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影响群体信念的间接因素

群体思想和信念的酝酿，即群体思想和信念产生的前期准备性因素

1．民族

民族因素起主导作用/民族因素代表了祖先的暗示

2．传统

传统是各民族精神的凝结/传统对社会的重要性/一个民族的伟大传统为什么会变得有害/群体是传统思想和信念最顽固的维护者

3．时间

时间为信念的建立和毁灭做准备/正是由于时间，社会秩序才可能从混乱中得以重建

4．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错误认识/制度的作用极其微弱/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各民族无法选择他们认为的最好的制度/制度只是一个标签，可以在同一名称下包含最不相同的内容/制度如何创立/某些制度从理论上看并不好，但对某个时期的某些民族来说却是必要的，比如中央集权

5．教育制度

关于教育对群体影响的普遍错误观点/统计数据/令人失望的拉丁教育体系/各民族的事例

在研究了群体的心理构成，认识了他们的情感、思维和推理模式后，现在，我们开始研究群体的思想和信念的产生和形成。

影响思想和信念的因素有两种，即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那些能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又对其他观念完全抗拒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为某些新思想的出现准备了土壤，这些新思想看似自发，其力量和造成的结果却令人震惊。群体中某些思想的突然爆发和付诸行动，有时很令人吃惊，但这只是一种显性效果，在其背后一定蕴藏着前期的预备因素。

“直接因素”是指间接因素长期酝酿迎来高潮时，激发群体付诸行动的刺激因素，如果没有这一因素，间接因素的作用就无法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直接因素是使思想显现并付诸行动的因素。令群体突然失去理性的是直接因素。突然的暴动或罢工都是由直接因素促成的，绝大多数人表决授权某人去推翻政府，也是直接因素的作用。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仅举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的主张、民众对贵族的不满和科学思想的进步，都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间接因素。民众的思想一旦有了这样的准备，就很容易被直接因素，比如演说家的演讲、宫廷内部对某些变革的抵抗等激起。

在这些持久的间接因素中，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共性，这些共性构成了群体所有思想和信念的基础。它们就是民族、传统、时间、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五种不同因素的作用。

1．民族

民族因素必须放在首位，因为它远比其他因素重要。我在另一部著作中对此已有充分研究，所以不再赘述。我在前一部著述[1]中已经指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的性格一旦形成，遗传就会显现出强大的力量；信仰、制度和艺术等文明的一切元素都仅仅是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在书中，我们还指出，民族性的力量十分强大，如果不经历最深刻的变革，任何文明元素都不能从一个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2]

环境、当下情形以及事件显现出的社会民意都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如果这些与民族性格相悖，这种影响总会很短暂。也就是说，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从其祖先身上继承的一整套文明系统。

在本书后面几个章节中，我们将会再次触及民族性问题，而且会再一次证明它巨大的影响，即民族性可以支配群体的具体性格。由此可见，不同国家的群体在信念和行为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也就不能以同一种方式施加影响。

2．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思想、需求和情感。传统是一个民族诸多方面的综合，并以巨大的力量压制着我们。

自从胚胎学证明历史对物种进化有巨大影响以来，生物学便发生了变化；如果将这一逻辑应用于历史学，历史学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此仍然缺乏认识，许多政治家与上个世纪的理论家相比也没有多少进步，他们仍然认为社会可以与过去决裂，可以完全按照理性之光指明的方向进行重塑。

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物种，是被历史塑造的有机体，与其他物种一样，只通过漫长的遗传积累进行重塑。

支配人的是传统，尤其是当人们处于群体中时。我反复说过，人们看似轻易就改变了自己的传统，但他们改变的往往只是名称和外表。

这种命运并不会让人觉得遗憾。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民族性，也不可能有民族的文明。所以，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所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建立传统结构，二是在传统的有益作用耗尽后，努力去摧毁它。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破坏，就没有文明的进步。这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找到平衡。如果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过于根深蒂固，传统就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暴力革命也不会有实质的作用，因为在这种状态下，革命的结果，要么是被打碎的锁链又重新拼接起来，过去的帝国一如既往；要么被打碎的锁链四散分裂，国家陷入混乱，很快走向萧条。

