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书院的改制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颁发命令，废除新政，但百日维新毕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运动，因此，无论守旧势力怎样企图将历史车轮拉向逆转，却无法将其改革成果全部否定。1898年11月，礼部奏请“各省书院照旧办理”时，为不引起全国人民反感，西太后以折中的姿态颁布懿旨：“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也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1]这一懿旨，一方面夭折了百日维新中的书院改学堂，另一方面又为书院的内部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书院与学堂“名异实同”的懿旨下，一些有识之士对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数年之间，出现了书院仿学堂改制的局面。如张之洞在湖北对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和自强学堂进行改革。两湖书院本来就是张之洞书院改制的产物，创立之始就透露出新教育的气息。如在组织管理方面，一反旧式书院习规，不设山长，仅委派提调一名、监院两名负责书院日常行政，而课业则由所聘各门分教负责，从而改变了以往因山长讲学与总领院务并行而影响学术的弊端。两湖书院虽比旧式书院有诸多进步，但与新式学堂相比却有许多不足。因此，张之洞借懿旨之名，行改革书院之实，对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均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2]。据此原则，在制度方面仿西方学校办法，分科分班按日上课，这是旧式书院从来没有的制度。在课程方面，废除理学、文学2门，留下经、史两科，陆续添设舆地、时务、天文、兵法（包括制造、测量、兵法史略及体操），并将自强学堂的算学移入，使两湖书院朝着文武兼备的方向发展。在张之洞带动下，江汉书院亦奉命改革，武昌、汉阳、德安3府书院均停课时文，分习算学、时务，其他府州书院也一律改章。这些改革书院之举，都是在“钦遵懿旨”的招牌下进行的。这样，戊戌政变虽然夭折了书院改学堂，但书院内部改革未曾中断，为以后书院重新改学堂奠定了基础，是旧式书院走向近代学堂的内在动力。(https://www.daowen.com)

书院内部改制的同时，一些地方又遵旨办起了新的书院，但已不再是习制艺帖括的旧书院，而是新旧兼学的新式书院了。这些书院有浙江诸暨达材书院、湖南长沙求实书院、云南新平五桂书院、山东泰安仰德书院等16所，其中以求实书院最典型。1899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在省城筹设求实书院，他在《设立求实书院折》中说：“就前经裁撤之时务学堂原筹经费，另设求实书院，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分调通省各府州考选保送聪颖循谨生童，共以一百二十名为率，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定期考核。务求有裨实用，冀成远大之材。”[3]对求实书院与时务学堂的差异，1899年3月21日的《知新报》曾有具体描述：“时务学堂梁启超为总教习，在堂之日盛讲新学，其生徒百二十余名。北京政变之后改名求实书院，复课旧学，而文明日新之学尽废，旧生徒悉去。”求实书院不讲变法维新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民权学说等新学，引起原来学生不满而纷纷离去，是完全可信的。但说“文明日新之学尽废”却与事实不符，因为求实书院不仅在教学内容上以中学、算学和西文译学代替无用的制艺帖括，而且在教学管理上“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定期考核”，突破了旧式书院的管理模式，具有近代新式学堂特点。由此可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清末书院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书院“照旧办理”已为历史潮流所不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