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一所海军制造学校，也是洋务派官僚继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第一批外语类学校之后，创立的最早一所新类型的洋务学堂。它存在时间之长，影响之大，超过了前一类任何一所外语学校。
（一）船政学堂创设之缘起
福州船政学堂（原名“求是堂艺局”）创办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99]。福州船政学堂的设立，同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联。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国内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从总体上来说，“防海之害”，即防御外国侵略者从海上来的侵略，已逐渐成为当时清朝政府内一部分朝臣议论的中心话题。至于如何“防海之害”，左宗棠认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100]即只要掌握了制造火轮兵船技术，外国就不敢“擅其能”了。他的这个主张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很快便得到总理衙门的赞许和载淳皇帝批准。
在左宗棠看来，设局造船，造是为了学，学比造更重要。他说：“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101]如果仅仅是为造几条轮船，则“自造不如雇买”。所以，他一再强调，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所重在学造”。后来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得更明确，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102]。
左宗棠、沈葆桢等重视学习西方的制造、驾驶技术，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确实富有远见。当时，他们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培养人才。一是从内地挑选“少壮明白”的工匠，“随同洋人学习”，在5年内学会造船技术，能“自按图监造”[103]。这是对一般工人进行的初步造船技术教育。另一条，也是更重要的一条途径，是“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104]，通过5年学习，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105]。左宗棠指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只有设立了艺局，才能“督造有人，管驾有人，轮船之事始为一了百了”[106]。其“设局育才之本旨”跃然纸上。
综上所述，“船政为海防根本”，“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是左宗棠等设立福州船政局及福州船政学堂的原委。
（二）船政学堂的发展
福州船政学堂附设于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说，“于船局中附设艺局”。起先借城南定光寺为校舍[107]，后来新盖学堂洋楼建成后，则迁至马尾。这里“距省会四十里，海口六十里”[108]，水陆交通较方便，并且“川原平旷，土性坚实”，为建造船厂、开设学堂理想之地点。
最初，学堂仅设前学堂和后学堂两所。前学堂学习法国语言文字，专学制造，又称法国学堂或制造学堂；后学堂学习英国语言文字，专学驾驶，又称英国学堂或驾驶学堂。学堂坐落在船坞外东北角，前学堂在外国匠房的左侧，后学堂又在前学堂的左边，都是洋式楼房。此外，尚有学生住处各30间。后来，根据实际需要，又增设了绘事院、艺圃、管轮学堂、练船等。因此，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说：“原议学堂两所，艺童六十名；后添绘事院、驾驶学堂（即练船——引者）、管轮学堂、艺圃四所，艺童徒共三百余名。”[109]现把增设4部分主要情况叙述如下。
绘事院，创设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初一日。“择聪颖少年通绘事者教之，一学船图，二学机器图”[110]。学生除学习绘事外，还学习“法国语言文字、格致、算学”[111]，一般3年毕业。绘事院的规模，据《清史稿》记载，“院广六千八百方尺，绘生三十九人”，留欧学生林庆升、池贞铨等就是绘事院第一届学生。绘事院之设，实开中国近代绘图设计教育之先河。
艺圃，设立于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二十四日。当时船政局由各厂分别招收15～18岁有膂力悟性的青年十余人或数十人，“俾易教导，名曰艺徒”，并设立艺圃，作为管理与教育机构。艺徒白天劳动，晚上进行1到1个半小时的学习。从1868年底起，又在上午增加了1到1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一般经过3年或稍长一点时间的学习，便担任船政局各厂初级技术和管理人员——监工。其中学得好的，还被送出国留学深造。船政第一届留欧学生中，郭瑞珪、裘国安、刘懋勋、陈可会、叶殷铄、张启正、王桂芳、任照、吴学锵等9人都是艺徒。福州船政学堂设立艺圃对青年艺徒进行教育，应是中国近代工厂艺徒教育的开始。
练船，专供驾驶学堂学生实际训练之用。他们在经过3年左右理论学习之后，经考试合格，便转入练船再学习2～3年，掌握实际驾驶技术。[112]第一条练船是船政局自己建造的第3号兵船“福星”，始设于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五日。以后充作练船的，有“建威”、“扬武”、“威远”、“靖远”等兵船。
