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组织形式
（一）《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教育组织形式
在太平天国颁布的建国大纲——《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其教育制度作了如下规定：
1.“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73]
2.“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74]“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其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如第一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至某两司马礼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又别至某两司马礼拜堂，以次第轮，周而复始。旅帅、卒长亦然。”[75]
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主张在一定限度内普及教育，即全体童子都要接受一定的教育，无论男女老幼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在封建时代，教育被官僚、地主统治阶级集团所独占，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矿工等极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其中有幸接受短期教育的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而统治阶级反过来却把农民的勤俭诚朴视为愚妇愚夫。太平天国根据其平等思想，规定在一定限度内普及教育，并提倡女子接受一定的教育，为劳动人民打开受教育的大门，无疑是富有进步意义的。其二，政、教、军合为一体。在地方上负责军政事务的官员，同时也是地方教育行政的主持者。按规定，郡设总制一人，州、县设监军，军设军帅，统辖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两司马管25家，是基层组织，在这里施行拜上帝教的礼俗与教育。这种军政教合一的制度，是太平天国地方教育行政制度的特色，称为乡官制度。乡官由人民选举，在中央则有礼部尚书管理，只是在东王府、北王府都设有礼部尚书，而且在洪仁玕执政时，又设文衡正总裁一职，统一管理教育考试诸事宜。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显然不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而且从教育内容看也以拜上帝教的教义为主，教育目的则以社会教化为主。
应当指出，《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从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视界出发，用历史上一些片断的思想材料，表达了农民阶级对未来社会平等公正的愿望和要求，它所设计的方案和蓝图，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它的内容，包括教育在内，是很不完善的，甚至有不少内容是相互矛盾的。但即使如此，它仍然反映了当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军对未来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的设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从教育制度方面说，传统的书院、书塾、学堂等教学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天京已很难见到了，妇女教育也广为受到重视，这些都可视作《天朝田亩制度》的影响。
（二）《资政新篇》中规定的教育组织形式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由洪仁玕写成的又一治国纲领性文件，其中全面阐述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该文写作的意图就是要求太平天国能“因时制宜，审势而行”[76]，也就是根据当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正在自由而迅猛地发展并对中国当局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的现实状况，提出中国应当重点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富国强兵，才能推翻清朝统治，创建“新天新地新世界”。从教育的角度说，《资政新篇》在教育制度方面亦有独创性。
