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孔孟儒教的政策及其演变
自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实施以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成为社会上主导的意识形态，既是统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又是被压迫阶级自觉接受压迫的精神枷锁。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早年也大多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洪秀全本人也曾4次应试不举。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太平天国缔造者自身思想的变化，他们一致采取了“排儒”的政策，这是因为：
1.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这与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农民造反运动不合。儒家思想最大的特点，在于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维护，“为长者隐”，为统治阶级辩护，是儒学被定为至尊的最根本原因。在儒学思想中，人的上下尊卑、伦理纲常是不可移的，封建统治也被神圣化为天然铁则，忠君、复古已内化为许多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驯服、盲从亦成为封建统治下的典型人格特征。面对“讲道安贫、乐天知命”的蒙昧民众，只有打碎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破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的樊篱，才能从思想上解放群众，也才能从传统意识形态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为农民的革命运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因此，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武器的儒家思想，无论如何，与农民革命的要求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农民如果起来革命，就必须打碎自身的精神枷锁，反对孔孟在革命时期成为历史的必然。
2.宋明理学在清朝统治时期变得更加腐朽不堪，八股取士和文字狱制度抑制了人性的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内忧外困的现实要求人们冲决封建统治的精神罗网。清朝统治已是封建统治末期，原本就已贪污腐化、尔虞我诈、刻薄虚伪、百弊丛生，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白银外流，更是雪上加霜，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推向贫困交加的境地、万劫不复的深渊。知识分子本是社会阶级结构中最敏感与最易觉醒的层次，但八股取士制度和文字狱的推行却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惰性因素，他们的才智发展方向被清朝统治者引入歧途，乾嘉考据学派的繁荣就是一例。世代相沿，积习愈深，知识分子及其知识结构与清朝统治一道僵困沉沦。林则徐等人虽是“睁眼看世界的人”，但他们的遭遇正从反面说明了封建统治的顽固和腐朽以及儒家思想对人们头脑的禁锢。洪秀全出自儒门，原本也锐意追求科举功名，但屡试不售，由此对儒家思想中的弊端积习更有切肤之痛。为解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产生的根由，也为建立新的社会公平理论计，洪秀全必须另觅一套新的理论来取代孔孟儒教，打破上尊下卑的界限，给人们指出寻求自身解放与幸福的道路。
3.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教义中的平等观与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长幼有序、爱有差等的等级观截然对立。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时主要吸取了基督教中的一神论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及中国古代“天下为公，三代大同”的朦胧理想。上帝是唯一的创世真神，“上帝当拜，人人所同”[18]。而儒家思想此时不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学派，而且简直被弄成了一种宗教，经过历代皇帝的册封，“至圣先师”孔子的威严权势寝寝乎凌驾于众多仙神之上，这和拜上帝教中“独一真神”皇上帝的权威势不并存。所以，创立拜上帝教必然要反对孔孟儒学。有学者认为，洪秀全等人的反对孔孟儒学只是从拜上帝教中反对任何偶像的角度来的，认为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打碎书塾中的孔子牌位也是因反对偶像而引起，从未把孔子称为“邪神”[19]。这种解释自然有它的合理性，洪秀全也确实在《原道觉世训》中明确地说过：“……拜无知无识之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20]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拜上帝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中上下有差、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的根本对立。细读《太平天日》、《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拜上帝教的经典文献，就会发现，洪秀全把“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21]等社会不公平现象归因于孔孟儒学，即“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22]。而广大民众所希望的“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23]则需要“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24]。因此反孔排儒成为拜上帝教的应时之需，也是它们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洪秀全反孔的最早表现，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将他执教的广西花县莲花塘书塾中的孔子牌位撤去，并劝说冯云山、洪仁玕也撤除了自己任教的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木主）。由此他们丢了做私塾教师的职位，决心远游，宣传“真道”，寻找志同道合者共举大事，实为走向革命运动之始。