学生在练船学习实际航海业务，同时仍学数学。出海是他们的重要课程。“建威”练船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北驶至浙江、上海、燕台（在今河北北境，即旧京兆地方）、天津、牛庄等地而回。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至六月，又在洋教习德勒塞带领下，南驶至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历时4个月，实际在洋面75日，“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对于台飓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日如何，以分其优劣。”[113]练船出海远行，不仅使学生掌握驾驶技术，锻炼胆略，而且有时远航异邦，为国扬威。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十一日《万国公报》这样报道“扬武”轮至日本的情况：“其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羡。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日人骇异。”还说：“此举殊足壮中朝之威，而使西人望风额庆也。”
管轮学堂以培养轮机技术人员为目的，创设于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十九日。最初，学生选自香港和上海曾在铁厂工作过的青年。除了学习理论课程外，还动手拆装80以及150马力发动机。据沈葆桢说，船政局后来“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是管轮学生“经手合拢”。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14名学生已分派各船管车。[114]
福州船政学堂从原议两部分发展到6部分，艺童、艺徒由60名增加到1872年的300余名。这是造船事业发展的需要，也同船政大臣沈葆桢苦心经营、力谋发展有关。沈葆桢前后任船政大臣8年，船政学堂发展较为顺利。自他走后，由于主持人员更迭频繁，任期短的仅仅几个月，鲜有实心出力者，加之经费困难等原因，使船政学堂存在不少问题。中法战争后，裴荫森于张佩纶革职后，以福建按察使署船政大臣，在任5年，船政学堂又有转机。他“于学堂隙地添盖学舍洋式楼房各四十间，楼上楼下隔作八十间”[115]。又将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裁撤归并东考工所的艺圃重新恢复，“多招艺徒”，新招“幼童百余名入堂，先教以语言文字，俟半年后，再行甄别去留”[116]。并在学生管理以及教学等方面做了些改革。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福州将军裕禄兼船政大臣，与法国订立合同，延聘法籍员工杜业尔等，重整船政所属学堂，但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10月海军部把学堂与船政局分开，直接归部管辖，分成3个独立的学校：前学堂为制造学校，陈林璋为校长；后学堂为海军学校，王桐为校长；艺圃为艺术学校，黄聚华为校长。[117]至此，福州船政学堂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
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创立到1912年10月“一分为三”，共历时46年。在这46年中，福州船政学堂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在教育体制的各个方面，有不少特点值得后人认真研究。
（三）船政学堂课程设置
福州船政学堂课程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其内容，英国人寿尔（H.N.Shore）在1876年春参观福州船政学堂后写的《田凫号航行记》以及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在1961年写的《中国近代最早官办学堂》中，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记载。寿尔的记载比较早，毕乃德补充了寿尔某些遗漏的内容。把他们两人的记述列表如下：
这张课程设置表，告诉我们福州船政学堂课程有以下3个特点：
1.课程分为两大类。一类如外语、数学等，规定每位学生都要学。这是洋务派认为学习西方制造巧法，“必通泰西语言文字”、“必由算学入手”的思想在课程设置上的反映；另一类是供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如航海理论、绘图、机械图说等。这种分类方法十分相似于现在所说的公共课与专业课，反映了近代科技教育的要求。
