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回顾

早在民国时期，“边政研究”浪潮下的土司研究在全国蔚为规模，已形成一个大的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群体，烘托起火热的氛围。^[1]但显然桂西土司没土司政治调查》，《西南边疆》1941年第13期；刘恩兰：《登涂禹山访瓦寺土官寨》，《先锋文化》1946年第六卷第6期等。参见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贾宵锋、王力：《近百年来中国土司制度的史料整理及研究综述》，《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则大概是由于当时桂西的边疆危机尚未累积到一定程度，二则可能是原桂西土司辖区人群所表现出来的“异文化”情调不够浓烈。不过，这一时期，一些广西本土学者曾对壮族的历史来源做过广泛的考证与讨论，其中涉及桂西土司的部分内容，主要有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2]与刘锡蕃（即刘介）的《岭表纪蛮》^[3]两著，其所述土司部分都比较简单，但不失开创价值。刘介后来编著《广西特种教育》一书，其中对土司情况有一些介绍。^[4]此外，刘介另有《广西土官故实采访录》一文，对土司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皆有论述，应该算是第一篇全面介绍桂西土司的专文。^[5]

1949年以后，伴随着“民族识别”的开展，桂西土司作为壮族最重要的历史与文化表征之一，是民族识别工作组重点关注对象。在这次调查的最终成果——《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有关土司的内容占了较大篇幅，记录甚详，且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田野素材，是了解桂西土司制度难得的材料。^[6]此外，1961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组织编撰的《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共4册），基本上是一个文献的汇集，搜罗了诸多正史古籍、地方志、碑刻等所载的土司内容，包括“土司制度产生前的广西社会”“广西土司制度的建立和消灭”“土司的辖地和世袭”等八篇，颇有参考价值。(https://www.daowen.com)

不过囿于各种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关于桂西土司制度的专题和系统性研究一直未曾开展，相关论著几乎没有，论文亦屈指可数。刘介在《宋代僮族地区在土官统治下的经济形态》一文认为，宋王朝在壮族地区建立土官制度，是前代“羁縻制度”的延续，其经济形态仍属于奴隶制。^[7]粟冠昌则讨论了桂西土官的族源问题，他通过考证认为，土官绝大多数是本地的壮族人。^[8]此后是一段漫长的研究沉寂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桂西土司的研究才又见诸学术刊物，譬如钟诚以《广西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初探》为题探讨了桂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及结果，^[9]胡起望对《明史·广西土司传》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校勘与考证。^[10]虽然文章的数量有限，但研究思路逐渐在拓宽，其中不乏值得深入探讨价值的观点。台湾地区的学者关注土司制度者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陈耀祖的硕士论文《土司制度之研究》，该文着眼于中国土司制度的宏观分析，其中部分涉及桂西土司的内容，尽管陈文并无丝毫的人类学色彩，但其参考文献中出现了一些人类学书目，颇具特色。^[11]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学术热情与日俱增，桂西土司的研究迈上新的起点，自此成果层出不穷，至今仍是学术热点，不断有新作问世。根据不同的主题，可将40年来的研究成果做如下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