首先，重视教育体制的创建。太平天国时期战事频仍，教育制度一直未完备化、系统化、精细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全面学习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因此建立系统而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亦在其考虑的范围。他在阐明西方诸国的体制特点后说：“足见纲常大典，教养大法，必先得贤人创立大体，代有贤能继起，而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必永远不替也。”[77]可见他设计教育是在有贤能人才的基础上先创立起一个大致的轮廓，然后由后人加以补充完善，从而使教育体制精细化。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还应相机而变，随时加以补充、调整，才能使制度长行不衰。
《资政新篇》重视教育体制的重建，还表现在对社会教化的重视。该文认为治国根本在于设法与用人两点，而设法最为重要。设法就是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在建设法制的过程中，有3点又是最重要的，即“以风风之”，“以法法之”，“以刑刑之”。其中的“以风风之”，就是谈社会教化的作用。文中写道：“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其事多属人心蒙昧，习俗所蔽，难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78]即对待种种不良习俗，领导人员要明确地表示鄙视、反对和斥责，从而达到“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弥”的目的。而对于民间善举、美举，领导人员则应提倡、鼓励和表彰，以增广见识，敦厚风俗，精立法制，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
在教育内容方面，洪仁玕特别强调向西方学习，更新教育内容。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知识分子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不良倾向。他说：“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79]因而必须加以彻底改革，把有用之物列入教育内容，即“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80]可见他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相当熟悉的。他承认这种科学文明的优越，认为中国应当重视和采用，从而从物质生活条件上去感化人民，达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目的。
其次，创建新的文教机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鼓励以民间的形式发展教育事业。他说：“倘有美举，如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按：指鳏、寡、孤、独院）、四疾院（按：指跛、盲、聋、哑院）等，上则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81]他主张禁止庙宇寺观、演戏修斋建醮和所谓阴阳风水等一切封建迷信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无益于民生国用，而应当把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资助办医院、四民院、学馆等有益于人民生活的实事。他还主张建立“跛盲聋哑院”，并请人教以鼓乐、书数、杂技等谋生手段，使之不致成为废人；建立“鳏寡孤独院”，“生则教以诗书各法，死则怜而葬之”[82]，以使穷人对政府感恩戴德；建立“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办理教育。即用民间组织自主办理扶贫和教育的各项事宜，用民主的办法协调、促进教育的发展。在《资政新篇》中最具特色的还是建议“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83]而且规定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只是要把事理新闻广之于众，让人们公议其善恶得失。可以说，此项规定开中国新闻报道之先河，是社会教化方式进步的最突出表现。
对于外国人，《资政新篇》规定了比较科学的处理方法，即承认外国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但由于国内外差距太大，只能暂时停留在通商阶段，不得擅入内地，只准允在不干涉国内政局的前提下由传教士和技艺教师教导国民，为国献策。(https://www.daowen.com)
当然，《资政新篇》所规定的条文、所建议的主张都停留在原则性层面上，既不系统完备，又缺乏实际操作的规定和可能性，因而它同《天朝田亩制度》一样未能得以贯彻实施。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该文献中看出太平天国后期对国家政权建设的思考，看出其首领者对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趋向的把握，此文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力图使中国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改革方案。1860年（太平天国十年，清咸丰十年）容闳到天京，向洪仁玕建议7件事，有4件事属于教育范畴：（1）设立武备学校；（2）建设海军学校；（3）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4）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其思想更接近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当然，同样也无实现的可能。
