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学名存实亡
晚清的封建教育制度在形式上是十分完备的。在中央设有国子监，它既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又是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此外，还有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算学和俄罗斯文馆。地方上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义学和井学。而实际上，这些官学徒有虚名。“讫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嗣是教官多阘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矣。”[1]尤其是嘉庆、道光之后，“官学积渐废弛，八旗子弟仅恃此进身。教习停年期满予录用例，月课虚应故事”[2]。可见，随着晚清整个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官学也逐渐名存实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官学教育以科举为依托
自从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封建官学就成了科举的附庸，到了晚清，官学则完全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属品。官学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都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科举考什么，学校学什么；科举怎么考，学校也就怎样考。官学教育完全以科举为依托。这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举以求功名，即“储才以应科目”。清朝历代统治者虽然都强调育才的重要性，但在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上，他们更重科举，科举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顺治十年（1653年）上谕中说：“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3]肯定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应举入仕。晚清，这种状况愈益突出，致使“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欤？则其学为科举之学”[4]，科举成为士子的进身之阶，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因此，“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5]。显然，清朝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举以求功名，致使教育的重心不在学校而在科举，学校只为科举做准备，自然不能得到正常发展。正如有的论者所云：“国家设立学校，而以科举道之，故教化不行；教化不行，故人不事学业。以不事学业之人，又无恒产以资其生，则其心之放辟邪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于是乎学校多游民矣，故曰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也。”[6]
同时，教学内容空疏无用。“八股”考试自明代出现，到了晚清，八股考试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十分呆板、机械的考试格式，在命题上出现了一些十分偏怪的“截答题”、“枯窘题”，考试题目“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7]，使得学者无所依据。考试内容空疏无用，因此，教学内容也是空疏无用的八股文。尽管八股文人以及科举出身的官吏中也有许多聪明人士，但是“今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中，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不为效命宣劳之用，徒用之于八比、小楷、试帖无足用之物。天下贸贸，莫闻大道，而其试之也，又第取之于字句点画间，其亦可谓靡靡无谓之术矣。”[8]科举所取之才，除了精通八股文，其他一切古今治国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漠不关心，而一旦授之以官，则不知所措。更有甚者，“既不具论，即其所言，类又剿窃浮靡，聊冀幸售，使执其以问，其人将有不自解其何故而云然者，则所言之物，亦且不可复问”[9]。如此导致许多士子竟不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高宗，是哪一朝皇帝”[10]。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也有同样的批评：“故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11]可见，晚清教育内容之空疏无用到了何等地步。
晚清官学教育已腐朽到极点，科举考试使懦庸阘茸之辈侥幸迭进，有奇才异能的人，由于科举所困而难以脱颖而出，致使人才贫乏。而这一切正是“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12]的恶果。
（二）“教官多昏耄”，滥竽充数