因此，一个民族最理想的状态是，既保留过去的传统，同时又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地进行变革。实现这个理想很难，似乎只有古代罗马人和现代英国人做到了这一点。

正是群体在最顽固地坚守传统观念，顽固地拒绝变革。根据社会功能不同而划分的阶层对此最顽固。我已经详述过群体的保守精神，而且我也曾证明，即使是最暴力的革命，改变的也只是名称和词汇。18世纪末，面对被毁坏的教堂，面对被驱逐或被送上断头台的神父，人们会认为旧的宗教观念已经完全根除，但仅仅过了几年，应民众的普遍要求，被废除的公众礼拜制度又重新恢复了。[3]

古老的传统被片刻抹去，但很快，它又恢复了自己的影响力。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传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最令人敬畏的神像并不在庙宇里，最暴虐的君主也不在宫殿里，两者都可以被瞬间推翻。但是，无形的主人主宰着我们的内心，外部的任何反抗对它都无济于事，它只屈服于时间的消磨，而且往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岁月消磨。

3．时间

社会与物种一样，时间才是改变它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时间才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也是唯一伟大的毁灭者。是时间用沙粒筑就了高山，也是时间把地质时代的微小生物变成了有尊严的人类。几个世纪的影响足以改变一切既有现象。人们意识到，只要时间足够，一只蚂蚁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一个人若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掌握改变时间的魔力，基督徒们也会把他视为上帝。

但在这里，我们只关心时间对群体观念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的作用很巨大。如果没有时间，民族就无法形成。正是时间导致了所有信仰的诞生、发展和消亡。正是在时间的帮助下，信仰才获得了力量；也正是在时间的作用下，信仰才失去了力量。

正是在时间中形成了群体的思想和信念，或者说，正是时间为思想和信念准备了慢慢萌生的土壤。这就是某些信念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实现，而在另一个特定的时代却无法实现的原因所在。是时间结聚起思想和信念的碎片，又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让这些思想和信念生长出来。思想和信念都不会偶然出现；思想与信念都根植于漫长的历史中。它们开花，是因为它们到了开花的时候。要了解思想和信念的产生，就必须回溯历史。思想和信念是历史的女儿，也是未来的母亲，还始终是时间的奴隶。

所以时间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任由时间自由运行，并在时间中观察事物的变化，这就足够了。今天，我们非常不安地看到了群体危险的渴望，并预感到了它的破坏与动荡可能引起的剧变。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时间也会让我们看到平衡的恢复。拉维斯先生说得很恰当：“没有任何一种社会运行形式可以在一夜之间突然构成。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完成有时甚至需要几个世纪。封建制度在确立自己的政体之前，已经以一种无序的状态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君主专制也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才形成成熟的政体。这漫长的预备期总是很混乱。”

4．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制度可以弥补社会的缺陷，国家的进步是政治制度改善的结果，社会的变革也可以通过法令来实现，这些观点仍然为许多人所认可。这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更是当代社会学说的基点。

持续的教训并未动摇这些严重的认知错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它们的荒谬，虽则徒劳，却因此证明了制度是思想、情感和传统的产物，但思想、情感和传统却不能因为法典的重铸而被重铸。一个民族不能随意选择它的制度，就像它的人民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政治制度是民族发展的产物，它并不创造时代，而是被时代创造。制度不是人民一时任性制定的，反而是人民的任性需要被制约。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几个世纪，要改变这一制度也需要几个世纪。制度没有内在的美德，它本身既不好也不坏。那些在某一特定时代对某一特定民族是好的东西，对另一个民族则很可能是有害的。

而且，一个国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制度的能力。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或许可以改变制度的名称，却无法改变制度的本质。名称只是一个无用的标签，能深入研究事物本质的历史学家对此完全不在意。比如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4]却存在于君主政体之下；而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国家，尽管有共和制的宪法，它的人民却生活在最专制的体制之下。各民族的命运是由他们的性格，而不是由他们的政府决定的。我在前一部书中曾试图通过一些明确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https://www.daowen.com)

