雾霾天气、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一一显现。于是，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能否通过政治权力在市场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成为重大理论课题。对此，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持与推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所有人，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运行原则使资源自动向强者倾斜，逐步形成贫富分化的局面，因而以人为本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也都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它并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展示出来的价值选择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换句话说，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单靠市场本身的运行是无法自发实现的，这一政策要想逐步落实，必须推出国家主体，在宏观领域进行调控，针对现实问题实时推出促劣变优的整套机制，对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予以“全面协调、促劣变优”的补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就酝酿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系列措施[6]，说明我们的资金投入并非只考虑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同样兼顾贫困地区的建设。而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资本运行原则，很难去选择弱势地区或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进行投资。除此之外，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必须要在实现发展的前提下，逐步趋向共同富裕。因此，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发展理念实际上是对原生态市场经济的改造。
如果说中国改革的亮点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保证可持续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又兼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那么理想社会的实现需要发挥国家作用。其一，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使国家不得不扮演支持社会主义改革的角色，其作用的发挥不仅要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要承担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其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社会管理职能愈发凸显，它不仅承担制定社会秩序的使命，同时还肩负道德培育、保护环境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