2.在课程内容方面，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门类较多，范围较广。其中有些课程如航海理论、机械图说等，很明显是最早在我国学校开设的。就是算学，也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个列入学校教学内容，系统向学生传授的。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初十日闽浙总督杨昌濬称，船政学生魏瀚、郑清濂等都是在“同治五年十二月选入前学堂学习法国语言文字、格致、算学”。福州船政学堂设置这么多门课程，作为学校教学内容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对于传播现代科技知识起了一定作用。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福州船政学堂课程内容以科技知识为主，这是它既区别于传统封建官学以及书院，也不同于先它而设的京师同文馆等的地方。然而，它没有也不可能在课程设置上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羁绊。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明定章程，学生“每日堂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他说，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圣谕广训》、《孝经》这一类经典，使这些“通外国之技巧”的学生，不致误入“奇褒”。他之所以没有把这些列入正课，只是“每日常课外令读”，是由于福州船政学堂学生都经过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对此有一定基础。正如寿尔所说：“报名学生，给以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直到最近，学校未曾录取过对自己国家的经典与文献没有相当知识的学生。”[118]严复入学考试的题目，就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并且，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每天上学六个小时”，课外时间较多。因此，形式上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经典知识的忽视。
（四）船政学堂的学生
福州船政学堂从创立起到辛亥革命后“一分为三”，前后46年历史中，共毕业学生510名。其中，前学堂学习制造学生7届计143名，后学堂学习驾驶学生19届计241名，学习管轮学生11届计126名。它在招生制度以及学生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1.不受出身限制，自由报考(https://www.daowen.com)
福州船政学堂招生条件，在筹建时左宗棠提出“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精通文字子弟”[119]。后来沈葆桢到任后，也是“择其文理明通，尤择其资质纯厚者以待叙补”[120]。可见他们注重的都是“资质”，而不是出身。左宗棠说：“艺局学生，均民间十余岁粗解文义子弟。”[121]学堂招生时，取自由报考办法。在福州城内各显眼的地方张贴招示，学生自愿报名，到时在指定地点参加考试，合格后，“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即为船政学堂正式学生。后来，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实行试读制，学生先学习一段时间，经“考定留堂者”，才能享受船政学堂学生待遇。
福州船政学堂不是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早在它创办之前，已经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几所新式方言学堂。但是，这几所学堂在招生制度这一重要环节上，不是有出身限制，就是采取保送不考试的办法，甚至于两者兼而有之。而像福州船政学堂这样招生，既不受出身限制，又不保送，由学生自由报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还没有先例。后来一些洋务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等都采用了这个办法。福州船政学堂在招生制度上的改革，便于民间一些有才干的青少年进入学堂，接触近代先进军事科技知识。中国近代海军人才中，“闽人独多”的现象，同福州船政学堂的创设以及招生制度的改革不无联系。如据《严几道年谱》记载，1866年严复父死，“家贫不再从师”，恰逢船政学堂招生，他经考试于是年冬进入船政学堂学习驾驶，后又到英国留学，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之一。
2.“赡银”随“学艺有进”而增加
福州船政学堂对学生学习与生活费用采取包下来的办法。学生有“艺童”与“艺徒”之别。前后学堂以及绘事院的学生，称“艺童”；艺圃的学生，称“艺徒”。原来学生的饭食银以及赡银都是固定的，与学业无联系。艺童“自选充入堂之日始，日给饭食银七分五厘，并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122]。艺徒自选充入圃之日始，日给“工食银一钱五分，系作本人饭食，兼以赡其家”[123]。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裴荫森修改章程，改变这种固定不变的办法，把学生的“赡银”与他们的“学艺”直接联系起来，规定前、后学堂及绘事院，“新招艺童只给饭食，不给赡银，学习三个月后，考定留堂者始行于日给饭食外，月给赡银四两”[124]。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又规定，凡入堂满3年的学生，“经考列特等三次者，除照章奖赏外，月加赡养银一两；再考列特等三次者，月再加银一两。以此类推”[125]。对于艺圃新招艺徒，自光绪十一年起“日只给工食银七分五厘，随时察看，学艺有进，再行加给”[126]，至多加至“一钱九分为度”。这样做，虽然是由于经费困难，为了“撙节经费”，但同时也如裴荫森所说，是“为鼓舞人才起见”。
3.建立奖罚制度
