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

一、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

清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奕訢等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同文馆之名始见于《宋史》，原是招待藩属国家贡使的处所。清政府将京师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定名为同文馆，不无惟我天朝独尊之意。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的洋务学堂，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译学馆，前后办学近40年。

（一）京师同文馆的创设与发展历程

19世纪中叶，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1860年英法联军“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56]。洋人入侵远非历史上的狄戎可比，加上国内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朝帝国可谓内外交困，国势衰极。时情所迫，以奕訢等为首的洋务派，积极效法泰西，兴办洋务事业，以求自强。

在与外国人交涉事件渐增的情况下，涉办外事的官员感受到“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57]。冯桂芬1862年也指出，通商为时政之一，既然不得不与洋人打交道，“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58]。中外通商20年来，有许多外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其中有的人甚至能读懂古代的经史典籍，对朝章国政吏治民情等了解得清清楚楚。而清政府与外国交涉不得不依靠通事。通事不外两种：一为无业商贾，一为英法两国传教士所设义学的学生。他们除了“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惟借洋人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洋务是国家招携怀远的大事，如果依靠这些人，“遂致彼己之不知，真伪之莫辨，宜与宜拒讫不得其要领，其关系非浅鲜也”[59]。这样，创设外语学校，培养自己的“通事”和“译员”，就成了当务之急。

另外，中英续约第50款中有3项规定：（一）“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二）“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三）“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60]其中虽无设立译员学校的明确规定，但就这些规定而言，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是势在必行。

可见，与外国交涉日益频繁，培养外语人才之事迫在眉睫，洋务派谋远虑、济时艰，筹设外语学校，这便是京师同文馆设立的缘由。

1861年1月13日，奕訢、文祥、桂良等向同治帝奏上《通筹善后章程折》，提出仿俄罗斯馆旧例，在京师设立同文馆，为朝廷培养翻译人才，以利对外交涉。2月20日，上谕批准，奕訢等即着手筹办。要求各省督抚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来京入馆充当学生；同时选派广东、上海沿海地带通晓英、法、美3国文字语言之人，担任教习之职，并“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61]各旗陆续将学生送齐，而所需教习，广东声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要价又高，教师没有着落，“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1862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推荐懂汉语的英国人包尔腾担任英语教师。奕訢等令挑定的10个学生来馆试行教学，“即以此学为同文馆”[62]。

1862年6月[63]，同文馆英文馆开学。除英文教习包尔腾外，汉人徐澍林为汉文教习。第二年4月，开办法文馆，并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内阁开设的俄罗斯文馆移入同文馆。经外国人推荐并经总理衙门考察，法国传教士司默灵、俄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柏林分别被确定为法文、俄文两馆的教习。又命张旭升、杨亦铭为汉教习，分别教导法、俄两馆的各10名学生。1865年12月，总理衙门举行第一次大考，英、法、俄3馆同时考试。1866年底1867年初，奕訢等奏设天文算学馆，决定扩充同文馆，招收满汉20岁以上的科举士人学习天文、算学知识，由此引起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猛烈攻击。经过争辩，1867年6月举行招生考试，从72人中录取31名。1867年2月，任命徐继畲为同文馆事务大臣。1868年中国人李善兰主讲数学。1869年11月，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统管教学事务。其后，同文馆学生人数倍增，课程多样化，校舍规模不断扩大。京师同文馆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了一所多学科的综合学校。1871年，增设德文馆，并加设医学和生理学讲座。1876年，制定“八年课程计划”，建立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1877年，学生达101人。1887年，增至120人。1888年，开设格致馆，建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添设翻译处。1897年，增设东文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同文馆遭严重破坏，师生解散。1902年1月，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改称译学馆，专门负责训练外交人员。至此，京师同文馆走完40年的办学历程。

