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内容
太平天国的教育内容，首先反映在其规定的教材上。太平天国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及《旧遗诏圣书》（即《旧约》）、《新遗诏圣书》（即《新约》）、《真命诏旨书》（即《天命诏旨书》）、《天条书》等诸书列为宣讲教义，鼓吹革命的必备教材。儿童及成人识字启蒙方面，有《御制千字诏》、《三字经》、《幼学诗》3种，武士及军官等人还须攻习《钦定武略》、《兵要四则》等书。民间读书仍以儒家典籍为主。
如前所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诸书都是采用通俗易懂的诗歌形式阐明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鼓动人民组织起来同封建恶势力及其统治机构进行不懈的斗争，是洪秀全等人鼓舞和发动民众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斗争洪流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即基督教教本的《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但在后期为把这两部书中所阐述的故事与拜上帝教中的人造神话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洪秀全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批示和删改，有人甚至认为它“耗费了洪秀全晚年的主要精力”[134]。可以肯定地说，经过他的删改，《新约》、《旧约》都改变了原有旨趣及合理内核，变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完全理解的拜上帝教教义的谶语了。
《真命诏旨书》（或称《天命诏旨书》）收集了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咸丰三年）正月以前的天父、天兄下凡诏旨和天王诏旨多件，以教导教徒和官兵虔诚敬仰上帝，拥护天王领导，遵守严格的纪律，发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为主要内容，敷陈教义之处并不多。
《天条书》是拜上帝教的主要经典之一。该书包括宗教仪式中各种祈祷奏章和“十款天条”两大部分。上半部的各种祈祷辞实际上是通过宗教祈祷这种形式组织群众的一种方略，是把自由散漫的农民组织成为有纪律性、能战斗的革命部队的一种手段。“十款天条”前4条为宗教信仰，后6条为生活法则。这6款生活法则是不许“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讲谎话、起贪心”。“十款天条”是拜上帝教的基本戒律，也是全体人民必须信奉的教义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从教育的角度看，具有做人规范的道德行为准则的意义。
《御制千字诏》4字一句，共276句，1104字，是仿旧时启蒙教材。千字文》编写的儿童启蒙教材，它是以拜上帝教的教义及太平天国起义为叙述主题，以识字教育为主旨的教育内容，涵盖了自然、社会、天文、历史、动植物、日常杂字等。它既能教人识字，又广为宣传了拜上帝教教义及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意义等。
太平天国的《三字经》3字一句，共1056字，是采用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的形式，用比较通俗简易的文字撰写而成，主要内容仍是宣讲教义和做人道理。如起始句便是：“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七日拜，报天恩。”[135]而至于身修行正的说教更比比皆是：“要炼好，莫炼歪，自作孽，祸之阶”，“谨其小，慎其微”，“勿奸淫，勿污秽，勿说谎，勿杀害，勿偷窃，勿贪婪”，“小孩子，正其身”，“小孩子，求不愧”，[136]等等。寓德于文，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启蒙教材的思想教育的优点。
《幼学诗》是五言体，共34首，内容也十分广泛，除了宣传教义外，更多地表现出传统道德思想对洪秀全等人的影响。除前已引述过的《妻道》、《女道》外，其他各首也多是传统道德，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的说教。
《钦定士阶条例》规定：“武士子所习与文士子同，惟于精练弓刀枪烷外，攻习真圣主钦定《武略》及正总裁所颁《兵要四则》等书，讲明而熟识之，以广见闻，以增谋略。”[137]《武略》是太平天国为了农民将领熟悉军事战略战术，将中国古代著名兵法《孙子》、《吴子》、《司马法》（略有删节）汇编在一起，供指挥人员研究学习的。《兵要四则》则是洪仁玕根据新任将领的要求，以概要的形式回答了将领们意欲明确的用兵之法，即“为将的学问”、“为将的道德”、“为将的法律”和“为将要知蓄锐之方”4则要点。其实，太平天国为了使组织严密有序，井然不紊，还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详细条令，让官兵反复学习，认真遵守。如《行军总要》中具体而周密地制定了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号令、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等9项30条。这些号令涉及行军作战的各个方面，甚至具体到武器的保养与使用。正是对这些号令、条例的学习，才把农民训练成为革命的军人，也才能把各种谋略兵法应用于具体的作战实践中，把敌人打得望风而逃。(https://www.daowen.com)
当然，太平天国的教育内容远不止这些，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倡近代科学技术教育，把“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称为“正正堂堂之技”，列为教育和发展的内容。因此可视洪秀全、洪仁玕等人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之一。此外，为了对太平军将士进行战争智谋和纪律勇气等方面的教育，还把历史上有名的或智谋或武艺或忠勇的杰出人物树为学习的楷模，如孔明、关羽、张飞、赵云、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原道救世歌》中称：“夷齐让国甘饿死，首阳山下姓名垂。”[138]《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说：“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139]洪仁玕更是以文天祥自况：“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140]可见传统的英雄模范人物对以农民为主体的起义军，其教育意义还是相当大的。
太平天国提倡朴实明晓、一目了然的语体文，反对虚浮雕琢、玩弄词藻的古典文体。为此还颁布了由洪仁玕起草的《戒浮文巧言谕》，表明太平天国在改革传统文学方面的原因、方针、具体措施等。该文写道：“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且具本章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至祝寿浮词如鹤算龟年、岳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样，尤属不伦，且涉妄诞。”“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才合天情，才符真道。切不可仍蹈积习，从事虚浮……”[141]
也就是说语言的作用在于表达思想，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凡是官私文件及著作都应以普通人能看懂、听明白为准则，否则故弄玄奥、卖弄词章对革命运动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太平天国反对古典辞章中的浮华聱牙，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天情道理书》明确地说“语句不加藻饰，只取明白晓輰（畅），以便人人易解”[142]。《劝戒士子文》也说：“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143]
与此思想相联系，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在太平天国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太平天国不少诏旨、诰谕、课本等都是用诗歌体写的。如《警醒军民戒鸦片烟诏》：“烟枪即铳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144]《欢喜踊跃向前诏》：“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日夜巡逻严预备，运筹设策夜衔枚。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145]诗歌形式活泼，节奏明快，易于记忆，增强了宣传效果。太平天国甚至还把类似弹词的写法引入诏书的写作中。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贼令人抄伪‘诏书’，自戊申（清道光二十八年）起叙，至入金陵城等事，前出冯云山手，后出曾钊扬、何震川诸贼手。词用七字句，以话说起，继以不表，且说，又以下回分解作卷终。”[146]
此外，太平天国还有意识地推广简化字，以有利于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学习、辨认和书写。如把“鬼”字旁的字皆改为“人”字旁。太平天国还在书籍和文告中使用了标点符号，以利于人们的阅读。这对宣传贯彻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十分有利。
当然，太平天国文化方面的改革也像其他领域一样，有着不彻底性和双重性，也存在不少缺点。最突出者表现为避讳文字太多，隐语、自造字随处可见。这种任意删改、自造字的做法给阅读带来很大困难，尤其是太平天国规定诸王的名字必须避讳，而后期封王又滥，造成避不胜避，使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不利影响。
总之，太平天国反对虚浮绮丽、只供少数文人玩弄的古典辞章，提倡朴实明晰、广大民众能一目了然的语体文，不仅为广大群众学习文化，开展群众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宣传革命，号召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及革命队伍内部思想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