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作用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不仅体现了敢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还显现了其智慧和能力。本书认为，中国改革进行到今天，涉及的重大问题都已经逐步提出，下一步就是如何将这些问题一一落实，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和把握全局的战略思维，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个思路的初步形成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环节[7]：
第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成果，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目标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体现较高的生产能力，而且应该落脚于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这两者表现出一致性的初始成果。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有不同的表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承认优胜劣汰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共同富裕目标。所谓全面小康，首要解决的就是部分贫困地区和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在满足生存需要方面，全体人民应当实现按需分配。早在2020年以前，习近平就多次讲到，我们现在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差几年，换句话说，现在搞针对式扶贫目的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按需分配的初级阶段，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第一步。当然，对贫困地区和人群进行有针对式的帮扶，就需要国家发挥宏观作用。当前，通过不懈奋斗，在2020年我国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继续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迈进。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所谓要素结构，即一个是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这里的市场和政府共同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内。在这个体制中，存在的不只是单纯的市场，而是市场和政府联手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其政府通常只能在市场旁边，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即维护市场竞争造成的贫富分化结果，明确财产归属，防止社会动荡；或者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行使宏观调控的“消防队”角色，即凯恩斯原则，即便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必不可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政府作用应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价值原则，从而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作用，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全面依法治国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前文已经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大要素构成：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政府。所以，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针对这两个方面。通常说来，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已经规定了法律的存在意义，因为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在法治前提下的竞争。只有在法治前提下，才能考虑每个人的自由问题，即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则兼顾第二个方面，即政府必须依法行政。这里刻意地突出了政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依法实行。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要素有合法地位。因此，全面依法治国不仅强调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前提，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强调政府行使权力时也要依法进行。换句话说，全面依法治国是对市场与政府两大要素的同时框定。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都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言之，全面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作用的发挥同执政党的宗旨相一致。换句话说，与其说全面从严治党的对象是执政党本身，不如说是政治权力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的发挥必须有前提规定，才能胜任空前的历史任务。若权力的行使无边界无约束，权力腐败就不可避免。因此，政治权力发挥作用要遵循价值目标原则，即国家权力是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大众的，而非自身，不能把自己的目标当作价值原则。为了让权力系统造福人民，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无产阶级政党把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视为同一过程，主张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实现全人类解放。要实现这个目标，权力实施者必须表现公而忘私的境界。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权利的核心力量。全面从严治党昭示了政治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遵循的价值尺度，政治权力的发挥是依靠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体现的。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是让执政党对共同富裕的目标在道德上率先垂范，绝不能出现作为社会中比较有能力的一部分成员率先抢占资源，以权谋私。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内在地嵌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尺度。(https://www.daowen.com)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个方面，即实践成果、要素结构、运行原则和价值目标就定位了，在逻辑上展示的就是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政治权力，也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了框定。全面深化改革规定了政治权力的宏观地位，全面依法治国规定了政治权力的运行原则，全面从严治党规定了政治权力的核心价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规定了政治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践目标。
通过实践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世，困扰我们的许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搞市场经济，但跨过了初级阶段，还要不要继续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到底伴随社会主义走多远、走多长？难道说跨过了社会主义初阶阶段，我们还要回归到原来的计划经济？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其实并非那么简单。我们曾经一度把它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命题一致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待初级阶段结束后，我们就又回归到常态的社会主义。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回去？能否回去？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关涉到一个难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联手到底能走多远？我们能否运用这样的发展方式一直走下去，从而实现未来理想社会？
考察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提下的区别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奉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原则；而社会主义在沿用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原则后，还要顾及“全面协调、促劣变优”环节。这里的全面协调体现的就是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进入市场的时候依据的是科学发展观，而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模式就是实现促劣变优。从理论层面讲，“促劣变优”和“优胜劣汰”本不是对抗关系，因为“优胜劣汰”内生“促劣变优”。既然是“优胜劣汰”运行模式，那么劣者群体肯定希望自己通过改变而进步，从而变成优者群体。所以“促劣变优”将变成社会主义政治权力运用的目标模式。当这个问题逐步解决，我们就会看到，即便存在“优胜劣汰”，优者和劣者之间的差距也会变得越来越小，社会主义者追求的共同富裕局面就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达成目标。
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把所有的重大问题都解决了，但至少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这四个发展时期来看，他们都是在肯定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当代所追求目标的一致性。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命题在以上四个方面定位了自己的形态，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人类发展模式：一方面继承了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张扬了社会主义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坚持。或许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联手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很可能展示的是社会主义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而人类迈向理想社会很可能要依靠这样一种机制来实现最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