（二）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之争

1866年12月11日，奕訢等共同商酌，奏请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以及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通过总理衙门考试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64]。希望数年以后显出成效，中国从此走向自强。至于延聘洋教习一事，由总税务司赫德代为招聘。在此之前，郭嵩焘也曾上疏保举实学人员，在同文馆设教。他说：“南海生员邹伯奇，木讷简古，专精数学。臣愚以为宜置之同文馆，使与西洋教师会同课习算学，开示源流。”“又浙江诸生李善兰，淹通算术，尤精西法。宜与邹伯奇并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65]事实上，上海广方言馆已率先开始传授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1867年1月28日，奕訢等又上一折再请设天文算学馆，并指出有人所说雇赁轮船、购买洋枪，既方便且省钱，不必费事学西学的论调，是缺乏远见的观点，只有学到西方制造的原理方法，中国人才能掌握主动，从而自强。“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66]现在有人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这样安于不如而终不学，又怎能卧薪尝胆，洗雪国耻呢？从奕訢的奏折可知，请设天文算学馆，已遭人非议。1867年后更是奏折纷呈，产生激烈的争论。现列争论的主要内容如下表[67]：

由表可见，围绕着天文算学馆的设立，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论争。其焦点在3方面，即要不要设天文算学馆，是不是招科举正途为学生，要不要聘请洋人为教师。争论的结果是，洋务派占了上风。1867年6月，天文算学馆设立。通过策论考试及复试，从72名考生中“酌取三十一名”[68]。考虑到天文算学馆的学生来自科举正途，“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禀承，否则该馆止有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竟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裹足”[69]，因此，朝廷特派老成持重、兼知中西之学、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畬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李善兰任天文算学馆教习。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称“李氏是个才具很高的人，除了中国学问以外，又因与伟烈（Wilier）同译数学、天文教科书，对西人治学的方法，也颇有理解”。

教育体系总是受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支撑，一定社会的教育体系中所吸取的文化，主要是反映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教育内容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教育的目的，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传统教育对知识探求的兴趣在“价值一规范体系”，是圣言王道，近代教育注重的是“知识一技术体系”。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孔孟之学一直占主要地位，至近代逢亘古未有之变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教育领域不得不面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顽固派坚持传统，因而恣意贬低洋务派欲讲求的近代科技知识。两派之争是社会变革在教育中的反映。天文算学馆的开设，使自然科技知识正式列为学校教育内容，这是教育进步的表现。

（三）同文馆的教学内容

同文馆的教学内容有一个发展过程，随着各馆的增设，内容不断丰富。同文馆初设时，主要培植翻译人才，故仅教语言文字，课程主要是英、法、俄3种外语。后陆续开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课程，向学生传授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国际法的知识。但规定“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70]。外语始终是重要内容。汉文不通，势必影响外文翻译，馆内规定每年夏季洋教习休假期和礼拜休息日加添汉文功课，每月底由汉教习呈帮提调察核，如有学生不去学汉文，即由帮提调惩办。可见，汉文也没有忽视。

1876年，同文馆公布“八年课程计划”，另还有五年课程安排，现将两类课程列表如下：[71]

又据《清会典》记载，同文馆的课程内容分为：文字、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格致等门类，每个门类又有详细的课目内容。外语包括字母、语音、构词、句法、文义理解等；天文包括观测太阳系各星，使用望远镜，推算各种天文现象；地理（舆图）包括经纬方位、世界地图、地势及各种测算；格致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动植物学亦归此类；算学包括数理启蒙、九章算法、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微积分等；万国公法即国际法；富国策即“农工商之事也”。各科教材主要来自外文原版书、中译西书、教师自编书几方面。

