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拜上帝教作为文教建设的指导思想

1.拜上帝教的由来。拜上帝教是洪秀全于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夏天创立的一种独特的宗教。在此之前，洪秀全多次到广州应试，皆落选，并于1836年（道光十六年）得到一部基督教徒梁发写的宣扬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从中知道有一位“独一真神”上帝，他才是造化天地人及万物的主宰。洪秀全由此而附会他自己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生的一场大病，说那次“死”去是上天受命，后来复苏是奉上帝之命下凡诛妖救世。这样，他就仿照中国历史上“符瑞”、“受命”的传统，制造出一种“天命”充当号召群众的旗帜。为了把取自西洋宗教的上帝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结合起来，洪秀全首先从儒家经典里面找出与“天”同义的“上帝”这个名词，如《易经》“荐之上帝”，《书经》“惟皇上帝”，《诗经》“上帝临女（通汝）”等等。他据此宣称“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至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历阶”，[1]走入迷途，现在应予反正。其次，他修改了基督教教义，使之更合于中国国情和当时的时代特征。例如基督教义中有劝人忍辱负重、固穷守分、积极赎罪的思想，而洪秀全则假托自己是上帝次子，喊出“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2]的口号。为了把基督精神与当时的需要充分结合，洪秀全在1845年、1846年两年中曾作数篇文章、问答及诗歌，宣扬阐发其宗教真理，如《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篇，其后均增加内容，大都编入在天京（今南京）印行的《太平诏书》中，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精神武器。

2.拜上帝教的内容。洪秀全融合了中国传统道德、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创造了一个中西合璧的上帝，并号召大家只信上帝，不拜邪神，废弃一切偶像。他在《原道救世歌》中宣称：“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3]，“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4]。中国传统社会是阶层分明的宝塔式社会结构，天子的称号与祭天的特权一向归皇帝独占，人民是皇帝的奴隶和臣仆，“僭号”、“侵权”便是大逆不道，可以被处以极刑。但在拜上帝教教义中人民都自称天子，都有权拜自己的天父，这恰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等级精神。与之相联系，他在《原道觉世训》中进一步把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对立联想为宗教上的神妖对立，把“正”的方面集中于“皇上帝”，“邪”的方面集中于“阎罗妖”，劝告人民脱离妖魔的迷惑，独拜真神皇上帝。他说：“一切妖魔，总无非冒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劳，迷坏世人，行邪事，犯天条，不必敬畏天父上主皇上帝，而敬畏他之意。”[5]这显然是针对统治者口口声声备责人民“食毛践土，具有天良”，应感戴皇恩的提法进行的反驳，是号召人民起来与“清罗妖”作斗争的理论基础。在拜上帝教教义中不仅为广大群众营造了天堂地狱的区别，许给人们来世的幸福，允诺信徒的灵魂进入天堂，而且许给人民现实生活中的切身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大到《天朝田亩制度》里宣告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6]。小到“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7]。这些许诺对当时处于饥寒交迫境遇下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然，拜上帝教是具有完整系统的宗教，它不仅阐明了自己教义的主旨，而且介绍了本教产生的根源、基本的教义组成及戒律、仪式等，使之成为容易被广大劳动人民理解接受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的理论信仰。

3.拜上帝教的教育作用。拜上帝教在起义的发动、组织和实施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渲染、扩大和强化了人们心仪已久的“大同社会”的神话，而且给人们指明了斗争的对象、方法，鼓足了人们敢于与清朝统治者斗争的勇气，成为号召革命、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坚定信念的有力思想工具。众所周知，封建统治阶级往往用“受命于天”的神话来欺骗人民，他们把“神权”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封建时代的农民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既没有力量战胜剥削者，也没有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他们既不能理解自然界风雨雷电的起因，也不能理解人世间贫富贵贱的根源，从而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一切。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之下，在社会已发展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夜，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从思想上武装起来，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组织和动员千百万群众的工具，拜上帝教正是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里大声疾呼：“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8]生活在苦难深渊中的农民听说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派来了真命天子，能救农民于水火，自然是当作福音了。正如恩格斯在评论农民战争时说过的：“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子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9]那些信赖神灵默佑的农民，正是从这个全知全能的皇上帝那里获得了勇气和力量，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反革命方面诬蔑说：“……耳濡目染，莫不迷惑忘死。”[10]革命方面则赞扬说：“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咬人。”[11](https://www.daowen.com)

不过，拜上帝教毕竟是消极的迷信的宗教意识形态的一种，它只能歪曲颠倒地反映客观世界，而不可能作为改革现实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在革命运动之初，拜上帝教所起的发动、组织和团结号召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而在革命运动过程中仍一味虔信它，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拜上帝教用宗教神学的观点解释战争胜败的原因，预言革命发展的前景，回答前进中所遇到的一切难题。“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12]它把一切都归之于上帝的安排，完全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本来太平天国将领还十分注意战略战术的运用，他们曾将中国古代著名兵法《孙子》、《吴子》和《司马法》略加删节后定名为《武略书》，广为传阅，供指挥人员研习，有许多较大战役都事先召开军事会议。但是由于对神祇的盲目崇拜，妨碍了领导人员正确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如《李秀成自述》中所说：“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具信天灵，诏言有天下不有（通由）人也。”[13]在他自己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十误”中丝毫不提盲目迷信的影响，相反，在《自述》结尾却写道：“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14]赖文光也说：“大事至此，无奈天数有定，夫复何言！”[15]尤其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清咸丰六年，1856年）的天京事变，彻底打破了拜上帝教创造的天父天兄共一家的神话。当年对起义曾发生过巨大作用的宗教，此时已变成遂行私意、争权夺位的工具，使群众失去信仰。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幻影是由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等同是“上帝爱子”的人亲自打破的。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道：“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16]反映了天京事变后的人心离散，也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拜上帝教信仰的破灭，拜上帝教的教育作用更无从谈起了。

总之，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是革命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斗争的思想武器，它在发动、组织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身平等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17]。因而拜上帝教只能是一种精神鸦片，它不仅不能给农民革命指明正确的方向，而且会成为革命的障碍和绊脚石。太平天国革命最终被这种迷信思想断送的历史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