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思路

如果以上述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土司制度，必须要超越传统制度史的研究范式，从文化的角度重新进行解读。

古代中国，围绕“天下观”建构起以华夏为中心，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权力文化网络”。在这一网络中，通过划分中心与边缘，分辨族群的优劣、文化的高低来确定中心掌控边缘的权力秩序。^[87]在王朝的边陲，大都为“蛮夷”所据，未经教化，元代之前推行的羁縻制度，元代之后实施的土司制度，便是为实现这种权力秩序的制度化和稳定化而做的努力。

从另一层面看，土司统领一方，有“开门节度，闭门天子”之实，但其权力来自中央王朝的赋权和土司的自我赋权，它们的媒介都是文化。正如萧凤霞所言：“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化的机器几乎不着痕迹，但它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却无远弗届。”^[88]明清时期，桂西边陲日益纳入国家“一体化”的历程中，土官们纷纷攀附“汉文化”，譬如他们无一例外地宣扬自己的中原祖源，修族谱、祭祀朝廷的神明、积极朝贡，以此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据此形成自身区域内的“权力文化网络”，作为统治土民的基础。然而，无论土司们如何改造、粉饰先祖的来源与历史，仍然是国家“权力文化网络”的边缘“蛮夷”。(https://www.daowen.com)

不难揣测，在中央王朝之内，存在着多层级的“权力文化网络”。某种意义上，低层级“权力文化网络”的合法性内化于国家层级的文化理念。因此，桂西土司“权力文化网络”的形成与“汉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明化”在桂西地区的进程是同步的。在这一进程中，土司制度成为中心与边陲、“文明人”与“蛮夷”互动的地方性联结，不仅发挥了政治制度的功能，更导致区域社会文化与族群身份的重构。桂西边陲社会的生成、发展乃至于其后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识别和文化界定都与之密切相连。

总之，本著所要书写的桂西土司历史，强调当事人的能动性，尝试将客观上不同血统、文化和人群的互动，地域性文化体系的形成，不同历史情境下历史记忆和文化调适的策略，跨越时空而为人们所共享的历史知识的建构，不同层面、不同人群的历史意识的叠压，及其不同的文化表达途径和方式这些纠缠在一起并结成一个整体的脉络分析梳理出来。^[89]本著的关键词是文化、社会、族群、宗族、阶层、神明、信仰等人类学名词。但这里不再将它们作为不证自明的研究起点，相反，将之视为分析的对象。探讨这些概念如何在我们所研究的人物的头脑中，变成牢不可破的类目，这些类目又如何为人们所运用，构成日常生活的万象百态和权力意涵。^[90]

为最大限度地将相似现象的核心特征凸显出来，笔者不免要搭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的“理想型”（Ideal-Typical Methods）^[91]框架，在此表现为可操作的、被抽象的时空概念。从空间上来看，本著将桂西视为一个整合的地理概念，具有相当的同质性与匀质性成长进程——提供了创造土司制度之相似性的基础与条件；^[92]从时间上来看，尽管笔者认同土司制度始于元代的看法，^[93]但此朝对桂西影响远不及明清两代，加之元朝统治时日也短，故有意简略论之。因而本著侧重考察明清时期的桂西土司。本著的目的只是为了呈现历史脉络下土司权力建构的一般形态，描绘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结构性文化图式，不会涉及清中期大规模“改土归流”的问题。这种剧烈的政治性变革，将淡出笔者的视野。本著的桂西土司社会被视为一种理想状态，缺损增益都不足以破坏其作为整体的分析架构。此外，由于文化犹如连续不断之流，它淹没了无数零碎的时间表，甚至王朝更迭，因此这里的时间只是一个笼统的、有弹性的“容器”，是历史的承载物。当然，最重要的是，本著的所有素材都来源于具体的经验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