（三）实施的教育形式
关于太平天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时人记载较少而且不一致。就机构说，前期在中央政府设有育才官。《贼情汇纂》说：“贼选伪试进士，充各伪王府教读，间封育才官，使出踞地方，采访贤才。”[84]又说“伪育才官无员数，亦不常设”[85]，而且育才官同其他官员一样可以随时兼任别的政务甚至是军务。如《燕王秦日纲复翼王石达开军情禀报》中说：“至兴国州之育才官胡万智并池州、黄州两郡，有天试翰林亦在于该处持印理民务……”[86]育才官理民务，足见育才官职位不常设而且地位特殊了。天京还设立育才书院（馆）。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设育才书院，延师教各官子弟读，名育才官。”[87]《金陵杂记》说：“伪育才官前伪封为育婴官，有正副，将真贼之子侄辈，并掳得各省孩童，名为娃崽，令其自行送入此馆，令通文理者教习读该逆所撰妖书。”[88]《太平天国》，第在不设育才馆的机关和不能将子侄及所收养的青少年送入育才馆（书院）求学的，也有自设书塾，聘请他人教读的事例。如《金陵省难纪略》记张继庚在金陵被太平军占领后，“隐于北典舆馆，教娃崽”。[89]中央的诏书衙虽是朝内缮写簿书的机关，由于人才荟萃，也往往成为学习的场所。如招贤得来的各方人才会集天京时，一般先安置在诏书衙中学习，然后再分派具体工作。如“安徽望江县伪军帅禀奏保荐望江县生员龙凤翴有安邦定国之才，龙凤翴偕其父至江宁上书洪逆，不下数万言……旋送入诏书衙学习”[90]。
地方的教育机构，史料缺乏，难以细考，只有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说，忠王李秀成曾在苏州“立书馆，招集多人，颇加优待”[91]。这只是唯一地方官学的例证。其他则更多采取“士者复其士”的策略，使广大被太平军占领的区域的教育没有根本性改观。如杨引传的《野烟录》中说：“余虽居贼境，自授徒卖卜外，不入一非义之钱。”[92]龚又村《自怡日记》也说：“予为二侄讲《四子》、《五经》，兼习威仪，并添《左传》、唐诗以作晚课。”[93]沈梓在《避寇日记》也记有“乌镇何长毛开设义塾”[94]。洪仁玕在《喧谕读书士子》一文中说：“军行浙之淳安县，路见村居，多有读书之家，故作谕（喧）谕以开国文教方法云：读书不在多采佳句，惟在寻求书之气骨暗合于天情者，自有大学问出乎其中，岂必拘拘于八股六韵乃为读书乎？”[95]联系他在《劝戒士子文》中所说“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96]，及“通经致用，家修即廷献之资”[97]等语，可以知道当时的许多地方，尤其在太平天国后期，仍以孔孟之书教育学生，教育组织形式并未有太大改观。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其教育组织形式仍有其特殊的方面。这表现在：
1.军中儿童的教育。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始，参加革命的群众大多全家相从，所以革命一开始就有儿童参加。又因为太平军起初分为男营女营，严格男女之别，因此儿童多分别安插于男营女营中。在行军过程中，太平军还收留了不少民间子弟，这些童子多以义弟或义子的形式随军驻行。《贼情汇纂》说：“……其视童子为至宝，每陷一城、过一乡，避匿不及，举富贵贫贱之家钝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网打尽。”[98]《金陵杂记》说：“凡粤、楚真贼，均准掳带幼童以为义子义弟，总名为带娃崽。……凡城中（指天京）所有之幼童，由十六七至十一二岁者，无不被其掳尽矣。”[99]抛开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诬蔑、仇视的语气，可以看到太平军人热爱义子义弟，军中杂有儿童的事实。在《护殿前一队理天义陈阁内牌尾清册》中，也有多处队里儿童的记载。如“马雷保，年十七岁，江南省浦口人氏。戊午八年三月十九日在本地入营。义子。李双桂，年十六岁，江南省浦口人氏。戊午八年三月十九日在本地入营。系李加洋弟子，买办事。”[100]也有更小的，如“姜桂生年五岁，安徽省和州人。于庚申十年在雍家镇入营。亲孙子。”[101]太平军很热爱这些儿童，种种记载不绝于书。如《武昌纪事》称“酷爱髫龄童子”[102]，《金陵癸甲纪事略》称“最爱童子”[103]，《金陵杂记》也说“（儿童）无不穿红着绿，珍爱逾于亲生”[104]。《天情道理书》中更明确规定：“若有孤子孤女，以及年岁衰迈者，更宜小心看待，与其盥浴身体，洗换衣服，斯不失休戚与共、疴痒相关之义。”[105]太平天国对这些少年儿童除极少的送入学校实施教育外，大多数以“带徒随营”的方式教育儿童，在儿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政务，如官伺、书童、买办、打杂、烧火、煮食、打柴、牧马、看馆等。这些儿童与太平军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不仅接受了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和宗教道德教育，而且在实践中也学习了战斗本领，锻炼了聪明才智。由于儿童性情纯洁，做事认真，小巧敏捷，因此在“打先锋”、“护城院”等方面尤有突出表现，如“搜查洋烟、黄烟及逻查犯天条、犯令各事，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106]。