清朝各官学的教师，规定由各省的督抚学政等政府官员负责考核。清政府对教官提出严格要求，“职在教诲，务须严立课程，用心讲解，如或怠惰致监生有戾学规者，堂上官举觉罚治”。同时还加强对教官的考核，按其文行及训士勤惰，随时荐黜。康熙年间，由直省巡抚主持教官考试，分别等第，四等以上给凭赴任，五等学习3年再试，六等革职。雍正初年更是严格，三等以上才能给凭赴任。清政府加强对教官的考核选拔，其目的是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使学校培养出维护封建统治正常运转的人才，但也选拔出一批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教师，从而有利于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但随着清朝封建帝国的衰败，学校教育衰败不堪，教师也难以负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教师的来源。以资入官体例在清朝历代都有，但入资为教官在雍正元年即行停止，其原因在于捐纳为教官者，多是不通文理的少年，以他们为学问的优长，为年老者的师长，显然是不妥的。但嘉庆三年重又允许以资为教官，道光年间又推广捐例中准贡生捐中书，准增、附捐教职，致使教官成员复杂，不少人整天无所事事，与武夫营弁为伍，不事学习，不晓明体达用之学。不仅教官来源如此，就是学官，有的也是曾担任过其他官职由于不称职被贬的。这些人“不尽从事于学，第乐其职之闲，不厌其分之卑，阘冗无能之士，以及耄老不堪者，俱得厕乎其利”[13]。这些教官往往无心教授学生，致使“弟子或终岁未尝一见其师，而师未尝一教其弟子”的状况普遍存在。第二，对教官的考核流于形式。乾隆年间，以近来教职多衰老庸劣，滥竽充数，不但不能以道德礼义化导齐民，就是课士之职亦不克举，特命令各省督抚会同学政，严饬所属教官，务以实心实力劝学兴文。于是实行3年一次的甄别，考核教官。但是这一制度实行不久，其弊病就暴露出来，督抚和学政徇私情，互为一气，“不核其才望，不责其训课”，致使选拔出来的教官大多昏耄，徒具虚名。还有不少人“以学校为恤老怜贫之地，以司铎为投闲置散之官，甚至索贽见、勒节规，而不复问教学何义？谕训何事？”[14]更有甚者，道光年间教官考试出现了雇请枪替、换卷传递、代书代作等作弊现象。连道光皇帝也不得不感叹：若不亟加整顿，何以拔真才而资师范。
对于教官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清政府不仅觉察到了，而且屡屡整顿。早在1773年，鉴于当时咸安宫教习疏懒怠忽，并不实心训课者居多，雍正皇帝下令整顿。道光二年（1822年）上谕：“近日各省甄别州县，凡才具平庸年力就衰各员，率请改教。此等衰庸之员，即令司铎，安望克称厥职？嗣后各督抚于才不胜任之知县，未经得缺，将该员品学尚堪秉铎，切实声明，酌量奏请改教。”[15]事隔4年之后，道光六年（1826年）又上谕：“近年生徒入学，不过轮期画到。查学之日，教习择其在家课读者背诵数章塞责。该教习亦止于画到，查学时始行到学。间有在学住宿者，并不教读。其宗室、觉罗及咸安宫、景山各官学，亦复如此。积习相沿，日就废弛，不可不严行饬禁。”[16]24年之后，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再次上谕：“学校为教化之原，士子训课，责在教官；教官贤否，责在学政。近日教官一途，半皆年老衰庸及末学浅见之士。着各省学政严行考校。文行兼行者，方准列荐；庸劣不职者，即行甄别。至于月课岁考，尤须认真，课卷按季申送学政，诸生优劣学册，三年咨部备查。”[17]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多次整顿，但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同治年间，还出现了教官干预地方公事，鱼肉士子，谄谀绅富的现象。清朝陈其元对当时教官状况讥讽道：“莫笑区区职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两祭分肥胙，督抚同声叫老师；遇考可求优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有时保得京衙著，一串朝珠项下垂。”[18]真可谓辛辣之极。晚清由于重科举轻学校，对选任教官极不重视，学校教官职位低下，教官一职常是庸劣不称职人员的安置之所，因此，教育质量不高，学校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
（三）教学管理松弛
清初地方官学规定了严格的考核方法，有月课、季考，考试内容为《四书》文及策论。月课、季考的第二天，要讲《大清律例》刑名钱谷之要者若干条。月集诸生于明伦堂，诵《训饬士子文》及《卧碑》诸条，诸生环听。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而请假者外，其他照定例严加考试，如有托故不到者，教官要严加惩治。3次不到者教官严传教饬，无故而终年不应月课季考者，详列情形，给予黜革处理。生员的试卷，申送学政复查。雍正十三年（1735年）还规定教官要详报月课、季考之文，逐一声明所讲律例何条，其听受者何人，以凭学臣查复。(https://www.daowen.com)
清初还制订了严格的坐监制度。国子监中各种身份的监生要求坐监期限不等。“监生坐监期，恩贡六月，岁贡八月，副贡廪膳六月，增、附八月，拔贡廪膳十四月，增、附十六月，恩荫二十四月，难荫六月，例贡廪膳十四月，增、附十六月，俊秀二十四月。例监计捐监月分三十六月。”[19]严格规定了生员的修业年限。这些规定有效地规范和制约着生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质量。
晚清，随着官学的衰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取消了“坐监”制度，允许监生在寓所肄业，只要在初一、十五来国子监听讲《四书》、《五经》即可，而地方官学也是衰败不堪，“月课渐不举行”，学校考课也不过是徒具虚名。王榕吉在《请整顿宗学疏》中就描述了当时地方官学的情形：“初次入学，尚有教习数员、肄业生二十余人在学接晤，此后时复前往，则日形疏懈，荒置或无一人，稽察教习者难得与宗学生晤面，出题课试，交卷亦复寥寥。”[20]中央官学中的觉罗学、景山学、咸安宫官学也是如此，不仅教师类乏通才，经费徒靡，而且校舍空虚，期满时，就例报成就多少名学生而已。教育管理松弛，到嘉庆二十四年（1820年）时更为严重，“各学官学生，并不常川入学肄业，该教习等亦止于查学之期，始行到学，虚开功课……陋习相沿，殊失设学本意”[21]。可见这种颓势已经难以挽回。
