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强调开“民智”、育“新民”
（一）开民智，以广造就
甲午战争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洋务自强”的幻梦中彻底清醒过来。以中国二万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而竟然“北托于俄，南慑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原因何在呢？一言以蔽之，“在民愚之故”[3]。
同西方国家遍地设学、普及教育相比，中国却是民智未开、人才匮乏。广大妇女不读书，农工商兵也不知学，而少数知识分子又都埋头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追求功名利禄。徐勤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撰著的《中国除害议》中分析道：“吾中国所以虚㤭自持者……盖自谓为教化至美，文章礼乐至盛之名国也”，然四万万之民中，既无女学，则“去其半矣”，再加上深山邃谷、边远之地，邈无蒙学，这样，“二万万人中若此者，殆十而九，然则尽中国之读书者，殆不过二千万人耳”，“二千万人之中，识字而不知其义者，又十去其九，所余二百万人者，则士乎士乎，将为操觚属文，襕衿入试之侁侁胄子矣”[4]。学术空疏，无裨实用，从而导致国家积贫积弱、衰微破败。
洋务教育虽开启了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大门，但与其时的旧学堂相比，30几所新式学堂仅似汪洋中的一叶孤舟，而且就受教育的人数而论，更是万不逮一，离广开民智还有千万里之遥。因此，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便是使国人广泛地受教育。郑观应（1842-1922年）就强调“育才于学堂”与“论政于议院”同为治国之本，把兴办教育与改良政治当作国家富强的两件大事，“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5]。
严复（1854-1921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深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并以此来论述中国的社会问题。他认为，救贫之方，固然离不开农工商等实业，但如果没有教育，虽力讲百年，农工商也不能进步。他还尖锐地指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6]如果振兴教育，使拙者巧，愚者灵，其转移尚非无术，“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7]。所以，教育国民，开发民智，乃是民族自存之命脉。
梁启超（1873-1929年）指出，近代以来的一些变革举措，虽然“尽美尽善，人人皆知”，但“议论数十年而不能举行”，即使“稍有成效之一二事”，也是“任用洋员”之故。对此，他感叹：“同是圆颅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岂不可为长太息矣乎！”[8]他呼吁，当今世界，“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9]。如果国家不开民智，不育人才，则练兵诸事亦不过如病夫“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行”。所以他说：“学校昌，才智繁，虽无兵焉，犹之强也……学校塞，才智希，虽举其国而兵焉，犹之亡也”，“智愚之分，强弱之源也”。梁启超更把“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从“智”能生“权”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了开民智的作用。他说，变法的基本要求是兴民权，然民权并非可以旦夕而成，“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10]。
维新派所谓开民智的“民”是广义的。除本来意义上的“民”之外，还包括“开绅智”、“开官智”。开绅智，即调动乡绅的力量，使其“多议事”、“多筹金”，为乡村的公益事业多作贡献，为开通社会风气创造条件。开官智则更是“万事之起点”，因为“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国，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11]。而且，他们更进一步地关注女子教育问题。从郑观应的《女教》（1892年）到梁启超的《论女学》（1896年），再到严复的《论沪上创兴女学堂》（1898年），都积极倡兴女学，主张妇女应与男子一样，既能读书，又能“阅世”（参加社会活动）。梁启超就认为，女子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关于开民智的途径和方法，他们认为：一方面要依靠“学堂之设”，使“贵至君主，贱至皮匠”都得有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一批“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底”的精干分子，致力于广泛的社会教育。双管齐下，多途并举。
维新教育家们比较一致地认识到，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国情。如不重视智力开发，人口多非但不是优势，反而会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累赘；相反，如大力发展教育，广开民智，则四万万人口，就将成为世无其匹的雄厚力量。
（二）育新民，以立国本
1.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很重视教育宗旨问题。他说：“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12]而教育宗旨又不是一句笼统的“开民智”就可以代替的。他认为：培养汉奸之才，也是养才；开奴隶之智，也可算作开民智。所以“开民智”对国家民族的功用，还必须看开什么智。
他尖锐地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所培养的人，“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13]，仅具“独善其身”之私德，而缺乏“人人相善而群”的公德观念，他们“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这些“束身寡过主义者”，自以为“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实则是“群之蠹而已”。旧教育如此，近代以来的“新教育”又如何呢？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教育盛极一时，然其时的教育仍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教育宗旨。
他认为，在列国并立、优胜劣败的时代，如不改变旧有的育才目标，不厘定正确的教育宗旨，则中国在世界上是“绝无立足之地”的。
