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的姓氏集团
明嘉靖《广西通志》在叙述土司历史时，对于唐以来的桂西政治格局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与分析，重点提到土司姓氏的连续性：
元以左、右两江羁縻州县隶属南宁帅府，分司管辖。左州二路，辖州二十六、县九；右江三路，辖州三十一、县十九外，庆远、南丹溪，其安抚司辖州十七，又有思州军民安抚司，辖州十三。及诸团蛮，其土辖旧有四道侬氏，谓安平、武勒、思浪、七源，皆侬氏。又有四道黄氏，谓安德、归乐、泗城、田州皆黄氏。抚水、安化有蒙氏，南丹有莫氏，西原州侬、黄之外又有韦氏、周氏，而黄氏为最强。侬智高乱后，侬氏之善良，许从宋姓，故多姓赵者。唐威制三边，中国兵未尝至岭南，故西原黄峒，久遗边患。宋苦于西北，岭南不暇宿兵，故抚水、安化数为寇钞，如广源贼酋，则其乱又不可胜言矣。元都北方，相距益远，姑息尤甚。夷俗狃于仇杀，牲性侵盗边境。如黄圣许、岑雄等猖乱于前，黄英衍、许文杰等续之于后。虽有土地人民，曾何少获其用哉。[1]
文中出现的“岑、黄、莫、赵”等姓氏，在羁縻州府时代，便已登上历史舞台，频见于史册，在与朝廷的互动中掀起不少的波澜。因而以明代作为基点上推，按照这些姓氏的分布及势力，可以将之与唐宋时期建立一种时空联系，从而了解地方权力架构传承的系谱和脉络。日本学者塚田诚之指出，唐宋时期，在左右江流域出现了“西原蛮”黄氏、“广源州蛮”侬氏、结峒黄氏、田州黄氏、安平州李氏、思明州黄氏、右江岑氏等强势部落，这些强势部落通过武力征服或组成“部落联盟”等形式把周围相对弱小的“未开化”部落笼络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从而以强势部落为中心形成若干个“地域集团”。[2]
有唐一代广西最为著名的“蛮夷”被统称为“西原蛮”，其内部又分为几个大的姓氏集团，与后来的土司应该有相当大的关联。《新唐书》就其当时的状况有过描述：
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峒，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滨。[3]
宁氏于南北朝至唐初为广西最有影响力的地方人群首领，连黄氏集团亦隶属之。但由于宁氏地处桂东，很可能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推进而逐步汉化了，总之其后消失于史册。随后黄氏崛起于桂西，其头领黄乾曜、黄少卿、黄少度、黄昌瓘等人曾领导族人与朝廷对抗长达百余年之久，足见势力之强劲，因而在诸集团中处于首要位置，[4]并长久保持着强盛不衰，在左、右江地区呼风唤雨。北宋仁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田州首领黄盈众曾受命于朝廷出任左右江防遏使，统帅此区域三十六峒的头领，听令邕州知州曹克明。“景德中，蛮寇邕州，（曹克明）改供备库副使，知邕州。左、右江蛮洞三十六，克明召其酋长，谕以恩信，是岁承天节，相率来集。克明慰拊，出衣服遗之，感泣而去。独如洪峒恃险不至，克明谕两江防遏使黄众盈引兵攻之，斩其首领陆木前，枭于市。”[5]后来侬氏也逐渐强盛起来，至少从唐末开始成为桂西重要的势力。《新唐书》载：
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稍不得意，辄侵掠诸州。横州当邕江官道，岭南节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其后侬洞最强，结南诏为助。懿宗与南诏约和，二洞数构败之。邕管节度使辛谠以从事徐云虔使南诏结和，赍美货啖二洞首领，太州刺史黄伯蕴、屯洞首领侬金意、员州首领侬金勒等与之通欢。[6]
其时，侬氏已积聚了与黄氏分庭抗礼的力量：
员州又有首领侬金澄、侬仲武与金勒袭黄洞首领黄伯善，伯善伏兵瀼水，鸡鸣，候其半济，击杀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后欲兴兵报仇，辛谠遣人持牛酒音乐解和，并遗其母衣服。母，贤者也，让其子曰：“节度使持物与獠母，非结好也，以汝为吾子。前日兵败龛水，士卒略尽，不自悔，复欲动众，兵忿者必败，吾将囚为官老婢矣。”金勒感寤，为罢兵。[7]
侬氏集团又因侬智高所在广源州而名为“广源州蛮”，《宋史》称：“广源州蛮侬氏，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源，地峭绝深阻，产黄金、丹砂，颇有邑居聚落。”[8]其强劲势头一直延续到北宋的侬智高之乱时达到顶点。[9]侬智高事件之后，侬氏一蹶不振，而且很多族众易为赵姓，[10]成为赵氏土司的源头，虽仍有一定势力，但失去主宰大局的力量。
有关另一大族岑氏的先世，文献记载较为模糊，北宋时尚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宋会要辑稿》讲述了“贼首”岑班被广南东路钤辖杨从先擒获的故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录了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七月地方豪酋岑庆宾向朝廷输款的情况。[12]据白耀天的研究，这个岑庆宾正是岑氏的关键性人物，岑氏土司与之具有传承关系。[13]到了南宋，岑氏崛起之势已不可遏制。此后出现黄氏与岑氏争雄的局面，《粤西文载》卷六十三《范克信传》中记录了南宋两氏为控制朝廷马政、攫取利益而产生激烈冲突的情况，在此过程中“各驻兵五千于买马之左右”，[14]可见实力之强劲。
其后又有岑邈公活跃于南宋理宗淳祐年间，他的两个儿子，岑从进据有七源、泗城、利州、露城等地，[15]岑从毅则于景定三年（1262年）夺取归化州。[16]岑氏的势力在元代继续膨胀，[17]与黄氏分别据有右江与左江流域的大片区域，从此在此地区基本奠定了岑、黄两氏的主导地位，土司时代地方势力的格局正是这种情况的延续。
