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留日高潮概观
（一）清末留日发展阶段
清末留学日本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1.留日初始与稳步发展阶段（1896—1904年）
中国学生留日究竟起于何时，目前说法不一。原来一直把唐宝锷等13人到日本学习作为清末留日的发端。但桑兵认为“留日学生发端于1898年更为恰当”[30]。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许还有其他观点。但1896年唐宝锷等13名学生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到日本学习，都应该属于留学日本。鉴于此，留日初始还应当是1896年。这个时期，留学日本处于稳步发展阶段。随着维新变法和新政中对学习日本的重视和提倡，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898年77人，1899年143人，1900年159人，1901年272人，1902年727人，1903年1242人，1904年高达2557人。[31]这组数字说明1898—1904年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902年后有加速的趋势，成倍或几倍地迅猛发展。
2.留日高潮（1905—1907年）
1905年科举废除，使知识分子由科举入仕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转向新式教育。留学是新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日本又是留学的最好国度。因此，留学日本突发高潮。1905年留日学生达8000余人，1906年7283人，1907年6797人。[32]这3年的留学人数达22080人，与清末其他13年留日学生人数22964人相差无几。高潮突起的原因除废科举之外，日俄战争也有较大影响。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东北开战，中国标榜中立，置身战外，但战争结果却再次震惊中国朝野。日本战胜沙俄非中国人始料所及，中国人再次对日本刮目相看，且从惊异逐渐转为敬佩，由敬佩转而学习，于是留日高潮形成。
3.盛极而衰（1908—1911年）
高潮过后，必然衰落。从1904年开始，留学日本渐次衰落。最明显的标志是留日人数逐年减少，1908年5216人，1909年5266人，1910年3979人，1911年3328人。[33]虽说1911年这一人数最少的年份也比初始最多的1904年多出700余人，但与1905年的高峰相比减少了一半多，这是历史的必然。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如潮水般地涌向日本，使日本学校渐成人满为患之势，教学质量渐低，甚至有以谋利为目的的“学店”出现，有违留学初衷。加上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的限制，留学日本便由高潮转入了低谷。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有所提高，这是应该注意的。
（二）留日学生成分
清末留日学生成分相当复杂，王奇生称之为：“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最为混杂的出洋群体。”[34]在清政府的鼓励、各地督抚的劝导和知识分子的相互影响下，“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到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35]。热潮一旦形成，随波而去者大有人在，难免泥沙俱下。据胡汉民回忆：
其实（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36]
留学动机不一，留学表现多样，出国前的身份也不尽相同。在清末庞大的留学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青年学子，而且有年逾花甲的老翁，天真烂熳的少年。据《东方杂志》记载：“广东顺德李昂新，年已八十有二，向学之志，至老不衰，尚欲前赴东瀛考求工业，禀由学务处批准嘉奖。”[37]云南一位已届70高龄的官绅留学生，热诚担任班长，天真之态凌驾于年轻人之上[38]。还有两位14岁的乡下学童，私自留书出走，等到家人发现时，他们已抵达日本[39]。清末留日之风，不仅影响及于老翁、童稚，甚至影响到方外和尚。四川涪州天宝寺僧人佛源向重庆府申请出国咨文，赴日留学。[40]广东六榕寺僧人铁禅等向地方当局禀称：我等“伤心陵谷，蒿目时艰，虽在世外之身，常怀处堂之叹”，自愿于本寺祖遗田产210余亩中捐出193亩，献给政府作留学经费。[41]留日高潮的激荡，使方外僧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女子也是留日学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899年，夏循兰就读日本华族学校，是中国女子留日之始。1900年，浙江女子钱丰保前往日本，次年入实践女子学校。1902年冬，何香凝东渡留日。是年，在日本的中国女留学生达10余名。从1903年开始，留日女学生人数渐增。1905年后，许多省派女子赴日留学。湖南派出20名，到实践女子学校学习师范。江西派出10名。奉天省与日本实践女校约定，每年派15名女生到该校学习。到1907年，仅东京一地就有女留学生1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1908年，中国留日女学生总数为126名，1909年为149名[42]，达到留日女生最高峰。随着中国女子的大批赴日，日本教育界开始注意建立教育中国女子的教育机构，除实践女校外，日本东亚女校和成女校也仿效实践女校设置了专招中国女生的特殊教育机构。1905年3月，东亚女校附设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1906年12月成女校特设支那女学生部。此外，日本其他10余所女子学校也有中国留学生就读。
清末留日群体中，还有两类特殊人物。一是前面提到的官绅，他们是在职官员赴日留学。二是亡命客，是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及其弟子亡命日本，其后，孙中山也以日本为反清革命基地。在他们周围分别吸引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革命青年，不少人既是亡命客，又是留学生，一身二任，很难严格区分开来。
（三）留日学生入学及学习状况
