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料说明

加拿大人类学家卡罗林·布莱特尔（Caroline Brettell）曾著文分析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意欲告诉人们如何在资料堆中进行“田野”工作，她将之与人类学田野等同起来，并且试图说明资料的来源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最后还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对此加以论证。^[94]在布莱特尔的启迪下，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资料应该是包罗万象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本著所使用的资料便体现出这样的多元化特质。

（一）官方典籍文献

由于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治理边陲和边陲族群的重要举措，在历朝正史、典籍中都有记录与阐释，如《元史》《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殿粤要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图书编》《清史稿》《嘉庆重修一统志》以及多个版本的《广西通志》等大型文献，都记载极丰。通过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管窥中央王朝如何看待边陲的土司社会，其所透露的统治策略与理念更是一种理解官方“文化图式”不可或缺的鲜活要素。

（二）文人笔记与地方史志

至少从唐宋开始，关于岭南的文人笔记与著述逐渐丰富起来，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等，于是有关桂西这个“蛮荒之地”的族群与文化的历史书写已大抵形成一种固定印象。明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向地方开拓的力度加大，更多文人通过做官、游历、流放等渠道直接进入土司统领地区，亦相应出现更多的直观描写，如田汝成《炎徼纪闻》、王士性《广志绎》、毛奇龄《蛮司合志》、邝露《赤雅》以及闵叙《粤述》、陆祚《粤西偶记》、李调元《南越笔记》、俞蛟《梦厂杂著》等对土司社会的历史与文化都有一定描述，颇有价值。地方史志一直是理解中国地方社会不可或缺的资料，而且数量甚巨。桂西的方志对土司制度都有详略不等的追溯性记载，特别是土司自身编修的史志，如《白山司志》《思陵土州志》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https://www.daowen.com)

（三）土官宗族谱牒与碑铭、石刻

土司家族的族谱是最具特色的文本和话语表达体系，是了解桂西土司社会的关键资料。我们分析的方向不是辨其“真伪”，而是深入探讨创造这些文献的个体或群体的行动逻辑。同样的，土司地区留存下来的碑铭与石刻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就隐于其中，如广西民族研究所编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其搜集的石刻资料很多就与桂西土司有关，可资利用。^[95]

（四）田野调查资料

1949年后开展的民族识别近乎一种田野调查，所以7册《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性价值不言而喻。此外，笔者在桂西土司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走访土司遗址，强化了对文化信息的直观印象；访问当地的老人以及道公、麼公，获取口述的文本与民间信仰资料；直接与土司的后裔对话，由他们来梳理先祖的谱系与事迹，做到文献分析和田野相互结合与印证。

当然，如何解读这些资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布莱特尔所说的在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要求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和所有的当事人共同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一切，知其思维、行为的一般规则或习惯，并且了解每一位当事人一言一行的具体原因、对象和目的；^[96]秉持“文化所有者的内部眼界”，在社会结构的内在脉络中理解他们所创造的“历史”，即那些文字的、口传的，或有形的、无形的素材。笔者力图通过对不同传承系统、多层次材料的诠释，构建出一幅桂西边陲土司社会的立体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