同文馆历年的考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平时所学的内容。如1872年的岁考题中有求勾股弦的算学题：“今有勾幂减勾等于弦较和，只云股等于倍弦较较，试求勾股弦各若干？”格物中有瓦特蒸汽机原理方面的试题：“蒸汽有力可用，由何而生？”“瓦德之汽机胜于前者，于何见之？”英文格物有关于自然现象的解释题：“冬夏之冷暖有别，以图考之，其理若何？”“早晚有霞，其何故也？”“望远镜二式，其理若何？”1873年岁考题中有算学题：“有山高一.五里，从山顶看天边，其线与地平成角一度六分四十五秒，试推地球圆径。”1878年岁试公法题如：“遇更易国主，驻京使臣位次何以定之，其法不一，而各有成案，试言之。”“各国议立条约，所论何事居多？”1886年大考题，天文如：“有彗星距太阳四亿里，自太阳窥此彗星其黄经度为一百四十度，黄纬度为十度，南地之黄经度为七十度，求此彗星距地若干里？”格物题：“有百斤炮子以一千六百尺之速击铁船，试以尺磅推算其力。”1895年大考天文题：“测木星小月之月蚀，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详论之。”[72]由此可知，1867年，特别是1876年后，对自然科技知识的学习尤为重视。

由于教师中不少是外国传教士，清政府规定馆内不许传教。但一些洋教习课上课下，都不免向学生谈论基督教义，传播“基督文明”。丁韪良说：“在我最初任教的教室里面，原先有份布告，订有规则数条，禁止教授《圣经》，及我就任校长以后，馆中提调便把它去了，教否一任我的自由。以同文馆的性质论，正式讲授宗教是不许的，但我却常常和学生谈到宗教问题，并且要求别的教授，如教本中遇到有关于宗教的课文时，尽可不必删去。”[73]尽管有学生皈依西方宗教，但事实上，丁韪良等亦认为，就大多数学生而言，“孔教”的影响比洋教大得多。

教育内容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借以活动的中介，是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器。京师同文馆虽仍注重学习传统内容，也并不阻拦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但自然科技知识在教育时间上已占有相当比重，这是与传统学校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

（四）同文馆的管理官员与教师

同文馆设有总管大臣、专管大臣、监察官以及提调等各类官员管理馆内事务。同文馆隶属总理衙门，同文馆的总管大臣即总理衙门大臣，前后有19名。提调一般设正提调、帮提调各2名，负责督察教习勤惰、学生考勤、师生赏罚等事宜，历任提调共42名。

同文馆的教习，按最初设想，由上海、广东两处保荐中国人担任，但后来无适当人选，只能暂时聘用西人，日后逐渐由本国人替代。同文馆的洋教习来源主要有3种：外国驻华使馆推荐；总税务司赫德代聘；清政府督抚衙门举荐任命。同文馆的教习，据职责不同，有总教习、教习、副教习之分。

总教习统管馆内教学事宜，40年中总教习有过两任：丁韪良和欧礼斐。丁韪良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博士，曾在宁波、上海、北京、开封等地传教、办学，是个中国通，当过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的翻译，曾参加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5年受聘为同文馆英文教师，不久即欲辞职，因为觉得：“十个学生，仅仅学点英文，这宗事业在我看来太没出息了，我的光阴等于白费了。”但总理衙门派户部大臣董恂、刑部大臣谭廷襄挽留道：“假如是这个缘故”，“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十个，而且即是这十个学生的前程也未可限量。我们一天天的老了。他们十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的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习外国语言，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由此，丁韪良认为，“同文馆将来的影响要比北京道旁教堂的力量大”[74]，所以留任。1867年兼任万国公法教师，为此特返美进耶鲁大学研习国际法，1869年夏回馆，遂被聘为第一任总教习，直到1894年，前后在任25年之久。另一任总教习是欧礼斐，爱尔兰人，硕士。1879年执教于同文馆，任英文、格致教师，曾兼任化学、天文教师。1894年代总教习，第二年正式担任总教习，直至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教习有洋教习与汉教习两种，分别担任不同的教学工作。同文馆共聘请过30余位汉教师和50余位洋教习，详见下表[75]：(https://www.daowen.com)