那么，应该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宗旨呢？梁启超通过反省以往教育的利弊，并参照世界一些国家的教育宗旨，提出教育应该培养“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的一代“新民”。就是说，这样的人才应具备现代社会意识和开放的心态，“有大刀阔斧之力”，“雷霆万钧之势”，百折不挠的精神，光明磊落，敢于任事，敢于负责，能为国家民族利益奋不顾身，视救亡建国为己任，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通过“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
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把成就一代“新民”的希望寄托在少年儿童身上。他用极其美好的语言讴歌青少年一代，称他们如“红日初升”、“潜龙腾渊”、“乳虎啸谷”、“鹰隼试翼”、“奇花初胎”等等。他把年轻一代看作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满怀信心地说：“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14]，深信“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15]。他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有了这种国民，对内可以改良社会，使国家走向富强；对外可抵御列强侵略，“以挽浩劫而拯生灵”，使国家走向独立。
同旧教育的读书明理、独善其身相比，梁启超的“新民”说引导人们从新的视角，用新的尺度，去评价衡量教育之成败，是从此前的“中体西用”到以后资产阶级教育宗旨定型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1902年以后，国内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建立起来，在这些新式学堂里受教育的青年如饥似渴地觅读新书新报，梁启超的《新民说》等就是深受欢迎的书刊之一。
2.严复的救亡图存的三育论
基于拯世救亡、强国富民的目的，也基于对传统教育“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则太少”的反思，严复提出了力、智、德诸方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论。他说：
国与国而竞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也，非以力欤？虽然，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及其至也，既强不可以复弱，既盛不可以复衰。[16]
在当时介绍西方教育思想的大家中，严复首先抓住了办学方向这一大端，从而成了中国最早直接倡导德、智、体三育方针的教育家。他痛切地感到，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就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照此下去，按照“物竞天择”的法则，中国必将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奴隶。要想拯救中国，不能依靠旧的法制，也不能单靠兴办洋务，而应该实施“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教。所谓“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练民筋骸，鼓民血气”，培养人民强健的身体。为此，必须改革中国的一些传统礼俗，严禁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等陋习。所谓“开民智”，就是要废除“适足以破坏人才”的经义八股，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即以西学代替中学。严复比较了中、西学术的特点，指出：中学求古训而不辨是非，满足于“记诵词章”，拘泥于“训诂注疏”；西学则“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一切政事“皆本诸学术”。由此他得出结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学习西方的“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等治学方法和教学方法。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去除“后义先利，诈伪奸欺”等社会风气，并最终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
严复认为，收权练兵只是国家救亡运动之标，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才是图治的根本。不治标“无以救急”，但不治本则治标“不久亦将自废”。因此，富国的根本问题乃在于向民众进行全面的教育。尽管他设计的国家富强之道，在政治上属于改良主义方案，但是在教育上他主张培养德智体和谐发展的新民，并将这视为国家存亡之所系，表达了忧国忧民、希望振兴中华的爱国热忱，对于近代办学方针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严复的“力、智、德”三育论，是认识的不断完善。至此，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宗旨已经初见端倪。
（三）维新派开“民智”、育“新民”的实践活动
1.康有为与万木草堂(https://www.daowen.com)
作为广开民智的积极步骤，1891年，康有为（1858—1927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了万木草堂，有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寓意。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兼通中西学说”、德智体多方面发展的人才。
康有为招收学生，不举行一般形式的入学考试，而是通过逐个谈话甄别。面试时，他往往应用禅师却祛“我执”的原理而“以严重迅历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换言之，他希望学生在心理上先否定“旧我”，这样才有接受新知识观念的可能。这是一项严格的心理考核，因此，不能接受者“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终身奉之，不变塞焉”[17]。
（1）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
康有为规定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纲”。前3项都是德育，第四项“游于艺”（康把“六艺”的内容改为礼、乐、书、数、图、枪）包含德智体3方面。“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18]学堂还设立了3科学长，选学生担任，分管德智体3方面的教育：博文科学长，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课；约礼科学长，主劝勉品行，纠检威仪；干城科学长，主督率体操。