对学业优秀学生给予一定奖励，并非首创于福州船政学堂，在京师同文馆已经有了，但福州船政学堂奖罚制度比京师同文馆更具体。它规定：学生每3个月考试一次。“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127]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又加设了“特等一项”，学生屡考特等3次者，除奖赏外还每月增加银1两。
福州船政学堂在学生管理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学生认真学习。据1870年4月21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说，由于学生很用功，外国教习不得不禁止学生在夜里10～11点之后继续学习。
此外，福州船政学堂还挑选优秀学生赴欧洲留学。从光绪十三年（1877年）起，曾先后派出4届共计88名学生（少量选自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水师）赴英、法等国学习。这是近代中国向欧洲派遣官费留学生的开端，也是船政学堂历史上一件大事。
（五）船政学堂的洋教习
左宗棠创设福州船政局，采用“借才异邦”的办法。他与日意格、德克碑等订立合同，雇募“外国谙练精明员匠三十七名”，连管理外国账务1员，共计38名。后来实际雇聘51名[128]，其中不少人曾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前学堂、绘事院、艺圃等担任一定教学工作。但据日意格《Notice Sur Larsenalde Fou-Tcheon》一书记载，其职务明确是教习的有8人。另外，沈葆桢在同治九年（1870年）设立“建威”练船，延英国水师官逊顺为教习。所以，在1866—1873年之间，福州船政学堂共聘用专职外国教习9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以后，外国员匠期满撤走，开始由中国员匠自己管理。但福州船政学堂仍继续雇聘外国教习，通常维持在4名左右，先后担任前、后学堂教习的共有13人。其中迈达和嘉乐尔两人系原任教习，这时重新聘任。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学堂教习邓罗期满回国，从此以后，后学堂教习由“出洋回华学生分班充当”。前学堂最后一任洋教习迈达原于1897年7月限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裕禄与法国驻福州补用领事署副领事高乐待等订立约章，延聘杜业尔等人重整船政局和船政学堂，规定迈达自原订合同限满之日起，续订合同5年。所以，前学堂直至1902年迈达期满回国之后，才没有外国教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魏瀚会办船政，坚决把专权霸道的杜业尔解聘，改聘柏奥镗为总监工，竺蒲巴为工程师。但未见有重新聘任外国教习的记载，故我们认为自1902年以后，福州船政学堂便没有外国教习了。从同治五年十二月学堂创立到光绪二十八年，福州船政学堂共雇聘外国教习20名。
对于雇募外国员匠，当时清政府内不少人曾疑虑重重，他们担心“洋人秘其要领”，不肯传授，但又一时没有良法，因此举棋不定。左宗棠采用“包造包教”的承包制。他与外国员匠“先立条约”，明确各自职责，然后根据合同执行情况决定奖罚。例如，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与日意格等订立的合同中规定：自铁厂开厂之日起，5年限满，如教会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则奖赏日意格等两人各银2.4万两，外国员匠银6万两。“如五年限满教导不精”，则不加奖。1873年，合同期满，经验证中国员匠确能自己监造、驾驶，于是按约奖给。船政学堂雇聘外国教习，以后都采用这个办法。根据不同课程，与外国教习订定5年或3年合同，再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延聘。如延聘则续订合同。延聘期视实际需要，可长可短，长至三五年，短则1年。延聘期内薪水每月增加银50两。采用这种灵活、富有弹性的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学质量。
福州船政局雇聘的外国员匠，虽然也有像杜业尔这样专横跋扈、别有用心的人，但大部分“尚属认真”教导，其中有的人因“精勤教导”，曾在原订合同期满后一延再延。对于为培养中国近代海军造船、驾驶人才而付出了心血的外国教习，洋务派赏给他们“顶戴”、“宝星”，以示鼓励。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当时雇聘的外国教习并非都有“上上之技”。沈葆桢在光绪五年（1879年）曾说过这样两句话：“中国所延洋师以教语言文字则有余，欲究其事理根源则不足。”[129]他任船政大臣8年，对外国员匠深有了解，他的评价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六）船政学堂的成绩
学校教育的成绩，主要是通过它所培养的学生对社会的作用反映出来的。左宗棠、沈葆桢等创设福州船政学堂，目的是培养中国自己的海军驾驶、制造人才以及学堂教习。因此，福州船政学堂的成绩也突出表现在这几方面。
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大批海军人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船政学堂毕业生活跃在海军各兵轮、雷艇、练船上，是各舰队的骨干。例如甲申中法马江海战时，福建舰队各轮管驾（舰长）中，“振威”管驾许寿山、“福星”管驾陈英、“福胜”管驾叶琛、“建胜”管驾林森林、“福胜”和“建胜”督带吕翰、“扬威”副管驾梁梓芳以及闽安副将兼“扬威”管带张成等，都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后来北洋舰队12艘主要兵轮的管带，“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靖远”管带叶祖珪、“超勇”管带黄建勋、“广甲”管带吴敬荣、“扬威”管带林履中、“平远”管带李和、“广丙”管带程璧光、“济远”管带方伯谦，其中除吴敬荣一人是留美学生外，其余全是船政学堂毕业生。辛亥革命后，船政学堂毕业生黄钟瑛、刘冠雄、萨镇冰、程璧光、李鼎新等曾先后任海军总长，萨镇冰还代理国务总理3个月。