清政府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整顿。例如，对南学的整顿就持续了近20年。道光末年，鉴于当时南学监规颓废时间较长，住学者仅百余人，清宣宗下诏整顿，其结果是难以振兴；咸丰年间，清文宗多次更改管理章程，发放经费；同治元年（1862年）清穆宗下令兼习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又增发每年经费3000两，这才使文风稍稍兴起，但情况仍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同治二年（1863年）上谕：“满汉各学设立教习，统于国子监见充教习者传补，后并无生徒肄业，期满，仅寻数人赴监，谓之交功课，其实并无功课可交，即可得官各等语。着国子监堂官查明，认真整顿，稽核功课之勤惰，分别劝惩，毋得有名无实，敷衍了事，以昭核实。”[22]尽管清政府认真整顿，但其管理措施散漫，管理制度松弛，尤其是晚清封建教育没落，使得学校中教学活动稀少，学校虽有设学之名却无讲学之实。正如严复在《论治学治事亦分二途》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课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谓教，弟无所谓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23]
（四）学风、士风败坏
晚清，学校教育以科举为重心，教育内容空疏无用，教育管理松弛，使得官学设立的初衷丧失，仅被视为八旗子弟出身之阶，加上教习也不深探经义本源，尽心教诲，积习相沿，学校徒有虚名而无实效，学风、士风的败坏在所难免。
舍本逐末，是晚清学风颓败的第一个表现。为了应科举，士子们将先儒经典束之高阁，贪图近功，以求速成之效，造成埋首于时文而弃学问于不顾。乾隆四十四年（1789年）曾上谕：“近时文风日坏，习制义者止图速化，而不循正轨，无论经籍束之高阁，即先儒传注，亦不暇究心，惟取浮词俗调，挦撦求售。”[24]要考经却不通本经，在当时不足为怪。“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25]清中叶之后，坊间刻本泛滥十分严重，士子们视此为中科举的敲门砖、进身之宝，清政府虽屡下禁令，却禁而不止。乾隆时，坊间刻本合法化，使官方也加入这一行列，推波助澜。尽管后来严行禁止，但积习已深，成为不治之症。为求取功名，士子们埋头于八股，致使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讲。清朝统治者曾三令五申，训饬学士要务求根本，讲究修身，但收效甚微。连清文宗也忧虑“第恐沾染时习，以文章风雅自诩，不思讲求本务，殊非崇实黜华之道”[26]。
揣摩剿袭，是晚清学风颓败的第二个表现。教学内容空疏无用，学子们对于空疏之学舍本逐末，但是对这“末”也是刻意揣摩剿袭，以钻营为捷径。道光中叶，时文家们揣摩的方法越来越奇特，竟有所谓“且夫”调，也就是每在提比之后或者末比之前，突然用“且夫”2字，以振其势，却不考虑前后句子的关联。乡试、会试都用此方法，以为这是考试秘诀，而校阅的人往往入了圈套，竟然有人中榜。整个教育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师以是教，弟以是学，举子以是为揣摩，试官即以是为去取。”[27]这一风气养成士子们利禄之心，使得他们“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后遂为患失之计，持禄幸位，委蛇朝阙，容头过身，承顺奸权，朝政猥杂，国是日非”[28]。
考试作弊，是学风颓败的第三个表现。晚清的科举考试，舞弊、弄虚作假、贿赂成风。舞弊的手段五花八门，“集历代之大成”。如“通关节”（买通考官）、“顶替”（冒名顶替）、“请枪”（请同考生员代做）、“联号”（买通编号人，把自己和帮手的号码编成联号）等等，还有夹带、换卷等花样。清朝学者曾描述考试送关节、送诗片的情况：“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曰关目。……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或书数虚字，或也欤或也哉或也矣。于诗下加一墨圈者，银一百两，加一黄圈者，金一百两。”[29]又道：“凡进士之朝殿试及京官之考试差时，预揣某官可派阅卷，则先呈字体，以便别认。既出场，即写前四句飞递朝房中所曾托情之人，谓之送诗片。”[30]科举舞弊之严重超过历代，就连某些名臣对科场夹带也不讳言。学子们为了中举，违规作弊，极尽钻营之能事，舞弊形式花样繁多，令人防不胜防。清朝对考试作弊的防范和处理是十分严厉的，但收效甚微。道光二年（1822年），针对科场出现请人写成小卷带入场的情况，清宣宗下令办理科场及搜检各官。道光六年（1826年）顺天乡试出现了怀挟、传递及冒名顶替。清宣宗上谕：“嗣后乡、会试搜检王大臣及各直省监临等，务须破除情面，严剔弊端，认真办理，查照定例，不许夹带片纸只字，一经搜出，立予斥革，照例惩办。”[31]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宣宗再次上谕：“各省士子，务各涤虑洗心，恪遵功令。点名时鱼贯而入，毋得仍前混行拥挤。如有迟误，静候补点。其不遵约束肆行喧闹者，着弹压兵拏究。已接签者，不许复出砖门；已领卷者，不准复出号舍。如有怀挟，立即惩办；误带者虽免治罪，仍不准其入场。其八旗士子，令弹压副都统亲身巡查，不准越号。”[32]清宣宗在其后多次上谕严禁科场舞弊。粗略算一算，从道光二年（1822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严禁科场舞弊，整顿科场秩序，清宣宗在这短短的18年间竟“上谕”9次之多，可见当时考试作弊现象之严重，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清政府整顿亦于事无补。
近人王德昭对官学教育衰败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剖析：“学校既成了储才以应科举之地，又莫不受政府的统辖和管制，所以不能以其为教育机构而得遂其独立的发展。其在政府系统中的地位也不受重视。这使此机构终至丧失其生生之力，无论其所定的规制如何严密，理想如何崇高，结果乃趋于滞固而败坏。”[33]可见，晚清由于重科举轻学校，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导致教学内容空疏，教官滥竽充数，教学管理混乱，学风日趋败坏。这一切表明官学教育已难以培养出维护封建国家正常运转的人才，官学已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