在红水河流域，至唐朝末年，在大姓酋长的领导下，“诸蛮”还处于分立的状态，各自占据部分土地，互不统属，有的土酋甚至自封刺史等官职，独霸一方。到了宋代，此地与朝廷的羁縻关系逐渐建立，庆远府的羁縻州就有十个。南丹州莫氏、抚水州蒙氏、环州区氏等重要的姓氏集团也“浮出水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地方权力的格局。《宋史》有这样的记载：(https://www.daowen.com)
南丹州蛮，亦溪峒之别种也，地与宜州及西南夷接壤。开宝七年，酋帅莫洪遣使陈绍规奉表求内附。[18]
抚水州在宜州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劳。唐隶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镇。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19]
环州蛮区氏，州隶宜州羁縻，领思恩、都亳二县。[20]
虽为羁縻，但诸蛮并不安分，与宋廷多有冲突，制造了很多麻烦，如南丹州之莫公佞、莫公晟，抚水州蒙但、蒙承贵，环州区希范等都曾领导过反抗朝廷的斗争[21]。在这些姓氏中，莫氏毫无疑问最为最强大，一直到明清土司时代都还牢牢控制着红水河流域，其他的几姓则淹没于历史中。
总之，明朝建立后，这些姓氏集团接受了前朝的政治遗产，形成桂西土司分别由各姓氏把持的局面。根据地理位置及行政设置，刘介曾将明清桂西主要的土司划分为三个系派，具体情况如下：
甲、右江系思恩军民府知府岑氏田州府知府岑氏归顺州知州岑氏镇安府知府岑氏泗城州知州岑氏上隆州知州岑氏恩城州知州岑氏利州知州岑氏上林峒长官司岑氏果化州知州赵氏归德州知州黄氏上林县知县黄氏（以上辖地最阔的府州，俱为岑氏管领）
乙、左江系思明府知府黄氏思明州知州黄氏上思州知州黄氏向武州知州黄氏江州知州黄氏忠州知州黄氏永平寨巡检黄氏左州同知黄氏陀陵县知县黄氏都结州知州农氏恩城州知州赵氏（按《桂海虞衡志》载，侬智高乱后，侬氏善良者多改从国姓——赵姓）镇远州知州赵氏上下冻州知州赵氏龙州知州赵氏龙英州知州赵氏养利州知州赵氏陵善县知县赵氏凭祥州知州李氏太平州知州李氏茗盈州知州李氏安崇州知州李氏万承州知州许氏罗白县知县梁氏下石西州知州闭氏上石西州知州何氏康平州知州韦氏结安州知州张氏
丙、庆远系南丹州知州莫氏东兰州知州韦氏忻城县知县莫氏永定长官司韦氏那地知州罗氏永顺长官司邓氏永顺副长官司彭氏[22]
就刘介所论述的明清时代而言，土司的继嗣逐渐纳入国家议定的轨道，已趋于稳定的宗族统治阶段。他的这种划分大致暗合桂西土司以左江、右江及红水河三大流域为中心的空间范畴，不仅反映了桂西的区域历史特点，更反映了唐宋以来以各大姓为主导的地方势力范围的传承特点。朝廷视之为合法性土司的认识就建立在对这种传承体系的承认之上。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特遣中书照磨兰以权宣谕广西左、右两江溪峒官民曰：
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并施，遐迩咸服者也。眷兹两江，地边南徼，风俗质朴。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其审时知几，故能若此。顷者，朕命将南征，八闽克靖，两广平定，尔等不烦师旅，奉印来归，向慕之诚，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职，宣布朕意，以安居民。[23]
明王朝意识到桂西地方社会的发展是由黄、岑等姓氏集团主导的，采取了在不改变当地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实行间接统治的策略。于是边陲的政治稳定很大程度建立在地方土酋的威权之上，维护其继嗣的连续性与正当性极为关键。与前朝一样，明王朝对此也十分重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就规定土司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具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24]“宗支图本”是土司“验明正身”最重要的依据，将之递交朝廷有关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和身份确认，信实无碍，方可承袭。这一思想得到落实，明清时期皆需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朝廷的需要，土司们开始重视祖先世系的记录，后来仿效汉人，广修族谱，为土司宗族的建构创造了条件。而且立足于中央政权的历史来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明清时期正经历着一场郑振满称为“宗族庶民化”的运动。[25]宗族组织逐渐脱离士大夫阶层的藩篱，至少从明中期开始在民间社会得到普及与推广，形成一种全国性的潮流，对于基层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并波及遥远边陲的土司社会之中，营造了一个时代性的社会契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桂西边陲与中央政府的互动日趋紧密，汉文化不断涌入，在地方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下文对土司宗族制度各种要素的分析中就可体会到这一点，汉文化已浸润于土司的观念与物质两个层面，此为宗族制度扎根桂西的关键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