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虽然也有像张成这样极少数偷生怕死、临阵逃脱的民族败类，但绝大多数热爱祖国，其中许多人在中国海军抵御外侮的战争中矢忠职守，英勇顽强，有的以身殉国。如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振威”管驾许寿山立望台指挥，“开炮最奋勇”，为敌机关炮所中，壮烈阵亡。“福星”管驾陈英，当有人请求他驾船避炮时，他怒目圆睁，“叱之曰：‘欲我遁耶！’令于众曰：‘男儿食禄，宜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遂转舵冲向前去，发左右炮以攻敌舰，不幸中弹殒于望台。[130]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致远”管带邓世昌在船已受重伤的情况下，仍“奋勇鼓轮，直向日舰‘吉野’冲去”，猝为敌雷所中，随即沉没。其仆持浮水梃给他，却之；爱犬衔他臂不令下沉，斥之；复衔他发，他扼犬而逝，“忠勇为全军之冠”[131]。“定远”是旗舰，为敌舰炮火攻击重点，曾遭5艘敌舰围攻。管带刘步蟾督率猛战，先击中日舰“西京丸”，后又“轰击日‘松岛’督舰，几沉之”。在提督丁汝昌受伤后，他代司督战，指挥进退，交换旋转，“使敌炮不能取准”。后来退防威海，不幸被敌鱼雷击中，“公尚力驶赴日岛炮台，冀搁于岛边，补助炮台攻敌。未至而中途沉没”，“遂仰药以殉”，“船亡与亡”。[132]“来远”管带邱宝仁在“船尾发火，烈焰飞腾”的情况下，一面指挥灭火，一面勇敢向敌舰冲击，在距敌“赤诚”舰330码的地方猛烈开炮，“中其舰桥，伤其新指挥官”[133]。据初步统计，在甲申、甲午海战中阵亡死难的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有：吕翰、陈英、许寿山、叶琛、林森林、梁梓芳、陈善元、谢润德、丁兆中、梁祖勋、邝咏钟、潘锡基、戴庆涛、庞廷桢、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马应波、王涟、翁守正（以上甲申阵亡），邓世昌、林永升、陈兆麟、蔡馨书、黄建勋、翁守瑜、林履中、郑文恒、李晋洛、刘应荫、陈景祺、张海鳌、刘步蟾、林泰曾、郑文超（以上甲午阵亡）等，共35名。
辛亥革命中，许多身居海军显职的船政学堂毕业生，又“同举革命之旗”，归附革命军。如宋文翔原是留美学生，撤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是后学堂驾驶班第8届毕业生。他率领南洋海军12艘兵舰“楚观”、“楚同”、“楚谦”、“楚泰”、“江元”、“江亨”、“保民”、“镜清”、“联鲸”、“通济”、“建弢”、“飞鹰”以及鱼雷艇一艘在镇江起义，参加革命，吴应科等也在九江率舰起义，为福州船政学堂增添了新的篇章。
福州船政学堂还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培养了一批人才。福州船政局在外国员匠撤走之后，无论是船身、船机的绘图定式，还是监督制造，担负主要责任的是从前学堂、绘事院、艺圃中毕业的学生。他们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的技术骨干。尤其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留学生，是这一支技术力量的核心。例如，船政局工程处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6员，自学成回国后至1887年，历制“开济”（2200吨）、“横海”（1230吨）、“镜清”（2200吨）、“寰泰”（2200吨）、“广甲”（1300吨）、“龙威”（2100吨，后改名“平远”）等船。据当时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讲，这些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魏瀚等人的才能“实不亚于洋员”。[134]连前往看验“镜清”轮的英国水师军官也“盛称美备”，说要不是亲眼目睹，“尚难信闽厂之有此精工巨制”。当然，总的说来，当时中国造船技术落后于西方。然而，从福州船政局在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制造50匹木壳轮船“艺新”号，标志“船政学生学成放手自制之始”，到光绪八年（1882年）制成“本外洋最新最上最便捷之法而损益之”，采用“新式二千四百匹马力省煤康邦卧机”的第一条铁胁快船“开济”号光绪十三年（1887年）下水，光绪十五年（1889年）竣工的2400马力双机钢甲兵轮“龙威”（平远）号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的造船事业尽管起步较迟，但在这段时期内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已经接近当时世界先进国家造船水平。据记载，德国也只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造双机钢甲兵船”[135]。并且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平远”钢甲，较北洋从国外定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式不甚远，费且大减”，在甲午大东沟海战中，与之“并驾齐驱，屡受巨弹，船身并未损裂”[136]。福州船政局在这段时期内造船进步较大，这是船政学堂学生和工人勤奋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结果。