附：长兴学舍之学纲、学科、科外学科[19]
在德育方面，主要是提倡励节、慎独、养心、习礼、敦行孝悌等传统的思想道德修养。就其内容来说，虽还没有脱离封建思想的范畴，但“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20]。
在智育方面，提出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立此四目以为通学”。其讲授“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21]，不仅讲解中国经学史学，而且“自各国古今之道德、政治、宗教、历史、文学、词章、物理、地图无不有”。梁启勋在《万木草堂回忆》中也说：
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22]
在体育方面，除两天上一次体育课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音乐紧密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每逢春秋佳日，择地举行兵操，练习射击。每月夜，到市内公园等风景优美的地方游览、散步。年假时，组织游历。
（2）生动活泼、多样化的教育方法
康有为的教育方法有独特之处，既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认真搞好课堂教学，又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校内教育与校外活动结合，听讲与自学结合，读书与编书结合。
康氏授课，内容广博，形式新颖，一扫死啃书本、照本宣科的枯燥、陈旧的教学方法。梁启超回忆康氏讲学的情况说：
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23]
对于学生自学，康氏更为重视，学生每人备一功课簿，也叫札记簿，“每日各自记其内学外学，及读书所心得，时事所见，及以自课”[24]，每月朔望呈缴一次，康氏仔细审阅，详加评语，往往是学生只写了一条简短的问题，他则报以长篇的批答。功课簿写满之后存入“书藏”（图书室），供同学阅览，互相交流。万木草堂没有建立传统的考试制度，主要靠功课簿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考察他们造诣的深浅。功课簿之外，又设一公用厚簿，名曰“蓄德录”，每日顺着宿舍房间以次传递，周而复始。每人每日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或俊语。每隔三五个月，康有为翻阅一次，借以了解学生的思想趋向。
在教学过程中，康有为还组织学生协助编书。例如，他在撰写《孔子改制考》时，就“指定一二十个同学，把上自秦汉、下至宋代各学者的著述，从头检阅。凡有关于孔子改制的言论，简单录出。注明见于某书之第几卷、第几篇，用省属稿时翻检之劳”[25]。学生通过参加编书，既促进学习深入，又获得写作训练，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此“斐然有述作之志”，逐渐开始了自己的著述活动。
康有为每半月组织学生举行一次演说会，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开展讨论。这一活动，既训练了学生的口才，又活跃了他们的思想，培养了逻辑思维能力。康氏还创造条件使学生见世面，长才干，当时广州有学海堂、粤秀、粤华、菊坡和广雅五大书院，其山长都是由督抚聘请的素有名望的学者，康氏每同他们会面，都带一两个学生同往，随行的学生“隅坐旁听，获益不少”[26]。
万木草堂“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27]。可以说，万木草堂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既有旧式书院的内容，更有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新质。尤为重要的是，万木草堂所特有的优良学风给其时八股之风弥漫的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气息。对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惊世骇俗的教学活动，时人评论说：
万木草堂不过私人讲学之所，在两年同学中，其人数又不满五十，似乎无足轻重。但当时能转移风气，与戊戌之百日维新，为中国之一大转机，实基于万木草堂之学风，与万木草堂之人物。[28]
2.梁启超与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1897年创办于湖南，熊希龄为提调，主持学堂行政事务，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文总教习。实际上梁启超在办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运用和发展了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经验，把时务学堂办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
梁启超在《学约》中指出，要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底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据此，他把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作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设有诸子学、经学、公理学和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学生必须通习。专门学设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生各专一门。学生所读之书，分“涉猎”和“专精”两部分，比例约为4∶6。专精之书，按日分课，依次递进；涉猎之书，随意翻阅。此外，还开设时务课程，以每星期日为讲期，或谈学术，或论政治，延揽名流，轮流演讲，极大地活跃了学术空气。
时务学堂亦注重学生自学。要求每生设札记册一份，每日就所读之书阐发新义数则，或引申本书之义，或辩驳本书之义。札记册5日一缴，由院长批答、评定后按日填注分数。学习中如有疑义，则用待问格纸写好，投进“待问匦”，“以待条答”。学堂还提倡同学之间互相切磋，“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札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凡会讲以教习监之”[29]。
时务学堂尽管还保留了不少封建性的东西，但它从教员、教材到教学方法、培养目标，都同封建的或半殖民地化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它重在灌输西方文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格尊严的意识。该学堂可谓人才济济，培养出了一大批包括秦力山、林锡圭、蔡锷、李炳寰等在内的有志气、有作为的热血青年。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的创办大大地推进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