儿童本不必参战，可是军中既杂有儿童，当军情紧急时，儿童参加战斗也是自然而然的了，于是就有了“童子军”、“孩儿兵”等诸多类似的记载。如《粤氛纪事诗》载：“十五岁以下童子给以红衣袴，令其百十为群，鸣钲在阵，叫呼助势……”[107]《贼情汇纂》卷11《童子兵》载：“凡临阵攻城，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辈退缩，竟童子不若矣……”[108]《劫余灰录》也说：“……孩儿兵，见仗勇往直前。此辈无财色之恋，忘性命之虞，皆不知战为危事也。”[109]经过实际锻炼，少年儿童的思想觉悟、身心素质俱得到显著提高，多数对革命事业信守不渝，忠心耿耿，等到成人，已为太平军的骨干力量。英王陈玉成就是典型一例。因此，反动文人张德坚说：“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剧贼……亦心腹之大患……”[110]从反面证明了少年儿童对太平革命运动的贡献，也证明了太平革命时期对儿童教育的成功。
2.妇女教育。太平天国反对孔孟儒家思想，亦反对束缚妇女的封建纲常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111]。太平天国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措施，如规定分田不论男女，婚姻不论钱财，禁止缠足，妇女可以参政、参军、参加科举考试等，使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男子平等。据统计，太平天国时期有女官6580人以上，女营中妇女更达10万人之多。[112]对于妇女的教育，太平天国破除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束缚，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教育。在礼拜堂中，男女同去赞美上帝，听讲道理。在女营中，妇女亦接受一定的文化教育。《金陵杂记》载：“洪逆住处女贼中，先曾有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名目。去秋洪逆又出伪榜，改为宫禁城内女教师等名目……”[113]在太平天国颁允的教材之一《幼学诗》里关于妇女方面的内容有：《母道》、《媳道》、《姊道》、《妹道》、《妻道》、《嫂道》、《婶道》、《女道》诸篇，其教育对象是直接针对妇女的。这些诗无一例外地要求妇女崇信拜上帝教，修养自身，参加生产，持家教子，共建太平社会等。如关于如何做母亲的《母道》说：“为母莫心偏，慈和教子贤，母仪堪媳学，福气达高天。”[114]短短4句，既说明做母亲自身要正，要慈善和蔼，又要对子女从事教育，这样才能以身作则，成为儿媳辈的学习榜样，也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经过太平天国革命战斗的洗礼和教育，妇女在争取自身解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她们积极投身于太平革命的洪流，巡更警卫、筑营运粮、掘濠修路、割麦寻柴、负盐担水，担任了许多体力劳动工作。绣锦衙作为太平天国时期特殊的制衣机构，更是为太平天国革命时的服饰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妇女在太平军内所做的工作，时人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患难一家言》说：“（女营）妇女役女红外，则驱之肩米负煤。”[115]《金陵省难纪略》说：“……牌长（指女两司马）督率从事，如挑砖、挖濠沟……”[116]《金陵纪事》说：“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驮米稻、割麦豆秋禾……”[117]《天情道理书》也说：“守卡巡更，筑营运粮，与夫建造天朝、东府，我们弟妹无不历尽勤劳……”[118]
太平军的妇女本不以参与战争为主要任务，但战事紧迫时，妇女参与守城甚至是野外作战又是必然的。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始就有妇女参加战争，在永安时（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就以天王诏令的形式说：“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119]张继庚在《上向帅书二》中也说：“破城后，广西妇女宜尽诛戮，断不可姑息赦之。以其人皆勇悍，曾妆牌刀手出城拒战……”[120]尤其是天京陷落后，妇幼无一投降者，足见当时妇女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赤胆忠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妇女教育的成功。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太平天国妇女教育中，尤其是关于妇女道德的教育中，还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封建伦理、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如《幼学诗》中的《妻道》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121]《女道》则说：“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幽闭端位内，从此兆祥祯。”