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院积弊丛生

清初，为了防止利用书院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清政府在积极创办官学的同时，严禁创设书院，使书院的发展处于沉寂时期。雍正十一年（1773年），清政府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在积极创办的同时加强控制。清世宗曾颁上谕：“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摒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34]此后书院发展迅速，不仅各省会建立了书院，而且府、州、县也纷纷效法，甚至在许多偏远地区也有了书院，如云南、青海、甘肃、新疆等地。清朝书院数目大增，远远超过前代。在众多书院中，虽然也不乏名师大儒所主持的书院，讲究实学，研究道艺，孜孜以求于学业，但是由于清朝已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就其总体来说，随着封建教育制度的日益颓败，书院教育的发展也日渐腐朽。尤其是晚清，书院制度的积弊愈来愈深，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课帖括，无裨实用

清朝书院按照其讲学内容，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以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二是以学习制艺为主的书院，三是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四是以讲究经世致用之学为主的书院。在这4种类型的书院中，尤以学习制艺为主的书院为盛。制艺，即时文、八股文，这类书院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八股文、帖括是重要的学习内容。黄以周在《论书院》中说：“第自明季以来，制艺日益，经史日替，所肄之业，‘四书’文，八韵诗。”[35]《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其所日夕咿唔者，不过时文帖括。”《皇朝经世文续编》也说：“院中所习，仅以时文帖括猎取科名，而经史之故籍无存也，圣贤之实学无与也。”不可否认，当时也有一些书院山长对以时文相标榜、以制艺为教学目标的书院教学有异议，但是他们虽然讨厌以八股教士，然而生活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学生的出路等问题，使他们不敢也不能放弃八股文教学。因此就出现了这种景象：“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有反而求之于实学者。”[36]冯桂芬也感叹道：“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37]确确实实表明清朝书院已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

考课是书院的主要教学活动，是一种学业成绩考核制度。一般每月课试两次，一次是官课，一次是师课。官课由书院所在地的官长总督、巡抚或府、州、县官出题考课问卷，并且特别给奖，以鼓励学生，一般是月初进行；师课安排在月中，由书院的山长或院长每月出题考试，成绩为超、特、一等者，由书院给奖。有的书院还有加课，是于师课之外，由山长另行出题考课，并且由山长自备奖金。书院的考课制度在实行之初，有助于评定学生的成绩，检验教学质量，加强书院的管理。但是到了晚清，书院以考课为主要教学活动，考课的内容以八股文为主，这一形式逐渐地失去了积极作用。书院与官学一样，完全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难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才。葛其仁在《书院议》中曾评论道：“窃谓书院立教，不当诱以科名利禄之说……况既肄业书院，尤必以圣贤自期，检摄身心，讲求经济，为明体达用之学，于学校造就人材之意，庶可相辅而行乎。”[38]尽管晚清咸丰、同治皇帝极力要求以觇实学，却不肯放弃无裨实用的八股文，其最终结果仍是八股文为教学内容，致使书院“专究制艺，不务实学，乃一无足称矣”[39]。

（二）山长“疲癃充数”，不问品学

清初，清政府加强了对书院山长聘任权的控制。乾隆元年（1736年），清高宗对书院山长的选聘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40]同时规定：“嗣后书院讲席，令督抚学臣悉心采访，不拘本省邻省，亦不论已仕未仕，但择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士林所推重者，以礼相延，厚给廪饩，俾得安心训导。”[41]后来又规定：“省会书院，大府主之；散府书院，太守主之”，而州县书院，“牧令不能自主”，悉由大令推荐。还规定：学臣3年期满，咨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才奋起，务加奖励，6年后卓有成效者，督抚学臣可奏请酌量议叙。教官有课士之责，不得兼充书院师长。书院师长的选聘、考核、奖励、提升皆由督抚学政等政府官员决定，其用意是加强政府对书院的控制，但确实也有助于聘请一些学术造诣颇深、品德高尚、堪为人师表者到书院执教，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弥补官学衰废的不足。但是此制施行时间略长，弊端丛生，最为突出的是各督抚学政等政府官员利用选聘权徇私舞弊。“其所聘为山长者，不必尽贤有德之士类，与主之者为通家故旧，或转因通家故旧之请托。”[42]清代学者王昶在嘉庆六年（1801年）所写的《天下书院总志序》中对书院的这种衰败状况进行了描述：“所谓院长，或为中朝推荐，或为上司属意，不问其人学行，贸贸然奉以为师，多有庸恶陋劣，素无学问，窜处其中。”针对这种择院长不问品学的情况，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宣宗上谕：“各省会书院院长，令学政会同督抚公同举报，其各府县院长，由地方官会同教官绅耆公同举报……概不得由上司挟荐。”[43]清政府想以此来弥补漏洞，但屡禁不止，无济于事，滥竽充数者比比皆是，“所延多庸陋之师”，“以疲癃充数”。这些人往往无心向学，而“惟以修脯为事”。更有甚者，“往往终岁弗得见”。偶尔见之又未尝奉教一言。道光十七年（1837年）清宣宗曾上谕：“至各省书院延请院长，原为激励人才而设，近日竟有荐而不到馆者，有甫经到馆旋取修金以去者，并有不到馆而上司代取修金转付者，殊属有名无实。”[44]可见，书院腐败已到了何种地步。(https://www.daowen.com)