副教习由优秀学生担任，协助教学，分副教习、副教习上行走、记名副教习几种，详见下表[76]：

同文馆汉洋教习待遇相差很大。1862年包尔腾试教时薪水也只有300金，但由于洋教习非厚给薪水无人愿充当，所以后来规定洋教习薪水一年给库平银1000两。总教习俸银随时酌定。汉教习每月薪水银8两，后增至12两，按月支给。汉教习薪水少，但有官衔，教学有成效，还可遇缺即补，走马上任。同文馆规定汉教习对洋教习“有暗为查察之责”。创办之初，洋教习入馆，总理衙门要进行考察。1862年英国人推荐包尔腾，奕訢等通过察看，觉得尚属诚实，可以任命教习学生，但规定“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并请汉教习“暗为稽察”[77]。1863年洋人推荐司默灵任法文教习，奕訢等“查司默灵本系法国传教士”，“当即力却”，经推荐者再三剖辩，说明司默灵现并不传教，奕訢等才认可，但规定：“若到同文馆，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78]汉教习如发现洋教习有涉及传教等不良形迹，立即据实禀明总理衙门，以便办理，但后来这种规定形同虚文。

同文馆的教习尽管良莠参半，但打破了传统儒学经师独尊的传统，通晓天文算学“末艺”的教师得以与汉学教师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敢于聘请洋人为师，是对传统的突破，是教育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表现。

（五）京师同文馆的学生

京师同文馆的英、法、俄3馆，每馆学生最初定为10名。招生对象主要是八旗子弟，选拔“八旗子弟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79]。1866年12月拟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乡京官结印或本旗图片”[80]，由总理衙门通过考试录取。1867年1月28日奕訢等又奏：“请专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习”，“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81]。由于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招生对象扩大到杂项人等。学习一段时间后经过考试，其中可堪造就者不过数人，除10人留馆继续学习外，余皆淘汰。1869年丁韪良就任总教习时，同文馆内“一共有四十来个学生”[82]。1870年、1878年、1885年，同文馆又先后招考学生，1885年招考“满汉年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满汉之举贡生监，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西国语言文字，不拘年岁，准其取具印结、图片，一律收考”[83]，扩大了招生途径，报考者共394名，通过策论、四书文的考试及复试，最后录取108名。1887年学生达到120名。

除直接招生外，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也向京师同文馆保送学生。从1868年到1899年，广州同文馆共保送5批46名学生，上海广方言馆保送5批共28名学生。这些学生西学功底好，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外交、教育、实业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此外，同文馆的学生还有通过达官显贵或馆中教师推荐而来的。如日后成为著名戏剧家的齐如山，由翁同龢推荐入馆，其兄齐竺山由另一位大官李鸿藻推荐入学。齐如山曾回忆：“当时不深知同文馆的情形，不用说两人，就是十人八人，文正公一句话，就都可以进去，毫不费事。这不但不算作弊，而且算是帮助同文馆。”[84]从丁韪良的回忆中也可看到这样的情形，同文馆初立的时候，“大家觉得要翰林院的人员入学，简直是对于中国学问的一种侮辱”[85]。“到了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仍极容易，由馆中人员及教习介绍，或由资格较深之学生介绍，都可进去，何况堂官呢！绝对用不着考试……想入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考试的规定，然考亦不难，且有大人情者不考亦仍可加入。”[86]到后来，由于“学生有好些入馆的时候，只有最低的科名，在馆内继续得了最高科名。其中有一位汪凤藻君，还得了翰林院的荣誉。所以同文馆很为士大夫所重视，高贵人家的子弟都想来入学”[87]。可见，同文馆的招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同文馆学生享有俸银馆餐，规定学生为七品官，年俸银45两；八品官，40两；九品官，32两5钱。并根据学业情况，给以一定奖赏。八旗学生享有马甲钱粮。学生待遇优厚，并有苏拉、皂役伺应茶水，照管日常生活。学生每年学习两个学期，假期每次四五星期；学期中另放假4次，清明节、中元节各1天，端阳节、中秋节各3天。

