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
各个阶级都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农民革命也同样需要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在太平天国时代，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广大农民只能过着极端贫困的耕种生活，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教育的一切机构都被地主阶级所垄断，农民自身的知识分子是十分匮乏的。当农民起义由零星小股发展成为巨大的革命洪流的时候，当斗争形势发展到夺取政权、建都立国的时候，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成为日益孔亟的问题。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成立了许多行政机关和办事机构，涉外活动也日益增多，这都要求有一定文化的人才能胜任，没有知识分子就很难建立政权和管理国家。因此太平天国初期反对儒家，中期亦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大力排斥，但自始至终都不反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能改变立场、积极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始终都是给予高度重视的。他们吸收和争取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外3种：科举考试、广为招贤和胁迫征聘。科举制度自永安就已实行，定都天京后更是经常采用各种形式的考试制度，并尽量录用投考知识分子。招贤制度则是指每攻克一城一地，甚至是行军所到之处，必广贴告示，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共赴建国大业。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录有招贤榜如下：
国体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材孔亟，凡属武达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曲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官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48]
1861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桐乡守将钟良相在濮院贴发招贤告示：
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一、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一、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阵图者；一、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一、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一、善书记笔札者；一、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一、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一、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人有能飞行走跳者；一、医士之能内外科者。……总之，一才一艺皆搜罗录用。[49]
北王韦昌辉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发布《招延良医诫喻》：
查此处地当孔道，为良医聚集之所，类如大小方脉、内外专科、眼科、妇科以及专理小儿急慢惊风等症……乃迄今并未见有医士应召而来。为此不惜重赏，再行诫谕……果能医治见效，即赏给丞相，如不愿为官，即赏银一万两。[50]
从这些求才若渴的招贤榜文里可以看出太平天国革命军对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殷殷之情，不惟如此，还可以体会到他们已经超出了只有能读诗书、写文章才算人才的传统偏见，提高了实用技术知识的地位。同时，他们还能超出知识分子的领域，到广大劳动人民和其他下层群众中去发掘贤才，即有的榜文中所说：“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51]。因而《贼情汇纂》记载着纷纷投靠起义军的是“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52]。
仅靠科举和招贤制度仍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太平天国还广泛采用了征派、礼聘、举荐甚至胁迫等多种办法。佚名著《平贼纪略》说：“于是分境各募军、师、旅帅、司马、百长，皆乡图里正充之……”[53]顾汝钰在《海虞贼乱志》中说：“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惟两司马、伍长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54]礼聘的记载也散见各处。如时人邓文滨说：太平军“尤以招致宦显家为上赏，为要结人心计。”[55]涤浮道人则说，太平天国当局知天京老民馆中“藏匿人物。屡欲搜求老民，且欲重用”[56]。荐举一途，虽未成为定制，也屡见记录。如《贼情汇纂》载，‘安徽望江县伪军帅禀奏保荐望江县生员龙凤翴有安邦定国之才”[57]；浙江嘉兴秀才江梦兰，由订天豫“萧荐其为军政司”[58]。(https://www.daowen.com)
知识分子被征聘到太平天国队伍里，大部分是当“先生”（书手、掌书、书理），掌管文案册籍，宣讲教义，礼拜时缮写祈祷奏章等。他们的地位颇高，一般只比其主管官员稍低一二级，很受重视与优待。尤其是在军队中，由于识字能书的人较为缺乏，而下级军官和战士们大都是一些纯朴的农民，他们渴慕文化，对读书人也就十分珍视。如张汝南在《金陵省难纪略》中记东王府道：“伪丞相入，三跪呼然后起白事。丞相皆广西人，不识字，必携书手入读奏章。东贼自言：‘五岁丧父母，养于伯，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59]位高权重气傲的东王杨秀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推知。太平天国重视知识分子的记载不绝于书，如《贼情汇纂》第6卷《伪朝仪》说：“其一切文书多不能面白，故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贼多市井无赖，识字不多，厌见文字，悉任掌书裁处。于是则多设簿书掌书诸伪官，而被胁充先生者，似可渐操其柄也。”第11卷《新贼》说：“识文字人贼虏为先生，供给丰厚，与伪职埒……”同卷《虏人》说：“及其派充先生，贼目优待之，群贼尊崇之……”第3卷《伪官制》说最下层军官如卒长、两司马也“挑识字人为书理，至卑本无伪职，然散卒奉之如官长”。第9卷《礼拜》记做礼拜敬上帝时，“桌后设椅三张，饰以椅衣。椅三张者，盖本馆贼目及副职伪官与先生坐位也。如此馆先生较多，甚至设立五座七座。