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函授学习班
1984年，我参加工作时，全县公、检、法、司四家单位，只有司法局有一名正规的法律系大学本科毕业生。所谓“正规”，是指基础学历。
在“正规军”紧缺的年代，“兵民乃胜利之本”。因此，那几年在职教育被提上日程。从1987年开始，地区检察院设立电大工作站，进一步推动全地区检察干警高等学历教育。院里大多数干警都参加电大学习，电大学习地点设在地区检察院，离得近，来去方便。只有我们前后两批招干的四人没有参加电大的在职教育，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函授班。
在职教育首先要过专科学历这一关，我们那时上的就是函授专科班，学制三年。那三年函授学习比参加检察系统电大教育学习辛苦多了，但苦中有乐。每学期两次面授，一次二十天到一个月，在全省范围内分片设置面授点。从皖南到皖北，还有江淮之间，安徽的三个地理分段，几乎被我们的双脚踏遍。
关于我们四个人考取函授的学习费用问题，院里专门召开了党组会，经研究，决定在我们拿到毕业证后，给我们报销三年的学费，其余费用自理。由于我们上班时间不长，又都是刚结婚，经济相对紧张，因此，我们养成了每次住宿必讲价的习惯，专门挑选那些小旅店住，图便宜，好歹只是住一宿嘛，我们以此安慰自己。
养成了住宿讲价的习惯，也讲出了经验。那次去蚌埠考试，我们发现坐落在湖畔的体育宾馆正在装修中，认为这种情况下住宿肯定便宜，就走了进去。他们去讲价，我在外面看东西。我等了好长时间，见他们笑吟吟地走出来，一看就知道“有戏”。他们告诉我，说是装修期间没有客人住，经理答应只收我们半价。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真不简单，连经理都惊动了。他们说：“不是我们有意去找经理，是经理恰巧在大厅，一听说话口音，就知道是砀山人。经理说他曾在国营砀山果园场工作了好几年，对砀山有特殊感情，于是就给我们‘开恩’了。”
这是我们函授期间住过的最好的宾馆，虽然之后我们每走进一座城市，或参加面授，或参加考试，都在街上溜达，以期再遇到类似正在装修的好宾馆，可一次都没再遇到。小张那次正好提前到达蚌埠，住在了亲戚家，为此，没少埋怨我们，说好事都让我们摊上了，她没这福气。
蚌埠体育宾馆的建筑很别致，两间房的窗户中间只是一面高擎的砖头方柱，两间房的窗户都拉开，人抱住方柱可以自由来往。我跟他们打赌，说我可以随便到他们房间去。他俩头伸向窗外，看看十几层的高度，说我要是敢过去，晚上我想吃啥给我买啥。我抱住柱子，抬腿跨进另一个房间，抬腿又跨回来。
晚上，我们踏入小吃一条街，走进那条长长的巷子，在一家鸡汤、油饼摊前留步。我问老板有没有炒菜，老板说没有炒菜，但有一只煮熟的老母鸡，可以便宜卖。
我问多少钱，他说给钱就卖，就给五块钱吧。
我们也感觉便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我们三个还不太会做饭的年轻小伙子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烹饪经验，脑子也不向这方面思考，明明人家是卖鸡汤的，却想不到煮过的老母鸡为何便宜。(https://www.daowen.com)
老母鸡被捞出来了，真大，肥肥的，而且是刚从汤锅里捞出来，热乎乎的，只是它在汤锅里煮了很长时间，精华已被熬尽。我们大块撕鸡肉，撕下满满一小盆。鸡肉吃到嘴里，像木材块子一样食而无味。好在老板的摊点有大碗辣椒酱，小酌一口二锅头，蘸着辣椒酱吃鸡肉，仍然很香。结账时，老板看看被我们吃下大半碗的辣椒酱，开玩笑说：“按讲，辣椒酱都该收你们钱的。”说归说，终归没收。
考上函授时，小张的女儿才出生几个月。每次外出，我们几个都像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黄宏一样，帮她肩膀上挎个大包袱，里面装的净是褯子、奶瓶、奶粉之类。那次去阜阳，从淮北乘火车，上车的人特别多，挤都挤不动。小张把孩子交给我抱，她自己先挤到前面，我紧紧尾随其后。她靠近车门时，自己不上，让我先上车，可其他乘客却顾不得这些，见空就向前挤。列车员见状，出面制止说：“别再挤了，让背褯子的孩子爸先上车吧！”其实，我就是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家女儿的，因为她家女儿和我家女儿一般大，抱着她，也寄托了我对我女儿的一份牵挂。
