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时期书院重新改学堂
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两月之内详悉条议复奏。一时间朝廷内外，各省督抚纷纷上奏。袁世凯条奏10条，瞿鸿机疏陈新政四端，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3折，在著名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一方面主张在全国广泛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科举，停罢武科科举，奖励游学，另一方面又提出书院改学堂：
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设学，分经义治事两斋，人称为湖学，并未尝名为书院。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拟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4]
在儒家传统的正名大旗下，又提出将书院改为学堂或学校。这在“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的懿旨颁布不足3年之际，张之洞、刘坤一重提书院改学堂，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不过，毕竟时过境迁，清政府为摆脱自身的困境，也就顾不得表面的虚荣了。
清政府接受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说：“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5]被清廷扼杀的书院改学堂又再次成为清最高统治者的谕旨。各省督抚纷纷遵旨办理，书院改学堂再登历史舞台。
山东巡抚袁世凯闻风而动，于当年9月制定试办章程，通饬各属一律兴办。并决定将济南泺源书院改为山东大学堂，任周学熙为总办，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山东书院改制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山东大学堂章程》。1901年9月，袁世凯上《奏办山东大学堂折》，指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6]于是在省城改设大学堂，以为全省首倡。亲自拟定《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和学堂经费4章、96节，对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其中对全国影响较大的是学堂办法和学堂章程。学堂办法规定，大学堂为全省学校总汇之所，原定招收各府直隶州中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但因当时中学堂尚未设立，所以大学堂创办伊始，“惟有先立备斋，习初级浅近学，即各州县应设之小学堂。次立正斋，习普通学，即各府、直隶州应设之中学堂，俾初学易于造就。一俟各府、州、县学堂依次有成，再行察看情形，进立专斋”[7]。备斋学生定额300人，考选15～23岁“通解经史，身家清白者”入学。学堂设总办、总教习、监督各1名。总办“总理学堂一切应办事件”，“总理择聘教习，核定课程等事”；监督“督饬学堂学生恪守规约，会同中西教习，随时考核课程”。另设中学教习6名，专授中学课程；西学教习9名，其中华人6名，洋人3名，专授西学课程。学堂购置各种图书仪器，以供肄习。将来还拟增设译书局、藏书楼、博物院各1所。课程设置，备斋2年毕业，温习中国经史掌故，并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舆地、算术等。正斋4年毕业，课程分政学、艺学两门。政学又分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法学3科；艺学分为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和译学8种。专斋2～4年毕业，设10门课程：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言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和医学，学生各专一门。上述各斋学生每月均须将功课分数填注日记，并在课余练习体操，作中西文字。对学生考核，每年在春秋两季举行季考。
清政府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只是下达一道命令，原则性地要求将书院改为学堂，至于怎样改，改后如何办理，没有指出具体的可操作方法。《山东大学堂章程》恰在这种情况下，提供了一个操作性极强的办理大学堂的模式。因此，清政府于1902年将《山东大学堂章程》颁行各省，参酌办理。这样它又成为清末书院改学堂中各地效法的榜样，对书院改制有巨大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上有清政府谕旨，下有山东的样板，全国书院改学堂掀起热潮。在江苏，巡抚聂缉椝将苏州中西学堂改为省城大学堂，仿山东大学堂章程，分设备斋、正斋和专斋，制订中西学分年课程表，并购置各国图书仪器，学生定额100人。省城正谊书院改为苏州府中学堂，只设备斋、正斋，学生定额60人，分别延聘中西教习，教授普通学。平江书院改为长洲、元和、吴县3县小学堂，只设备斋，学生定额40人。分别聘请中西教习，授以初级浅近之学。省城的孺孤学堂、位育堂和义塾，一律改为蒙养学堂。此外，外府县如松江致用书院、常州致用精舍，常熟、昭文2县文游书院，无锡、金坛2县东林书院等，要求“亦早分课经策，兼及泰西各学”。并通饬各府厅州县，凡书院已改为学堂者，“逐渐扩充，未改者从速酌改”[8]。
