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专题研究
随着桂西土司研究的不断拓展，其领域也逐渐深化与细化，因而产生诸多专题性研究，又可分为以下几项：
（一）土司制度的介绍及评价
此类文章基本上是按线性的时间序列，对桂西土司或进行制度层面的总体介绍，或以元明清三朝作断代分述，都在试图告诉人们“土司制度是什么”“土司制度意味着什么”；至于土司评价方面，在“现代”语境下，土司制度作为一种“封建社会阶级和民族压迫的工具”，对其评价强调负面性，也有基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正面声音。[20]
（二）土官的族属问题
这是土司研究的重要论题，甚至可以联系到一些学者强烈的民族情感。讨论的焦点为土官究竟是“外来汉人”还是“本地土著”（即壮族），刘锡蕃早期主张前说，在《岭表纪蛮》中就有相关论述，黄现璠等编著的《壮族通史》也主此说。但此后主流观点越来越倾向于“土著”说，通过大量的研究，基本已成定论，大多数相关论文就是为了驳斥前者而展开的论证。[21]
（三）改土归流研究
既然人们普遍认为“改土归流”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本身是值得研究的，在此逻辑下，讨论重点自然围绕着改土归流的“原因、过程及结果”这样预设的议题而展开，包括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变革。[22]
（四）经济与土地问题
经济与土地问题更为复杂，要摆脱注重社会形态与经济关系的影响颇为不易，由于“桂西土司地区属于封建领主制”的论断是长期形成的定式，许多讨论都在此既定框架内进行，经济类型化的阐述、土地占有关系的揭示都与之相关。[23]不过也有新视野的出现，如罗树杰的系列文章，更重视具体的实证研究，材料的使用以及论述的方式有点接近社会经济史学派的风格，[24]此外，杜树海通过土地文书，研究广西土司地区的土地权与人身权问题；[25]蓝武、梁亚群的文章则研究元明、清代中前期广西土司地区的移民与开发情况；[26]唐晓涛探讨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问题；[27]李小文等研究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里甲制度。[28]
（五）宗法制度研究(https://www.daowen.com)
几百年的在地化统治，每任土司都逐渐形成血缘性的宗族世系，当然也留存下来许多族谱。日本学者谷口房男与国内学者白耀天合作搜集并整理出版了《壮族土官族谱集成》一书，是观察土司历史与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这些族谱存在着大量“攀附”汉文化的现象，编者不惜笔墨进行“打假”和“辩伪”。[29]蓝承恩对忻城莫氏土司的祭祖仪式进行了考证，所述甚详，可作为资料使用。[30]此外，土司家族的“封建宗法形态”也受到了关注，主要讨论以“族权”为中心所衍生的各种利益关系。[31]但有关土司宗族制度的全貌研究尚属少见。笔者在《论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一文中全面介绍了桂西土司的宗族制度，并试图揭示宗族制度如何被演绎为文化和政治的象征，成为土司表达国家认同、创制汉人族群[32]身份、控制地方不可或缺的手段。梁亚群围绕“田州岑氏族谱”探讨该土司的国家认同问题。[33]
（六）土司家族与人物研究
对某一土司家族或人物传记式的描述，似乎有一种怀古的格调，所展示的不外乎是此家族的兴衰荣辱，或此人物的生平事迹，当然也会对一些史迹进行甄别与考证。[34]不过，李小文的《边疆族群·国家认同·文化创造——以一个俍兵家族的变迁为例》另辟蹊径，颇有新意，将一个俍兵家族的历史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视野，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35]至于瓦氏夫人，因其抗倭的英勇事迹而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不过大多也还只是停留在史实考察的层面。[36]
（七）军事研究
其研究主要反映在土兵与狼兵，以及朝廷镇压土司叛乱等议题上。在桂西历史上，土司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是维持自身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每遇战事，朝廷就能紧急征调，常为之解忧。这一现象是研究者主要讨论的议题。此外，土司叛乱研究主要集中于嘉靖初的“思田之乱”，多侧重于事件史的描述。[37]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视野，唐晓涛通过“狼兵”东进的视角展现明清广西浔州府复杂的社会转型与族群变迁，[38]她认为“狼兵”或“狼人”的出现，反映了明中期桂东“猺乱”、桂西土司势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历史图像。[39]
（八）民间信仰研究
在土司统治期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影响深远的地方信仰系统，右江河谷的“岑大将军”信仰即为典型代表，此外，“岑三爷”信仰、“莫一大王”信仰等在原桂西土司地区也占有重要地位。黄家信在《壮族的英雄、家族与民族神：以桂西岑大将军庙为例》一文中，就明清泗城州（府）大致范围内的岑大将军庙作了统计，并简要描述了每个庙的地理分布及祭祀情况；[40]康中彗在《民间信仰与社会记忆——对桂西壮族岑氏土官崇拜的文化解释》一文中则试图利用社会记忆理论对岑大将军信仰的流播与传承进行解释。[41]笔者在《论桂西岑大将军信仰的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一文中，将岑大将军信仰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建构置于土司“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来观察。[42]红水河流域的“莫一大王”的研究则主要偏重于文学，有学者认为此神明与当地莫氏土司无关，相比之下，宗教人类学意味的研究较少。[43]也有学者将东南亚的麽公与广西土司政权联系起来。[44]
（九）社会文化与族群认同
桂西土司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地方边陲的“小传统”[45]，更要关注它们与中央王朝“大传统”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种互动中，大传统作为“文明化”的力量改变了边陲社会文化，张江华系列文章皆聚焦于该主题。[46]韦顺莉等研究土司社会民众的族群认同问题。[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