对于书院山长多为“耄而无学，并经史之名不能悉数”，“所延多庸陋之师”这一状况，清政府屡屡加以整顿。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高宗上谕：“毕沅奏陕西关中书院延请掌教一折，据称访查各属院长，向来多系上官同僚互相推荐，遂致徇情延请，有名无实。现饬各属务选端谨积学之人，加意振作，将所请院长姓名、籍贯，更换到馆日期，造册详报抚藩衙门查核……书院为教育人才之地，如果院长得人，实心课导，自可冀造就英才，以收实效。”[45]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仁宗再次上谕：“各省教官废弃职业，懒于月课。书院义学，夤缘推荐，滥膺讲席，并有索取束修身不到馆者，殊失慎选师资之义。着该督抚学政等，务延经明行修之士，讲习讨论。如有学品庸陋之人，滥竽充数者，立即斥退，以励师儒而端教术。”[46]道光年间，随着清朝统治日益腐败，书院也日益衰落。道光二年（1822年）清宣宗不得不上谕：“各省府厅州县分设书院，原与学校相辅而行。近日废弛者多，整顿者少。如所称院长并不到馆，及令教职兼充。且有并非科第出身之人，靦居是席，流品更为冒滥，实去名存，于教化有何裨益。着通谕各省督抚于所属书院，务须认真稽查，延请品学兼优绅士，住院训课。其向不到馆、支取乾俸之弊，永行禁止。至各属教职，俱有本任课士之责，嗣后亦不得兼充，以专责成。”[47]才过十几年，清宣宗再次上谕：“书院所以育才，今州县书院率多废圮或以无品无学之人滥充山长，因循苟且，视为具文。着通谕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兴复书院，选择山长不准以奉行虚文了事。”[48]这之后，咸丰、同治、光绪相继进行整顿，但仍无济于事，致使光绪年间书院流弊滋多，以致有名无实。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指出：书院“所延多庸陋之师，或拥席不讲，坐受修脯者”[49]。熊希龄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更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书院的弊端：一是论资格，非科甲清贵不能当山长，而科甲都是八股出身，不知经史，不明了时务；二是分区域，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如果聘请外省之人，束修如重，就会遭到排挤；三是山长不住在书院，每月仅出课题了事，而学生课卷多不寓目，往往托亲友门生代为点窜，虽属师课，无非是条子人情，甚至以喜怒为取舍，因而学生有困难、疑惑无从问，院规无从整顿，士风因此败坏；四是山长不重视品行修养，前院歌童，后庭女乐；五是山长皆由私荐，一遇空缺，则暗地里求贵要为之先容，甚至暗托同党公禀荐举。[50]从乾隆至光绪年间，几乎每朝都有上谕谈及书院山长的陋习，言词激烈，整顿措施也及时施行，然而未取得实效，究其原因，主要是书院山长的聘任权由政府官员掌握。有学者曾提出改革，认为：“新议章程，曰山长由董事及诸生议请经明、行修、老成、硕德之士，不由官长推荐。”[51]而在清政府看来，控制山长选聘权是从发展方向上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从而控制了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方向。这是与专制主义的文教政策相一致的，因此书院的官学化倾向愈益严重，为以往朝代所不及。

（三）士子“贪微末之膏火”，志趣卑陋

在书院肄业的生徒往往寒素居多。为了使他们安心学习，清朝书院与官学一样，一般要给生徒们发津贴费用，称为“膏火”。同时，对那些在官课、师课、加课考试中成绩优异者，还要另给奖励。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经济状况好的书院，不仅生徒自己能自给，而且可赡养家室。有的书院除了津贴膏火外，每天还发给粮食，供膳供宿供衣。但绝大多数书院只能维持生徒个人的生计，“实不足供其仰事俯育”。然而在晚清，士子为利禄所诱惑，追求功名，耗费毕生精力致力于八股之学，学术志向早已荡然无存，许多人进书院，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甚至有头垂垂白而不肯去者”[52]。《续碑传集》卷七十五记载：有一老人赵圣传，年60余岁，肄业南菁书院，目眵齿衰，书卷常常字出格外，仍仰课卷以求活。《碑传集》卷一百五十记载：王法夔老而贫，70有余，尚肄业安定书院中，目昏眊，但仍刻苦为文，半夜三更，犹以卷就灯下作字，然月仅得一金，勉强糊口。把书院微薄的膏火和求学谋生之道联系在一起，足以表明晚清书院衰落之至，完全背离了设立之初“兴贤育才”和“黜华崇实”的教育目的，成了社会的养老院和救济院。袁枚在《书院议》中认为：“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谋入焉者半，苟贱不廉者也。苟贱不廉之人，养之教之，何所用之？”[53]他继而评论道：“然则彼之旧隶书院而借以养者将汰之欤！曰：养士与养孤寡不同，彼哀其终而收之，此谨其始而择之也，而云何不汰也。”[54]他认为：如果生徒志趣卑陋，品行不端，养之教之，又有何用呢？如果书院成了救济所、养老院，那么书院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名存实亡，生徒也无从受益了。

可是这一风气已积重难返。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正因为生徒进书院的“本意既差”，因此，有的人为了谋取膏火或赏钱，“动辄计较锱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真是不择手段，“大雅扫地矣”[55]。如此书院，怎能担负教育人的重任？针对这种状况，袁枚曾建议：“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升之书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数人，吾宁浮取之以备教，则亦不过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饩数百人之费饩二三十人，既可赡其家属绝其旁鹜，而此二三十人者，师师友友，弦歌先王之道以自乐，则又安得有害群之马侜张佻险于其间耶？”②但这种方法也是治表不治本。造成生徒志趣卑陋的真正原因是八股取士制度。正如葛其仁在《书院议》中所评论：“今之应书院课者，惟八比五言之是务，弇浅固陋，逐末忘本，甚至较膏奖之多寡，争名第之先后，叫嚣拍张，以长傲而损德，则书院反为诸生病矣，何教化之足云？”[56]可谓一语中的。

总之，晚清绝大多数书院所学主要是无裨实用的八股文和帖括，师长不问品学，“疲癃充数”，士子专注膏火，志趣卑陋，书院完全丧失了培育人才、研究学问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