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入学需一定的手续。章宗祥在《留日学生指南》中指出：“学校分为二种。一官立学校，即由国家设立者；一私立学校，即由民间设立者。进官立学校者，必须吾国钦使或领事等先行咨照彼国外部，转达文部，故必须钦使或领事作保。进私立学校者，则无须乎此，但须资格稍深者作保，或中国人或日本人，均无不可。”[43]无论官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入学均须有人作保。但后来，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大量拥入，一些日本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入学手续没有那么严格，中国学生到日本后，入学还是较容易的。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什么呢？王晓秋在《近代中国文化交流史》中指出：
十九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部是学理工和军事的，可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法、文史、外语、师范到理工、农医、军事、商业，甚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而且以学文科和军事的占多数，其中又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这不仅仅反映留日学生兴趣广泛、思想活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中国爱国青年渴求学习外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44](https://www.daowen.com)
当然，这当中把留学视为捷径者，也不乏其人。但更多的是探求真正的救国之道。李喜所在《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中指出，中国留学生“所进的学校有80多个，其中有大学、中学、幼儿师范、实业专科、师范学校、女子学校和工厂技校等；所学科目有工科、理科、外语、师范、史地、政法、军事、手工、音乐、美术、商业、体育、农牧、医药、染织等，几乎包括了日本当时的学校所开设的全部科目”[45]。这种专业选择的广泛性、多样性，在20世纪以前的留学生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同时也是人们对西方学术及文化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的反映。
在各个专业中，留日学生以研习法政、师范、军事（包括警务）为最热门。法政大学人数最多，1905年派赴日本的300余名官绅，全部在法政大学学习。此外，不少学校设有法政科，如明治大学、东京大学、日本大学等，所以实际研习法政的人数远远超过法政大学的在籍人数。师范也是留日学生青睐的专业，虽然读东京高师者仅44人，更多的学师范的留日学生是接受速成教育，如在宏文学院、实践学校等处学习，而且选读英语、美术、体操等专业的学生，也大多以从事相关专业的教育工作为目的。学军事的学生大多就读于振武、成城、东斌学校。学教育、习师范成为热门，与戊戌变法之后勃兴的教育救国思潮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清政府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新学堂分不开。至于学法政与军事成为热门，与清政府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编练新军等举措有直接关系。青年们渴求在更深的层次上学习外国以促进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有些人把法政、军事、警务作为升官的阶梯，也是法政、军事成为热门的重要原因。
（四）留日学生的组织
留日学生在清末长达16年期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田正平认为：“组织团体，是留日学生的一大创举。”[46]在1900年前后，留日学生中开始出现第一批学生团体，最早的如励志会、广东独立协会等。起初，这些组织以私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宗旨，后发展为具有明确目的的社团。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建成，这是清末留日学生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组织。
励志会是留学生会馆的前身，主要会员有范源濂、曹汝霖、蔡锷、章宗祥等，都是留学生的领袖。其后以这些人为核心，并得驻日本公使及其他方面的协助，留学生会馆正式成立。馆址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实藤惠秀认为，留学生会馆“是留学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国在日本的缩影。它是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等，更是留学生书刊的翻译和出版的总部”[47]。留日学生的公共事务，常在这里商议决定。如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有关会议都在这里进行。中国视察人员抵日时，也会按成例会晤会馆干事。干事是会馆负责人，其职责除协商处理在日本发生的问题外，对新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也加以照顾。显然，留学生会馆成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留日女学生也有了自己的社团。清末留日女生人数较多，为了共同的利益、理想与兴趣，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1903年，胡彬夏等10余名留日女生率先发起组建第一个女子社团——共爱会。共爱会成立的动机是“愤女学之衰败，慨女权之摧折……拯救吾二万万同胞于涂炭之中”。因此，规定共爱会的宗旨为“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理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48]。继共爱会之后，留日女学生先后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1901年）、女子复权会（1907年）、留日女学会（1911年）等组织。这些团体都以统一女子留学界、争取女教为目的，成为联系留日女学生的纽带。
