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对基本经济关系的规范
社会形态中有三个基本要素：经济、政治、道德，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关系重要的三个领域。人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生产力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就是衡量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尺度，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水平的高低。比照经济、政治、道德三个要素，经济可以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人类面对自然界带来的各种压力和矛盾，不断形成自身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一种生存能力。
马克思抓住经济要素，认为经济归根结底发挥决定性作用。他曾表达过，吃穿用问题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解决这些问题，人类才有可能超越历史，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基础和前提。本书认为，人类所有的发展都和这个基础相关，哪怕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发展到今天所展示的用精神生产方式来解决物质生产领域的问题，如科技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我们也要意识到：精神生产必须寻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换句话说，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人类追求的进步目标。人类所有的发展，力求改变的仍旧是人类作为物质形态生命存在的方式问题。
经济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政治要素和道德要素。这三个要素不是平行的，归根结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道德要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需要。换句话说，人类曾经是不需要政治和道德的。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是没有政治的，氏族社会的形成并非依靠强制方式将人们联结在一起，而是通过风俗习惯逐步形成的。习俗是人类在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过程中逐步养成的一些被证明有效的惯例。这种惯例跟早期动物之间的自然关联有所雷同。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人类拥有复杂的大脑，其精密的结构使人类拥有无限的智力能力，这使得人类呈现出能够适应复杂社会关系的能力。政治现象的出现把社会关系中需要稳定的方面予以加强。政治就是通过强制方式规范共同体内部关系的最基本原则。政治的出现衍生出政治形态工具——国家。早期社会的风俗习惯只对小范围内的氏族部落有效，当人类步入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时，国家应运而生。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们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可以稳定地获取消费品。于是战争行为就变成积累财富的方式和手段，具有经济意义。战争的结果形成了相比较血亲关系组成的氏族社会更大的共同体，此时需要强制的方式规范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法律伴随着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
当人们结成相对较大的共同体时，对人际关系基本原则作出强制性规范就必不可少。这种规范，可以使人类生活在一种有序的秩序当中。换句话说，政治现象成为一种经济需要，是经济关系扩大之后，形成新的社会秩序的需要，政治本身是依附于经济的，是经济形态发生变化后的内在需要。政治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经济现象。如果认为政治仅仅是政治现象，仅属于政治范畴；而经济仅仅是经济现象，仅属于经济范畴，就不会对社会关系的这两大要素的内在联系做出合理的判断。因此，政治关系是一种强制方式规范的最基本的关系，一切政治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是用来实现经济的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现象，如经济特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等。经济的背后就是政治，都是由政治作用的。但政治所作用的经济能否经得住考验，并不取决于政治本身，而是取决于政治反作用的经济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本身可以同若干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但只有一种生产关系是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因素的发挥能否找到这个唯一正确，本身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找到了并付诸政策实施，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找错了或者没有付诸于实施，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生产力归根结底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由此可见，政治要素可以转变成经济要素，经济要素也可以转变成政治要素，那么道德要素又是如何体现的？(https://www.daowen.com)
本书认为，道德关系是经济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马克思曾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0]陈志武也表示，家庭的功能体现为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精神互助就是经济互助。[11]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最基本的规范，这种规范如同政府列的负面清单，规定了不能做的具体事项，且一旦触犯就会受到何种程度的惩罚。但社会生活是无限广阔的，其余领域的规范则需要依靠道德约束。考茨基认为，道德很可能与人的动物性联系在一起。动物之间的亲子关系和人类的亲子关系有雷同的地方。从本能角度讲，从上到下的呵护源自一种自发，体现人的自然性；而从下到上的关爱却是人的文化性的产物，是人类在文化上有这样的要求。在生物进化环境里所形成的关系模式中，辅助弱小源于生物的本能要求，是先天而成的；而子女赡养父母却带有文化色彩，具有某种道德性质，是后天的要求。
当道德自觉发展到现代社会关系阶段，就变成政治关系的补充形式。法律规范的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采用强制方式；道德关系规范的是辅助的、随机的经济关系，采用舆论导向方式。中华文化对伦理原则、道德关系有基本的规范。道德关系规范的人际关系范畴让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网上的各个节点，这样的特点让中华文化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由于它是网状的联系，一个点的击溃崩塌，不会导致全盘崩溃。中华文化建构的社会关系与西方不同，西方文化崇尚个体本位，个人处在最突出的地位；中华文化则崇尚社会本位，判断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综合的，看个体对家族、民族、天下所做出的贡献。西方推崇个体本位价值观，法治是社会管控的主要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华文化的社会本位判断一个人首先看他是否有德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是道德伦理的体现。总而言之，西方文化侧重用法律的方式管控社会关系，而中华文化侧重用伦理道德方式管控社会体系。
三大要素的关系为：主体是经济，政治是经济关系衍生出来的管控方式，道德是经济关系衍生出的另一种方式，政治关系提供的是硬约束，道德关系提供的是软约束。这两种约束本身都具有政治性。道德约束具有政治性，是由于这种约束实际上是通过政治提出的要求。政治约束是硬约束，主要体现在法治方面，道德约束是软约束，虽然不是法治，但是由政治引导的舆论所倡导的，同样也要经历政治化的运作。道德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本身具有预期的性质，它体现的交换关系和经济体现的交换关系性质不同。经济体现的交换关系具有即期性质，是等价的，而道德的交换关系不要求即期，而且是非等价的。凡是政治所规定的经济关系，曾经也作为道德存在过，换句话说，政治是过去的道德，道德是将来的政治，如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道德性质，却是由政治来规范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以经济为核心，道德、政治作为互补互动的运行机制共同作用的。道德不是远离经济、政治的，它本身就是经济内容的衍生和拓展。道德是软约束的政治，而政治的强制性约束方式对社会发展具有经济意义，同时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规则。社会形态的三要素，每个要素都内生于其他两个要素，人类的历史进步就是在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中实现的。
纵观人类历史，法治不一定伴随市场经济，但市场一定需要法治。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是自由竞争，因此必须限定自由施展的范围，即个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自由，这就需要有法律制度来进行秩序规范。法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规则，其最核心的判断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随着时代前进，社会不断发展，未来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前提更趋于道德要求。此时，政治就具有道德性质和经济意义。在经济、政治、道德三要素中，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法治规范的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关系，道德则将在具有弹性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它们作用的空间不同。展望未来，当人们自觉地遵守法律的时候，这种行为本身就变成一种道德自律。
中国改革形成倒逼机制，以至只有搞市场经济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不能照搬西方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要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上有所创新，必须引入政治权力资源，政治权力会对市场经济发挥自己的作用。政治是经济的要求也是道德的载体，通过政治权力内在融入经济关系和道德关系之中，政治权力可以以共同富裕的道德目标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在经济领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政治权力是经济关系衍生出的工具体系，资本主义尽量避免政治权力进入市场，而社会主义却将政治权力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由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本位的，它可以把利己动机和社会内在统一起来，创造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化解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如金融危机、生态危机、非传统安全危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