洪秀全为给自己的反孔找到理论依据，也是为整个革命运动制造舆论，他编造出升天会见上帝的神话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曾借用上帝之口说出斥责孔子的话，但到定都天京之后，为了更好地教育群众，太平天国官修史书以极为夸张的形式将洪秀全的梦境公布出来：
天父上主皇上帝……指主看曰：“……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然无辞。……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亦斥孔丘曰：“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25]
这种借助神话故事的形式批判孔子的做法尽管幼稚，但代表了太平天国对孔子权威的践踏和丑化，其意义是不可轻估的。这与“五四”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曾经出现的《子见南子》之类的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对消除长期以来儒家思想神圣的光环，解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摧毁儒学在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太平天国运动对孔庙、孔像、孔子牌位等毫不留情地加以摧毁。推而广之，他们还反对一切偶像迷信，包括反对中国传统中习以为常的祭祖、建祠。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三月（1844年5月）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时就曾题诗斥六窠庙神。道光二十七年九月（1847年10月）洪秀全再次来到广西，与冯云山等人一起聚众捣毁象州甘王庙，并亲手用大竹竿砸敲甘王塑像，述说它的十大罪状，题诗于庙壁云：
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烷（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26]
当时“观者如堵，州官不敢与较。自是后，秀全名声传闻愈远，信徒愈众”[27]。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太平天国的革命志士迅速掀起了扫荡孔孟及诸子百家等封建社会中束缚人心的陈腐教条的狂飙。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孔、关、岳庙。如“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遍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28]。类似的记载俯拾皆是：“贼于神像无不毁坏……镇江府城隍神……贼至决其首，掷诸门外。”[29]“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此犹从来叛逆所不敢者。”[30]“各庙神像皆毁，文庙大成殿焚，圣像及两庑木主无存者。……各庙神像，或剜目，斫手足及首，无一全者。”[31](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儒家典籍，则连同诸子百家等书一起，一概被宣布为“妖书邪说”，尽行焚除，不准买卖藏读。当时订有“一、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尔等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一、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32]的法律，并迅速掀起焚书禁书的高潮。当时的许多文人记下了这一运动的情景：“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33]“贼见书籍，恨如仇雠，目为妖书，必残毁而后快。”[34]“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35]
由于儒家思想是深深地植根在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土壤之中的，它已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太平天国既然不能摧毁封建制度，自然也难以动摇这个制度的上层建筑。同时，随着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称天京），封官加爵，俨然又建立了一个封建王朝，儒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从根本上是符合君主专制的太平天国统治需要的。因此，在太平天国宣布儒经为“妖书”并激烈地毁坏后不久，杨秀清就出面改禁止、焚烧为删改了。据《贼情汇纂》记载：
贼本欲尽废六经、四子书，故严禁不得诵读，教习者与之同罪。癸丑（1853年）四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故令何震川、曾钊扬、卢贤拔等设书局删书，编（遍）出伪示，云俟删定颁行，方准诵习。[36]
洪秀全首先对自己的著作作了删改。他在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等革命性论文，为宣传拜上帝教、鼓动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宣传文章后来便刊于《太平诏书》中，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咸丰二年，1852年）改刻时，将原用《四书》、《五经》以及儒家说教的话，大加删削，如在《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有称赞的口吻引述尧、舜、汤、武功绩及《诗》、《书》中的语句，在改刊为《原道醒世诏》、《原道觉世诏》后尽行删除。太平天国起义后，刊有《天条书》一册，壬子二年的改刻本将初刻本序言中引用《大学》、《孟子》、《诗》、《书》的话删去一大段。
同时根据杨秀清的建议，洪秀全下诏对孔孟之书进行删改，有诏书曰：“天王诏曰：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37]这里所说的《诗韵》，经罗尔纲先生考证为《诗经》。1854年洪秀全正式下诏“删改六经，以（曾）钊扬总其成”[38]，并设立删书衙（张汝南称删书衙由“春官丞相卢贤拔主其事”[39]），由参加起义的知识分子卢贤拔、何震川、曾钊扬、赖汉英等参加和主持这一机构的工作。
关于删书的具体情况，时人的纪实性文章中多有记载，如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汪士铎的《汪悔翁乙丙日记》、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等，都作了一定记载。其中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较详：