因此，浪费时间去制定一部僵硬的宪法是幼稚的，是无知的修辞家的无用劳动。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就任由必然性和时间发挥作用，就让这两个因素承担起制定宪法的责任吧。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选择的方案，正如他们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莱[5]在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所有拉丁国家的政治家对此都应该牢记在心。他说，从纯理性的角度看，充满矛盾的和荒谬的法律体系也能带来好处，然后，他把拉丁民族在动荡中制定的几十部宪法与英国宪法作了比较，并指出，英国的宪法只受现实必要性的影响，却不是纯理性思考的产物，其变化也是一点点缓慢地发生的。

不要考虑体系性问题，只考虑公正性和实用性；不要仅仅因为反常而废除这种反常；除非感受到了不满，并能消解这种不满，否则绝不创新；不要制定任何超出现实需要的规定，绝不制定抽象的、不具体的条款；从约翰国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些规则一直指导着我们25个议会的审议工作。

要说明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需求，就要逐条研究，而且不去强行改变。比如，我们可以从哲学角度研究中央集权制的利弊，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非常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国家通过上千年的努力才达到如此的集权时，当我们看到一场致力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最终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甚至强化这种集权时，我们便应当承认，集权是必然的，是这个国家得以存在的前提，我们应当同情那些扬言要摧毁这一制度的可怜政客们。如果他们的这一尝试付诸实施，并且确实成功了，那必定成为一场可怕内战[6]的先兆，而且会立即带来一种比旧制度更加高压的集权制度。

我们从上述内容可以得出结论：不能从制度中去寻找能影响大众性格的方法。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它在民主制度下达到了高度的繁荣，而另一些国家，比如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国家，它们却在完全相同的制度下陷入了可悲的动荡中时，我们必须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或衰败没有关系。一国的人民是由其所属民族的性格支配的，与这种性格毫无关联的一切制度都只是一件借来的衣裳，或是一种暂时的装扮。

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都已经发生过，而且还将继续发生，它们的目的只是强行建立一种被赋予了超自然力量的全新制度。这就如同信徒们认为的找到圣物就能获得幸福一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制度问题在影响民众心理，在引发革命和混乱。但实际上，革命和混乱并不源于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制度的制定成功与否，制度本身并无美德，它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影响群众心理的是幻觉和言辞，尤其是言辞。这些关键词既有虚幻的力量，也有惊人的操控力，对此，后面我们很快会谈到。

5．教育制度

在当今时代的主流思潮中，最突出的是这样的信念，即教育能极大地改造人，完善人，甚至能使人平等。这句话的不断重复，终于成了定论，成了最坚定的民主信条之一。现在反驳它，就像过去反驳教会的信条一样艰难。

但是跟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民主观念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与心理学的结论全然不同。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包括赫伯特·斯宾塞等已经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更道德，也不能使人更幸福；教育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人与生俱来的激情，而且有时，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会有害无益。

统计学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们告诉我们，随着教育的普及，或者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犯罪行为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多了；罪犯也在增多，而且他们主要是最危险的社会公敌，也就是反政府主义者，他们中大部分曾经是学校里的优异者。著名法官阿道夫·吉洛特先生在他刚出版的著作中说，如果在文盲中出现1000个罪犯，那么，在受过教育的人中就会出现3000个罪犯。在过去的50年里，人群中犯罪的比例已从最初的每10万人227人，增加到了每10万人552人，增幅高达143%。他和他的法官同事还注意到，增长尤其明显的是青少年中的犯罪人数，因为大家知道，在法国，过去的学徒制已被义务教育制完全取代。

也许有人相信，如果引导得当，好的职业教育尽管不能提高人的道德水准，但至少也可以提高职业能力。尽管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比如布吕尔[7]、福斯特尔·德·库朗热、丹纳等都看清了问题所在，但不幸的是，拉丁民族仍然坚持把他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之上，特别是在以往的25年里。我在不久前出版的著作中曾说，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公敌，这是在为最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招兵买马。