为督促学生学习，同文馆很重视考试，考试有多种形式。如下表[88]：

同文馆第一次大考是在1865年12月，奕訢等大臣亲自面试英、法、俄3馆的学生，赫德及各馆洋教习均到堂。考试分笔试、口试，历时共9天。笔试主要是翻译各国照会、条约等，汉洋文字互译；口试是将汉话条子译成洋文。考试结果，“其翻译各文虽未能通体贯串，亦尚有相符之处，外国言语亦多吻合”[89]。说明同文馆办学初见成效。翁同龢记载自己监考的情形：至同文馆，是日季考前馆；前馆者，大学生也；翻新报，列坐如生童；欧礼斐陪坐，俄教习亦来，呼诸生前，以新报一条示之，令作洋语告教习，教习以洋文录其语，用华语告余，余以原条考其合否；凡试六人皆好。可见学生学有所成。当然，同文馆学生也有不良表现。从历年堂谕可知一二。1876年堂谕：“风闻近来每逢月课、季考，间有请人代作，或通融抄录，草率了卷”，因而规定“编立坐号，印于卷面，该生等各坐各号，不准搬移越位，是日派司官八员，会同正副提调等，轮班监场”[90]，杜绝作弊行为。1896年堂谕：“无论有何考试，倘查出各生等有私挟带者，立即逐出场外，不准入考；再犯者，罚一月膏火，以示薄惩。倘于阅卷后，各教习面试，而该生竟茫然不解，查出实系倩人代枪传递者，初犯罚一月膏火，再犯罚三月膏火，如仍不悛，立即除名，被枪与代枪者，一律惩治。”[91]

从上可知，同文馆的学生初始来自八旗子弟，后逐步扩大到科举士人及杂项人等。学生享有官阶待遇，出馆后多为政府官员，反映出新式教育初创时封建等级性犹存。学生管理中出现的种种弊病，反映出同文馆内染有旧教育的腐朽气息。同文馆对招生对象有年龄规定与考试要求，对录取的学生规定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并建立了学籍、学生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制度，对学生进行管理。这些内容都已带有近代学校的特点。

（六）京师同文馆的成绩

对京师同文馆的评价，历史上有扬有抑。郑观应认为，“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只不过初习皮毛而已”[92]。梁启超说，同文馆之设是为应与洋人交涉之急需，“其聘用西人者，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其用华人者，则向诸馆之学生，学焉而未成，成焉而不适于用者也”[93]，糜费巨款而没有什么好成效。丁韪良则认为，同文馆的成绩，“在外国人看来虽很渺小，但是中国当局对它已很满意了”，并举清政府的奏折为证：“窃臣衙门设立同文馆以来，迄今二十余年……洋教习等均能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有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卓有成效”[94]。吴宣易在1933年作《同文馆史略》，认为同文馆“比任何新教育机关为早，时间差不多占四十年。后来虽然合并于京师大学堂，然而同文馆总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队。有了同文馆，中国的学生才正式接受西洋的语言文字和各种新科学。此后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途径了。所以同文馆可以说是中国新教育的始祖”[95]，对同文馆给以很高的评价。

京师同文馆在时人“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的喧嚣声中，顶住重重阻力，存在了40年。尽管规模始终不大，设施也较简陋，但它毕竟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不同于传统的新式学校。从教育上分析其成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职业翻译与外交官

同文馆设立的初衷是培养处理涉外事务的人才，其成绩也突出表现在这一方面。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主要服务于外交界。1876年中国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派驻使节，1888年总理衙门添设翻译处，这就需要大量外语人才，同文馆的学生因而大有用武之地。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中附“学生离校后情况一览表”，91人中在外交部门或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这些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有7人：唐在复，先后担任中国驻荷兰公使、驻意大利公使。陆征祥，先后任出使荷兰大臣、出使俄国大臣，驻瑞士公使；杨枢，出使日本大臣；杨兆鋆，出使比利时大臣；刘镜人，出使荷兰大臣，驻俄公使；刘式训，先后任出使法国、西班牙大臣，驻巴西、秘鲁公使；戴陈霖，驻西班牙兼葡萄牙公使，驻意大利公使。陆征祥还担任过外交总长。至于担任过外交部司长、驻外国总领事、外交代办等职务的，人数更多。[96]1915年有人指出，“近今言华使东西各国全权公使，十居其五为同文馆学生”。可见，同文馆的设立，不仅改变了清政府与外国交涉依赖通事的状况，而且为中国近代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促进了外交事业的发展。