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滕》、《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40]
由此可知，所删改的儒书以《四书》、《五经》为主，所删改的内容除鬼神祭祀吉礼等和拜上帝教教义不合的部分外，以改变帝王称呼和直接书写孔丘名讳为主（“改孔某”实为“改孔丘”，因当时的地主知识分子自身的避讳所致）。至于删书到底颁行没有，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41]但可以肯定的是太平天国成立了删书衙专负其责，删改的部分内容也多出现于时人记录，起码他们已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引起广泛的注意。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中反孔删书等活动，应该联系当时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下几点尤应注意。
1.反孔是历史的必然。正如前面在分析太平天国产生反孔孟儒家思想的原因时所阐明的，孔孟学说虽原只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但自汉以后，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竭力鼓吹、宣扬、粉饰和改装，已经成为与统治阶级思想溶融在一起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流思想，从而成为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思想工具和广大民众接受其统治的精神枷锁。纵观历史，所有革命者都必须为打碎现有统治的合理性找到自己进行革命的理论依据，而孔孟儒学由于其固有的维护性和保守性，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太平天国也不例外，它找到的是基督教改装后的拜上帝教。从拜上帝教的教义出发，反对封建皇权，反对阶级差等，反对多神宗教，因此反对孔孟儒家学说也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了。
2.反孔斗争对掀起革命运动、吸引广大农民参加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政权的支持者、拥护者是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首先是农民和贫苦的手工业者，也就是李秀成所说的“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42]。自由、散漫、贫弱、胆怯，是广大农民的通病，而反孔孟信上帝，清除庙宇偶像等行动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持，对克服农民的胆怯自卑的心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诚如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所说：“贼见庙宇即烧，神像即毁，其毁神像者，亦欲以威劫人也。……乡愚亦不知，以为神且砍头折足，何况于人？神且不敢为祸，人何敢违？其烧庙宇者，一则以威劫众，以火惊人，一则防乡民团练，以庙宇为公所，及官兵设伏于其中也。”[43]撇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曲解和污蔑之辞，可以看到太平军毁庙宇、去偶像的两种作用：教育民众和打击乡民团练武装。类似的记载在太平天国时期还有很多，如：“无识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44]“贼虽无邪术，然虏人纯用换移心肠之法。……故凡从贼稍久逃出难民，无不眼光闪烁不定，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之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皆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45]这些地主阶级的言论，恰恰说明了反孔斗争有助于解放传统的思想束缚，有助于发现人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广大劳动人民破除迷信、打击权威、解放思想、动摇封建统治秩序的行动。洪秀全自己也说：“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46]
应当指出，洪秀全他们后来的删改孔孟之书、颁行它们作为士子必读之书的行动，并未恢复孔孟著作的“经典”地位，只是承认书中有“非妖话”的部分，故而未可全废。这种朴素的对待古代文化传统的辩证观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反孔斗争有着深刻的历史局限性。由于洪秀全等人出身于封建社会，从小就浸润于传统文化环境中，深受其熏陶，传统的东西早已形成集体无意识，潜存于他们思想深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以《诗》、《书》、《孟子》等书中有关“上帝”的字样来比附、论证上帝的存在，更表现为他们以布衣争天下自许，以致发展到后来制定出等级森严、繁琐无聊并且与自己曾经倡导的公正平等原则尖锐对立的《太平礼制》，还表现为他们不能对儒家思想及其著作有科学的态度，不能从政治思想、伦理观念、社会形态等根本性思想渊源上找出自己与儒家思想分歧所在，只是采取一些过激的断然抛弃的方法，认识到行为过激后又采用删改内容和字句的办法。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对待儒家思想的非科学做法，放到受儒家思想支配近2000年之久的中国社会背景中，不仅会引发知识分子的怀疑、恐慌和敌视，就是一般民众也会感到迷惑、困顿和不安。曾国藩就抓住这一点，在《讨粤匪檄》中大肆攻击：“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之为之所也！”[47]他用这些话刺激群众，煽动人们对太平天国的疑惧心理，鼓吹知识分子起来与太平天国作对。这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总之，太平天国对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始而猛烈排除，继而力求调和，最后放任自流。这是中国历史上打倒孔子偶像、解除儒家思想对广大劳动人民思想禁锢的第一次尝试。虽然他们只是用焚禁、删改等“简单抛弃”的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肃清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无法完成的历史使命。但在多年一直充满着对帝王和孔子膜拜的社会里，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件事的意义完全不是能用尝试的成败加以衡量的，仅从它对时人和后人的启迪作用来说，其也是历史典籍中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