这种教育制度虽然与拉丁民族很合拍，但其致命之处在于它对人的心理状态的错误认知，即它认为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提高智力水平。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学校开始了只教课本知识的教学。从小学到大学，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只背课本，从不会想到去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和主动性。教育就是听话和背诵。

前公共教育部长M．朱勒斯·西蒙写道：“学习课程，熟记语法或大纲，不断重复，是一种可笑的教育方式；每做一件事都以认可老师的绝对正确、绝对权威为前提。其结果就是把人变得既自卑又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只是无用，那么我们还能向那些不幸的孩子表示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小学课堂上学到有用的东西，但他们毕竟记住了克洛泰尔[8]几个儿子的族谱，以及纽斯特里亚与奥斯达拉西亚[9]之间的冲突，以及动物分类方面的知识。但是，这种教育制度却带来了更可怕的危险，它使那些被困于这种制度中的人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厌恶，并强烈地想要逃离它。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做农民，中产阶层的人则不允许他们的孩子从事除国家公务员之外的任何职业。法国的学校并不帮助年轻人培养胜任未来的生活能力，只是教他们如何去谋求公共职业。从事公共职业不需要进行职业规划，也不需要哪怕一点点的创新精神。

这种教育制度在社会底层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始终不满，随时准备着起来反抗。而在社会顶层，这种教育制度又造就了一批浮夸的资产阶级，他们既轻信又多疑，对国家抱有迷信般的信心；他们将政府视为天理，又时不时对政府表示敌意，总把自身的错失归咎于政府；但是，如果离开政府的支持，他们又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造就了一大批拥有文凭的人，却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就业，其他的人则无法就业。国家只能养活一小部分人，而让其他人成为前者的敌人。从社会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到底部，从基层公务员到教授和官长，都被一大批拥有文凭的人簇拥着，这些人都希望获得入职的机会。一方面，商人很难找到代理人去殖民地帮他打理生意，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在政府部门门口等着，希望谋求哪怕最基层的职位。仅塞纳一地，就有2万名待岗的男女教师，他们都蔑视田间和工厂，指望国家给他们提供生计。能入职政府部门的人很有限，所以不满的人变得更多。因此，无论革命的首领是谁，无论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条件都已具备。让很多人获得没用的知识，是迫使人造反的最好方法[10]。

显然，要让教育回头已经太晚了。只有“经验”是各民族的终结教育家，它煞费苦心地告诉我们自己错在哪里。这足以证明，我们必须用职业教育来取代可恶的课本和可悲的考试，因为只有职业教育能让我们的年轻一代回到田间和工厂。

所有有识之士今天所呼吁的职业教育，就是过去我们的祖先曾经接受过的教育。现在，在那些以意志力、开创性和进取精神引领世界的国家中，职业教育生机勃勃。伟大的思想家丹纳在其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论文中曾明确指出，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在英国和美国流行的教育制度何其相似，并且在将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教育制度比较后，他还明确指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导致的不同结果。

我们也许会同意继续忍受传统教育制度的诸多弊端，但获得这么多的知识，背诵这么多的课本，真的就能提高人的能力吗？唉，不！人成功的条件是要在生活中拥有判断力、经验、进取心和意志力，这些品质都是课本中没有的。书本就像字典，是用来查的，去背那么多冗长的章节则完全没用。

职业教育是如何超越传统教育从而提高人的能力的呢？对此，丹纳先生说得非常好：

思想只有在正常而自然的环境中才能形成；一个年轻人，他只有每天在车间、矿山、法庭、事务所、建筑工地、医院接触到大量感官感受，才能促进其思想的形成。他要面对工具、材料和操作，面对客户、同事和劳工，面对或好或坏的业绩，以及成本的高低和利润的厚薄。他要用眼睛、耳朵、双手甚至鼻子获得有细节的感知。这些感知在他的大脑中潜移默化地酝酿，然后产生新的组合并进行简化、改进或发明。恰恰在最富创造力的年龄，法国的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体验和所有不可或缺的感受。在至少七到八年的时间里，他们被关在学校，与直接的个人经验隔绝，无法敏锐理解人和事，更无法敏锐感知事物之间的关系。