2.造就了一些具有近代思想的政府官员、科技与教育人才

同文馆的学生除了担任翻译和外交人员之外，许多人或为官一方，或活跃在国内重要部门。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所附“学生离校后情况一览表”记载，91人中有27人在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任职，4人从事教育职业，在铁路和其他部门工作的20人。又据《同文馆题名录》刊1898年学生情况，承霖任天津军械局总办，柏斌任官报局领班，英志为北京官报委员，景启为天津军营德文教习，毛鸿遇为珲春俄文书院教习，恩禧为四川学堂教习，桂煜任新疆抚署翻译教习，德昆任安徽学堂教习，陈寿平为畿辅学堂斋长，金采为天津军营教习，扎尔罕为芦台军营教习。这些人的科技知识和外语水平，是封建旧式教育熏陶出的文人学士所不能企及的。他们学以致用，促进了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先行者。

3.翻译西书，传播西学，开阔了国人眼界

翻译是京师同文馆英、法、俄、德、日诸馆学生的必修课，馆中共译西书20余种，译者多为洋教习，亦有学生参与。所译西书主要涉及国际法、科技知识、语言学等方面。关于国际交往知识的书，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新加坡律例》、《各国史略》等。其中最重要的首推《万国公法》（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该书1836年出版，被认为是当时最权威的国际法著作，在英国被列为外交官候选人的考试教材。关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书，如《格物入门》、《化学阐原》、《星学发轫》、《格物测算》等。关于语言方面的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此外，还有1877—1879年的《中西合历》。同文馆翻译的书虽然数量有限，但对中国当时的士大夫颇有吸引力，对后来维新派人士亦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文馆对于西书的译介，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接触西方文化的媒介，给“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4.奏响了中国新教育的序曲

从世界教育发展史来看，随着近代文明的崛起，教育内容复杂化，科学知识的比重相对上升，教育组织正规化，教育活动制度化，进而形成学校系统，教育发展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部门。同文馆是19世纪中后期各种社会因素在教育上相互作用的产物，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地性，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旧式学校。无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都具备了近代学校的某些特点，并为其后的学校所沿袭发展。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和近代新式教育的分界线。

同文馆开设的学科内容是封建旧学体系中所没有或不为重视的，却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需求。这些学科内容的引进，打破了过去偏重伦理说教，脱离社会实际的封建教育格局，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制度化的班级教育代替传统的个别教育，是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同文馆分馆教学，已具有班级教学的初步形式。八年课程计划，虽并非严格的学年课程，岁考亦非升学考试，但给人启示。1896年陈其璋《请整顿同文馆疏》中指出：“仿照外洋初等、中学、上学办法，限以年岁为度，由粗及精，以次递进……”[97]正是对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的一种思考，是教育观念进步的表现。

传统教育强调“师道尊严”，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同文馆聘请洋人为师，并申明“不修弟子之礼”，而是“雇觅”教师。这预示着教师观念在更新，教师职业化的近代教育观念得以萌发。

洋务派并没有把同文馆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而只是作为洋务机构的附属物，这限制了它的发展。同文馆后来虽然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发展成综合性学校，但规模仍较小。它与当时的其他新式学堂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教育体系，无力改变旧文化教育的主导地位。然而，“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即臻强盛之理”[98]。同文馆创立的意义不可低估。它的产生，是中国教育一次重要变革，是中国教育制度史的一个转折点，拉开了中国新教育的序幕。学习西方教育，从此在中国开始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