[122]洪秀全晚期深居后宫，不问政事，除宗教活动外，极少外出，在此期间他规定了许多封建礼节，如称后宫为娘娘，侍候起居的天王府杂职人员多达1000余人等。而且规定了“十该打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123]在洪秀全为幼主写的《十救诗》里，一条又一条地规定着母子严别、姊弟严别、兄妹严别、嫂（小）叔严别、哥婶严别、公媳严别、祖孙严别等男女严别的种种清规戒律。这正是儒家纲常名教的沿革与变形，是“男女授受不亲”这一封建戒律的反映，与革命起始阶段规定的男女平等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这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双重性和不彻底性，也是洪秀全等人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和时代局限。但是，联系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看，太平天国在妇女教育方面毕竟前进了一大步。这不仅表现在其规章制度中规定的男女平等，或实际存在的妇将、女官、女子参战等方面，而且更表现于种种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中，表现于人们已能自发地意识到妇女的解放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依靠置身于社会建设的洪流，从自主参与中寻救自我发展与自我解放。
3.社会教育。太平天国社会教育的普遍形式是“讲道理”，它是与《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礼拜日……至礼拜堂……听讲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讲道理并未像规定的那样每星期进行一次，但在太平天国中得到重视并普遍得以实施则是事实，有关“讲道理”的记载不绝于书，俯拾皆是。如《贼情汇纂》说：“逆贼所据之地，动辄鸣锣传集贼众百姓，于何日何时齐集何处听讲道理。……凡刑人必讲道理，掳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令必讲道理，选妇女为伪嫔妃必讲道理，驱使群贼为极苦至难之役必讲道理，逃者日多必讲道理，将欲搜掳必讲道理，逼人贡献必讲道理……”[124]《平定粤寇纪略》说：“贼所踞之地，必鸣金集众，筑坛场，张灯彩，鼓吹，推老贼一人升高座，论说天条，名曰讲道理……”[125]曾国藩幕僚王家璧在代胡林翼所拟《拟禁止借名讲约示》中说：“该逆每至一处，辄建高座，号讲道理……”[126]《花溪日记》说“硖镇罗贼首领百余贼至花溪……设台讲礼（理）”，“海宁贼首蔡至花溪设台讲礼（理）”[127]。马寿龄的《金陵癸甲新乐府》更是详细描述了太平天国讲道理的情形：“锣敲四声麾令旗，听讲道理鸡鸣时，桌有围，椅有披，五更鹄立拱候之。日午一骑红袍驰，戈矛簇拥箫管吹，从容下马严威仪，升座良久方致辞：‘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无怨无恶无悲啼，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128]甚至在还未攻占某地之前，已开始着手准备“讲道理”了。如李秀成在进攻太仓、松江之前，曾令驻扎在前方的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预择一空阔地方，可容数万人伫瞻跪拜之处，并饬各队官兵预备鸡、猪、檀香等件，一切军伍戎行，务须严肃，伺兄到来，以便率众官兵大齐欢呼，敬拜天父，并讲道理，开导愚蒙”[129]。可见，讲道理这种形式不局限在讲于民众，也同样针对官兵，不仅是宗教仪式，而且更着重于随实际需要变更讲解内容。至于讲词的具体内容，诸书间有记载，但大多相当简略。如杜文澜在《平定粤寇纪略·附记二》中所说：“……究其所述，则谓天父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理应娱其心志，畅其体胃，必遵其号令而已。”[130]但联系诸次讲道理的背景资料可知，赞颂上帝只是讲道理的某一方面，而根据具体情景作出具体内容安排才是实情。如《鉴天豫涂命殿前右陆拾贰丞相曾在本队宣讲道理照会》中说：“仰祈弟台之智略，格外宣讲良言，教导兵士，仰祈宣讲本队……今抄来成天福大人珍示，仰望照令宣明教导兵士为要。”[131]照令宣讲，显然不是以歌颂赞美上帝为主。所以，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所为之事既不同，所讲之言亦互易”[132]。
同时，太平天国还在文化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太平军中有刻字匠组成的镌刻营，在行军作战所经的城镇和地方，不断地印刷、赠送、张贴、散发太平天国的文书、告示和典籍。如攻克武昌、南京时都有这种情形，即便在紧张的北伐途中也曾广为分送《幼学诗》等书。如在江西，“南、新二邑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以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太平诏书》、《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数卷，执帖一张。”[133]定都天京后，又曾设立镌刻衙、刷书衙等，专门雕刻印刷书籍文告等。据罗尔纲考证，太平天国现存的及已佚而有名目可考的经籍共有45部，这仅是大量出版物中的一小部分。在当时战争频仍的情况下，确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