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年轻人在生命中最有意义、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心血。首当其冲的是应试者中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人，也就是那些落榜考生；还有那些获得学位、证书和文凭的成功者中极度劳苦的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人。如果某一天，要求这些体骼受损者成为好几个学科的活字典，让他们坐在椅子上，头伏向桌面，这种要求显然很过分。事实上，在那特定一天的特定两个小时里，或者差不多两个小时里，他们的确是一部活字典，但考完一个月后，他们就不再是了。他们背负的庞杂知识会一天天从头脑中流失，而大脑的机能却再也无法恢复。

他们的精神活力已经衰退，他们生命的生长能力已经枯竭，一个过于沉稳的人出现了，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心安顿了，然后他们结婚，听天由命地在不变的圈子里打转，在有限的职能里按部就班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带来的普遍结果是：人生的收支毫不对等。今天的英国或美国与1789年以前的法国一样，结果正好相反，人们的收支是对等的，甚至收大于支。

随后，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向我们指出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制度的区别。后者没有像我们那样多的特殊学校[11]。对他们来说，教学并不限于学习书本知识，而是将重点放在实际应用。比如工程师受训的地方是车间，而不是学校，这是一个能使智力水平得到充分发展的场所。在这里，一个人如不能进步，就只能当一名工人或工头；如果他的能力允许，他就会继续成长为一名工程师。这种方式比把一个人整个的一生都寄托在十九或二十岁时的一次考试上要民主得多，对社会也有益得多。

在医院、矿场、工厂里，在建筑师或律师的事务所里，学徒很小就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他逐步学习，就像我们这里的律师助理或者工作室里的艺术家一样。在开始工作之前，他会学习一些基础的通用课程，以便有一个框架来存储他即将获得的实践所得。此外，在工作时，他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各种技术课程，让知识与工作经验同时积累。在这样的制度下，他的实践能力提高了，整体能力也在同步提高，对未来的工作和专业也能适应。在英国和美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的职业能力得到了快速提高。在25岁或更早，一个人如果具备能力和舞台，他不仅会成为一个好的实践者，而且还能成为创造者；他将不仅是机器的一部分，还会是机器的动力。但法国盛行的是与之相反的教育制度，其结果是让每一代人的工作和创造力都在下降，如此浪费的生产力总量非常巨大。

就拉丁教育制度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之间的对立，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小学、中学和大学，为了考学位、文凭和证书，学生在课本上的理论学习时间太长了，我们的教学方式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不仅违背人的天性，与社会需要也严重脱节，过分延后实际操作的学习时间，更通过寄宿制、死记硬背、超高强度的学习残害了学生，不考虑学生成年后应担负的社会责任，不考虑年轻人终将面对的现实世界，不考虑学生离开学校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考虑他们将要适应的人际环境现实，不考虑人类已经面临的生存困境，不考虑他们保护自己和立足社会的所需，不考虑他们如何备好装备、武装自己，以此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和强化。这些不可缺少的准备，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坚实的常识、勇气和意志力是我们的法国学校不会去培养的。我们法国的学校不但没有让学生具备应对现实的能力，反而使他们丧失了这种能力。

因此，当他们第一次踏入社会时，他们面对的往往是无穷的痛苦与摔跌，结果是长久的伤害，有时候甚至是一生的精神残缺。他们迈出的第一步严峻而又危险。他们的精神和道德平衡被破坏，甚至有可能永远无法恢复。

幻想的破灭来得太突然也太彻底了。这种教育的欺骗性也太大太强烈了。[12]