……贼目及充先生者即坐于正中所设数座上，群贼两旁杂坐”[60]。曹大观《寇汀纪略》说：“珍若拱璧，呼为先生。”[61]鲁叔容《虎口日记》说：“贼重读书人，称先生有加礼……”[62]顾深《虎穴生还记》中述说自己因为是“先生”，每餐都同长官在一起，极受同营上下的尊重，年终全营聚餐，“命余坐首位，余谢不敢，咸曰：‘你是先生，不妨上坐’”[63]。毛隆保《见闻杂记》说：“贼营中缺读书人，有从之者，称为先生，即派七、八人服侍云。”[64]李圭在《思痛记》中说起他被太平军征发后的经历，最初，为了便于逃跑，便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军队中作杂役、烧火，为前线战士送饭等，后因转战各地，越走越远，觉得已不能辨认方向，逃亦必死，才暴露读书人身份，于是立刻被提拔为“先生”，受到优厚待遇。主管人员怕他逃跑，做了许多工作，派人到他家中联系，让家中写信动员他安心从军，甚至要给他说媒成亲等。他自己说：“盖贼中对于文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每得一人，辄解衣推食，延纳惟恐不周，即拂逆其意，亦柔人假借，不加呵斥也……”[65]
除让知识分子随营出征，充当书手或参与地方治安，出任地方长官外，还专门设立了一些机构，如天京的诏书衙、育才馆，苏州的书馆等，以备知识分子参与政府工作。李秀成也在杭州、湖墅等地设招贤馆，其意不仅在于采访搜罗知识分子，更是为了让知识分子有安身之所。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等人还着手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系统阐明太平天国对待知识分子的培养、选拔、任用等方面的具体措施，这突出表现在《钦定士阶条例》、《资政新篇》、《英杰归真》、《钦定军次实录》等文件中。在《钦定士阶条例》中有《劝戒士子文》一篇，明确提出了“士居四民（按：指士、农、工、商）之首。”[66]并且提出了作为人才的5项基本条件：（1）德才兼备；（2）有涵养之功；（3）有坚耐之志；（4）识广知真且能用；（5）武士能“谙兵政，识军机”，“以义理之勇，化血气之勇”[67]。可见他们已能自觉地制定出符合自己需要的知识分子政策了。
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为太平天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卢贤拔、曾水源、何震川等首义的知识分子自不必说，许多中途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知识分子都能忠于太平天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建国立都、行军打仗、基层政权建设等，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像张德坚在《贼情汇纂》第11卷《新贼》中恨恨地写道：“若巨贼渠帅之先生，与知军事，不难祸福人，造作悖逆文告，撰拟机密禀奏，且有欲逞才华，忘义干进，为之设策献谋……”[68]苕山逸史在《镇江闻见录》中也说：“……竟不知贼不可恃，大有此间乐之意。”[69]上述知识分子大都是拥护革命的，是太平天国不可或缺的革命力量。他们平时竭尽心力才智为革命设策献谋、奔走效劳，关键时刻也能奋不顾身，死而后已。例如天试进士胡万智，曾在天朝的育才馆，后调赴湖北兴国与敌作战，“身受数刃，犹呼天父东王洪恩，当以死报”[70]。当革命失败后，他们便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报复。如储枝芙《皖樵纪实》中说：“获伪军帅三名，伪师帅一名，伪旅帅二名，伪翰林一名，伪举人一名，伏诛。”[71]
但是，我们应看到许多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革命持敌视态度。坐壁观望、首鼠两端、投机取巧、貌合神离，甚至冥顽不化，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现实心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要一点是知识分子多属地主阶级，基本上和太平天国革命处于对立的地位。在清朝的封建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无钱亦无时间读书，读书之人多出于地主或较富裕的家庭，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比较开明，同情甚至参与革命，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能彻底转变立场，公开或隐匿着与太平天国革命为敌。其二，是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作为根本宗教，这种源于基督教的宗教教义不是中国本土所有人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太平天国初期视儒家著作为妖书，劈孔子牌位，焚典籍、学宫，毁孔、关、岳等庙宇中泥胎偶像，这种严厉反孔的态度，不免使当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发生极大的怀疑与恐惧。其三，是农民起义军对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连贯的政策和得力的措施，只知一味推让食宿，而不知从思想上对其加以改造，也不知用合适的办法处理这两个阶层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农民起义首领工作方式方法的简单粗暴，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情绪。同时由于农民对知识分子过度推崇，自我也过分自卑，反而造成农民与知识分子间的相互戒备，知识分子在其中多感到不被理解、不被信任、不被重用。再加上战事频繁，农民起义军无暇细理自己的文教政策，也未广设学校、书馆，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多变，使人无所适从，也是造成太平天国缺乏知识分子的一种原因。例如《金陵纪事》记载：“贼改南京为天京……出示以读孔孟书及诸子百家者皆立斩。迨八月初十日在南京开科取士，连出三示，用文用策，又谓孔孟非妖书。”[72]既有读孔孟书籍者斩的禁令，又谓孔孟非妖书，诸多知识分子不敢出来应试，只作壁上观就毫不奇怪了。
总之，虽然太平天国随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发布了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诏谕和条例，为吸收知识分子参与革命做了许多尝试和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上说，太平天国未能制定出一套系统完整、结构合理、前后一致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未能充分改造旧知识分子为己所用或培养出新的自己的知识分子。所以，太平天国虽有重视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而由于缺乏其他相辅的办法和具体一贯的措施，使得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给革命增加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