1902年以后，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增多，至1901年，先后成立的社团近30个，较著名的有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在这些社团中，除个别属于学习团体和少数几个政治明显保守外，多数社团都具有爱国进步的性质，还有一些明确提出反清革命的宗旨。如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49]。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50]。这些社团，既是留学生政治热情、爱国热情高涨的产物，它们的形成，反过来又推动了留学生爱国反清运动的开展。同时，使留学生们组织了起来，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留学生的主要活动
留学生在日本除日常学习、吸取西方文化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概括起来有：
1.译介日本及西方书籍
留学生在1896—1911年间译介了多少书籍，目前尚无人统计。但就此成立的翻译组织著名的就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普通百科全书社等。译书汇编社是1900年在东京成立的以翻译日本书籍为主的译书团体，社长戢翼翚，其他社员大都为日华学堂毕业后仍在东京专门学校攻读的留学生。该社主要业务是出版《译书汇编》，通过翻译日文书籍，介绍西方思想。如翻译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卢梭的《民约论》等。教科书译辑社主要翻译中、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普通百科全书社则翻译了100册当时日本中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除了这些社团的翻译外，还有许多个人译书，一时间由日文译介西方著作成为文化界的时尚。这一时期译介书籍之多、内容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像这样短时间内译介这么多书籍的现象也不多见。就内容来看，宗教、哲学、文学、教育、政治、法律、地理、历史、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实业等各方面的知识应有尽有。既有学术著作，也有普及读物，还有一大批教科书，对当时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震动。
2.创办期刊
留学生在日本自发地创办了许多期刊，著名的有《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还有女留学生创办的《女子魂》、《中国新女界杂志》、《留日女学生杂志》等。后随留学生不断增加，新的报刊更大量涌现。据统计，至辛亥革命前，由留日学生和亡命客在日本创办的刊物达七八十种之多。这在中国留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些期刊，大多以爱国相砥砺，以传播新知、输入文明为职志，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觉醒。特别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大量地创办刊物，作为自身呼吁女权的专门阵地，极大地促进了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的开展。
3.开展爱国革命活动
中国留日学生大都怀有救国图强的志愿，留日期间，他们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1903年初，中国留日学生得知沙俄拒不从我国东北撤军的消息，群情激愤。4月2日，由叶澜、秦毓鎏等发起在东京召开学生大会，到会者500余人，公推汤尔和为议长，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议决办法8项。拒俄义勇队成立后，分别电告袁世凯、上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提出俄祸日急，留学生已编成义勇队请求协助。5月2日又召开大会，议决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并通过学生军规则12条，公推兰天蔚为学生军队长。后因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干涉，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留学生进行的另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是反“取缔规则”斗争。清政府鉴于中国留学生已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便请求日本政府设法制止中国留学生革命思想的蔓延。于是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7月2日颁发《关于准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15条，通称为《取缔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他们的言论、集会、结社和居住的自由，检查留学生的书信，强迫留学生接受清政府法令等，以限制、瓦解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这些规定激起了留学生的愤怒，立即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取缔规则”斗争。日本路矿速成学堂、弘文学院、成城学校，以及其他各校的中国留学生相继罢课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取缔规则”。但经多方交涉无效，留学生悲愤万分，决定全体罢课归国，不在日本受辱。实践女校学生秋瑾极力主张全体留学生归国革命。陈天华愤而蹈海，以激励大家坚持斗争，更加激发了留学生的爱国热情，纷纷罢学归国。经过留日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政府最后让步，答应中国留学生的10项条件，反“取缔规则”斗争在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后适时结束。
通过实际斗争的教育，许多留学生逐渐从爱国、改良，走向反清革命。由于留学生的革命倾向，使20世纪初的日本东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海外基地，产生了大批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如黄兴、邹容、秋瑾、宋教仁、廖仲恺、何香凝、陈天华等，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又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