上面所说的偏离了大众心理学这个主题吗？没有。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大众正在萌发、很快就要形成的思想和观念，我们就必须知道其扎根的土壤是什么。看一个国家给了年轻人什么样的教育，就知道一个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充分认识今天年轻一代所受的教育，让我们对未来十分悲观。教育可以使大众的精神得到改善，也可以让大众的精神严重恶化。因此，我们有必要说明大众的精神是如何被现行的教育制度塑造的，以及温和、无害的大众是如何逐步成为一支不满的大军，并准备着随时接受乌托邦主义者和诡辩家的诱惑的。

当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苗子”在这间“教室”里出现，这间“教室”就已经为拉丁民族的衰败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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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作者的《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译注

[2]这个问题相当新颖，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历史就很难理解，所以我在上一部《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中专门用了四个章节来说明这个问题。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尽管表面上很相近，但语言、宗教、艺术，即文明的任何元素都无法原封不动地从一个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原注

[3]丹纳引用了前保皇派人士福尔克罗伊的报告。在该报告中，福尔克罗伊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到处可见的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的情况表明，大多数法国人都已回到了原有的习俗中，抵制这种全民的自然倾向是不合时宜的……绝大多数人需要宗教、公共礼拜和神父。某些现代哲学家错误地认为，广泛的教育可以消除落后的宗教观。对许多不幸的人来说，这只是一种安慰，对此我也曾被误导……因此，必须让神父、祭坛和礼拜重新回到民众的面前。”——原注

[4]美国《论坛》杂志最近明确转述了我在1894年12月的《评论回顾》上摘录的观点：即使最热衷于抨击贵族制的人，也不应该忘记，今天的英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个人的权利在这个国家最受尊重，个人也拥有最大的自由。——原注

[5]麦考莱（1800—1859年），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著有《自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记述了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这17年间的英国史。——译注

[6]如果把法国各党派之间深度的宗教和政治分歧，特别是社会问题造成的分歧，与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出来的并在德法战争快结束时再次表现出来的分裂主义倾向作比较，就会发现，法国的不同民族远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强有力的集权以及负责各旧省融合的部门的设立，无疑是大革命时期最有用的手段。如果在当时就实现今天的分权，那么，大革命的成果将很快导致血腥动荡。忽视这一事实，就等于忽视了法国的整个历史。——原注

[7]布吕尔（1857—1939年），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译注

[8]克洛泰尔，法兰克王国（法国）墨洛温王朝的开创者克洛维一世的幼子，他先后吞并了其亡兄的奥尔良王国、兰斯王国和巴黎王国的领土，又吞并了整个勃艮第王国，成为第二个一统法兰克王国的王。在他死后，他的王国又被诸子分裂。——译注

[9]纽斯特里亚是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在法兰克西部形成的一个诸侯国，与东部的另一诸侯国，即奥斯达拉西亚长期对立。——译注

[10]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拉丁民族所特有，在印度也一样。英国人仿照英国的教育制度在印度开办学校，形成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即“会讲英语的教员”，这个阶层的人如果得不到雇佣，就会成为英国统治者的死敌。对所有“巴布斯人”来说，无论有没有职业，他们受教育的第一个结果都是道德水平的明显降低。在我的《印度的文明》一书中，我用大量篇幅强调了这一事实，而且所有去过印度的作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原注

[11]特殊学校，这里指法国只是背诵和服从的学校，它不同于英国和美国的学校，所以特殊。——译注

[12]见《现代政体》第二卷，1894年版。这几段出现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它再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长期的经验成果。但在我看来，这对那些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大学教授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是我们所能支配的可以影响民族精神的唯一手段。在法国，几乎没有人能理解导致我们变弱的原因正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它非但没能使我们的青年得到提高，反而降低并扭曲了他们。这令我非常悲哀。
　　在丹纳的著作和保罗·布尔热的著作中，他们将我们的教育制度与美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比较。然后，布尔热说：“我们的教育只产生缺乏主动性和意志力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者……这两类有害的文明人退化成了无能的陈词滥调者或精神的幻灭者。”他也拿我们法国的公立学校和美国的学校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的学校为一个人的人生做好了令人钦佩的准备。在这一比较中，我们还发现，真正的民主国家与口头上的民主国家及思想上没有民主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