背褯子、抱孩子这些事，大都是我干，另外两名同志虽然结婚了但没有孩子，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但他俩在其他方面尽量照顾我，比如面授时，统一安排在面授点住，集体吃食堂，他俩从不让我去排队打饭。我坐在提前占好的饭桌前，逍遥自在地观看长龙般排队打饭的队列，直至他俩挤得汗流浃背，端着缸子走过来。
我虽然不排队打饭，但在吃饭这件事上，我们之间是有约定的。吃完饭，他俩把饭缸一推，走人。我提溜着饭缸、筷子去洗刷。洗刷完毕，把缸子用一根铁条一穿，背在肩后，带回宿舍，下次吃饭时，我再背回来，交给他们打饭。
我们实行的是“AA制”，从出发开始，每人拿出等量的钱交给小李。小李心细、勤快，甘愿承担我们四人的后勤工作。我们住宿、买饭票等所有花钱的事都由他统一掌管，因此我们戏称他为“当家的”。每次培训或考试结束，他都拿着小本本把此次所有费用开支向我们交代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小李向我们公布开支明细后，小张开玩笑说：“苟富贵，勿相忘。假如以后我们中间有人在小李之前当了院领导，一定要选拔小李干办公室主任，他太称职了。”我第一个鼓掌，表示赞同。后来，我在我们四人中最先当上了院领导，却没能兑现承诺。
那时的函授很正规，两次面授，老师要教完在校生一学期的课程。授课老师也都是华东政治大学的教授，他们亲临面授。面授后，在规定时间内，我们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好寄往学校，授课老师认真批改每一位学生的作业，给出分数，折合后计入本学期期末考试中，不及格者补考。虽然每学期都有人补考，但补考毕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就有过一次补考经历……
这件事说起来很没面子，但也体现了那时函授学习的规范性。这次年终期末考试，就是在蚌埠体育宾馆住宿时。清早，吃过饭，我们结伴去考场，我穿了那件军式检察大衣，是第一套大衣，毡绒棉胆，很厚也很沉，预备住宿条件差时，晚上睡觉可以盖身上，结果住了好宾馆没用上。我摘掉肩章，把它作为便装穿。去考试时，大家手里都拿着书，临近考场前翻翻。考场规则里明确规定严禁把书籍带入考场，可我还是依仗大衣宽大肥厚，把书装进了大衣口袋里。考试时，那件大衣穿在身上，写起字来怎么都不方便。我索性脱下，挂在座椅上，结果大衣还是被我不知不觉中晃到了地面。我的座位挨着走道，大衣落地，监考老师捡起来，同时也触到了口袋里的书。监考老师把书从我大衣口袋里掏出来，放在讲台上，拿回一张表格，对照我的考号，在我的名字前面画了个圈。
我仍然坚持认真地考下去，因为监考老师并没有没收我的试卷。我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虽然我把书带进考场了，但毕竟没看，事已至此，考完再说。考试结果寄来了，我的那门课是零分，同时信函里还夹带了一张补考通知书。当时，我感觉很委屈，后来细想，怨谁呢？是我违反了考场纪律，这是我应当承担的后果。补考通知书上写的补考地点设在省司法厅教育处，我一看到这个补考地点，就想到不可能仅仅是补考这么简单。于是，去补考之前，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检讨，装在包里，防止到地方再写，天寒地冻不方便，影响考试。
我真聪明，现实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省司法厅一名同志在补考前召集我们八个人开会，要求缺考的同志写出情况说明，考试不及格及作弊为零分的同志各自根据自己的情况写出书面检讨。我是第一个把检讨书交上去的。
直至毕业，虽然我们一次都没有跨入过华东政法学院的大门，但我们仍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
感谢华东政法学院，感谢华东政法学院的那些教授。他们不歧视我们这些函授生，像对待在校生一样对待我们的每一门学科，给了我们一次系统学习法律知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