在江南，1902年春，据江南派办处《禀陈筹办江南各学堂详文》载，文正书院改为小学堂，聘陈作霖为总教习，招收上元、江宁两县学生，各取80人，另设附课生10人，习初级浅近之学。钟山书院改为中学堂，聘河南候补道濮文暹为总教习，招收江宁府学生，正课生160人，附课生10人，习普通之学。同时，对于各府州县书院“亦已饬令改为学堂”。此外，考虑有些举人、贡生、生员、童生的年龄已超过规定，不能入学，特将尊经书院、凤池书院改为校士馆，让他们肄业其间，“按月课试策论、经义，膏奖悉仍其旧，以示体恤”[9]。较妥善地解决了书院改学堂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广东，据1902年两广总督陶模在《奏设广东大学堂请废科举折并附片》中称，广雅书院改为广东省大学堂，于当年4月25日正式开学，委任广东试用道姚文倬为大学堂总理。学堂酌仿山东大学堂办法，先设备斋。备斋2年毕业升入正斋，正斋3年毕业升入专斋，专斋亦3年毕业。备斋第一年招生160名，以后逐渐增招80名，5年增至480名为定额。这时正斋学生已毕业，可升入专斋，“以符设立大学堂本意”。备斋第一年课程，体现“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的原则，分设伦理、政法、本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数学、格致、博物、图画、乐歌、体操等。由于学堂初办，斋舍有剩余，在大学堂内另暂设校士馆，挑选原书院生徒及近年来增设的西学生优秀者数十人，入馆肄业，学习日文，以备游学日本。
除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外，内地经济落后地区也不甘寂寞，积极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在四川，总督奎俊在《筹办大学堂折》中说，将尊经书院改为四川省城大学堂，原设在省城的中西学堂并入大学堂。学生定额300名。先设备斋，待将来条件成熟，再设正斋和专斋，并逐步建立藏书楼、译书局和博物院。此外，川南、川东各府厅州县，亦“就向日书院改建学堂”。在贵州，1902年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并“扩充讲堂，增设学舍”，学生定额180人，其中正额生120人，附额生60人。学堂设备斋和正斋，备斋教习4人，授经史、文艺、各国语言文字及测算等。正斋设教习5人，授经史、政治、图算、西艺等，此外，广西、安徽、陕西、湖南、湖北、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山西等，也都遵旨改书院为学堂，使书院改制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
在书院改学堂的进程中，逐渐形成3种模式。第一，山东模式，就是仿《山东大学堂章程》改革本地书院。如江苏、广东、四川、贵州等省。许多地方督抚、学政在书院改学堂的奏折中对模仿山东均直言不讳，学堂“课程、等级、班次，不外山东章程，先从正斋、备斋入手，再习专斋”，或者是“仿照山东章程，就本省情形、现有财力”变通办理[10]。事实上，从上述各地书院改学堂的实际办理情形亦可看出这一点。第二，江苏南菁书院模式。南菁书院虽设在江阴，远离省城，但其影响较大，入院学生是通省选拔的人才。因此，1902年破例依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因风气早开，学术文化进步，该书院采取“专斋、正斋、备斋同时并举”的方法。规定“专斋肄习专门之学，参酌中外学制，分为十门”。开始只设经、史、政治、测绘4科，其余分年次第兴办。不久，改设政科、艺科两种。政科分经学、掌故，为必修科目，专重日记，而无讲义。艺科分算学、理化、测量、东文4门，允许学生自行选择。[11]陕西的宏道大学堂即仿南菁书院办理，不仅办学章程仿南菁成案，课程设置亦仿南菁，设内政、外交、算学、方言4科。限于各地情况，这种办法效仿者颇少，但对尽快完成省城书院向近代大学堂转变有推动作用。第三，湖南模式。在当时各省普遍改书院为学堂时，湖南将省城的岳麓、城南、求忠等著名书院照旧保留，仅令其“分斋设额、课以经史及各国图书”[12]。将新设的求实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由于地方官对书院改制没有兴趣，致使这所大学堂开办之初“规制未及恢宏，门类亦多未备”。与此相似，其他不少省份改制的大学堂，也多采取这种办法应付差事，直到1905年废科举，使通过科举入仕的希望最后破灭，才使这些犹豫徘徊的地方官员不得不下最后决心，真正把书院办成学堂，从而最终完成了书院向近代新式学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