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一批海军教育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的发展。福州船政学堂刚创办时，“教习、帮教均用洋员”。后来，凡是遇有帮教、教习需要人，就由毕业生选任。同治十三年（1874年），黄建勋派充“扬武”正教习，后调“福星”正教习，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从国外留学回来，派任后学堂驾驶教习。吕翰在光绪三年（1877年）调带“威远”兵船，兼充驾驶练生教习，光绪十年（1884年）充后学堂教习。光绪九年（1883年），郑清濂、魏瀚分别选充前学堂制造和后学堂管轮教习。截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福州船政学堂“仅以四洋员为总教习，其余每班教习均以学成制造驾驶管轮之学生充当”[137]。后学堂在1892年，前学堂在1902年以后，就全是中国教习了。
福州船政学堂对清末其他水师学堂来说，起了先驱示范作用。如曾国荃、张之洞在开办水师学堂时，曾请问李鸿章。李鸿章告诉他们福州船政学堂是海军鼻祖，应向其看齐。他写信给曾国荃说：“闽堂是开山之祖，至于斟酌损益，后来原易为功。此间学堂（指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略仿闽前后学堂规式。”[138]张之洞在创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时，也明确提出“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139]。
福州船政学堂还为其他水师学堂输送了管理人才和教习。清末5所规模较大的水师学堂，除福州船政学堂外，还有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以及烟台海军学堂。这4所学堂都曾聘请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担任总办。天津水师学堂开始时吴仲翔为总办，严复为总教习。后来严复升任会办、总办，实际负责学堂教学及行政事务长达20年。江南水师学堂，首任总办是沈葆桢儿子沈瑜庆，后任总办是蒋超英。广东水陆师学堂，继吴仲翔、林则徐孙子林贺峒为总办后，魏瀚任总办。烟台海军学堂则是萨镇冰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的。在这些学堂中，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充当教习的不乏其人。早在光绪七年（1881年），后学堂许兆箕等4人经李鸿章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及“威远”练船教习。萨镇冰留学回国后，在1882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正教习，后又长期担任“康济”练船管带，教学生荡舢板、泅水、打靶等。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1881年从美国撤回国后，被分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成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8届毕业生，后来被派任广东水陆师学堂水师工程教习。
除了上述3方面之外，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有的还成为开矿、铸炮、火药、炮弹、水雷、鱼雷等方面专门人才，还有的成为我国早期的翻译人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著作，对近代中国起了巨大启蒙作用。
总而言之，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海军学校的“开山之祖”，为近代海军、近代造船事业以及海军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福州船政学堂又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招生制度、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为近代科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福州船政学堂仍带有封建教育的痕迹。它的众多毕业生，也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而没有能够充分施展他们的聪明才智。除一部分人从事所学专业之外，有的人学非所用，“散处无事”；有的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受雇于外国公司；有的充当外国洋行和外国领事馆的译员，出现了所谓“人才过剩”的虚假现象。尽管如此，福州船政学堂仍是一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洋务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如果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是近代新式教育萌芽的标志的话，那么福州船政学堂的创设，则是洋务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朕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