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高潮的特点和影响
（一）特点
清末留日高潮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1.急风暴雨式地突涨
在中国留学史上，尽管留日比留学欧美晚了数十年，但留日人数却直线上升，后来居上。据《日本留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77人，1899年143人，1900年159人，1901年272人，1902年727人。[51]至此，留日人数已超过同期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此后，留日学生更是成倍增长。1903年1242人，1904年2557人，1905年猛增至8000余人。[52]其盛况不仅是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也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53]。以后人数逐年下降，但最少的年份（1911年）留日学生也在3328人以上。不仅超过同期留欧美学生人数总和，就是20世纪20年代也有所不及。据李华兴等统计，1909—1925年的17年间留美学生合计才1031名[54]，是留日高潮过后最少年份留日学生的1/3。1921—1925年的留欧学生也仅有1189人[55]，不及留日高潮过后1年的留日学生多。同是留学日本，民国初期的1912—1921年，10年间留日学生达26574人（缺1913年数字），年平均2952人，而1898—1911年14年间，留日学生多达45046人，年平均3218人。[56]也就是说清末平均每年留日学生比民国初期还要多，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高潮于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是清末各方面的社会原因促成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2.留日学生来源广泛
主要体现在地域分布广泛和学生成分复杂两方面。从地域来看，改变了早期留学生籍贯限于东南沿海各省的格局，而是广布于全国各地。早期留美的120名幼童，广东籍者84人，占总数的70％；广东、浙江、江苏3个沿海省份共113人，占总数的94.2％。[57]到1904年初，当时留日学生的籍贯是旗籍27人，奉天1人，直隶77人，山西1人，陕西1人，河南7人，山东40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江苏175人，浙江142人，安徽55人，江西27人，福建42人，广西8人，四川57人，广东108人，贵州17人，云南21人。[58]留日学生来自全国的18个省，尽管东南沿海地区人数仍较多，但所占比例却下降到40％（仍以广东、江苏、浙江3省为例）。边远省份如云南、贵州，内地如四川、陕西均有学生出国。从学生成分来看也相当复杂。有公费、有自费；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耄耋之年的老翁；有志气昂扬的青年女子，也有意气风发的巾帼英雄；有在职官员和取得一定功名的士绅，也有相当数量的王公贵族子弟；同时还有一批被清政府通缉的亡命客。他们当中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全家、全族同去留学的情况，这是中外留学史上所不多见的。
3.速成教育占主导地位
当时留日学生大都想尽快完成学业，以便回国效力。留日学生邢赞廷本在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因嫌该院各科教学进度迟缓，便另行补习，以求速成。他说：
算学、日本语，此学堂中进步皆缓，算学，暑假时，别从一师习之，一月中抵学堂五月之一倍半，学堂五月，仅习得半册，暑假学一月，已尽一册又半，其相悬如此。英语现亦不在学堂中学习，晚间别在正则英语学校中学之，学堂五阅月，仅习英语书二册，正则学校三月为一学期，期内能尽五册，亦迟速相悬甚远。[59]
当时抱此心态的学生不在少数。为适应这种局面，日本教育界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许多速成学校，如弘文学院，除设3年本科外，还设有速成师范、理化、音乐等科。速成师范科，设有1年半、8个月、6个月的各科速成师范。又如经纬学堂，除2年制的普通科外，还设10个月的速成师范科、刑律科、警务科、商务科等。日本实践女校也设有师范、工艺速成科。据各方面材料显示，中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在日本受速成教育。
形成速成教育的主要原因是清末新政实施后，各行各业都需大批人才。从教育方面来看，改书院为学堂和废科举之后，新式学堂大批涌现，急需教师。为解决师资缺少问题，1904年颁布的《学务纲要》规定，各省城应立即按照章程迅速举办初级、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练习所，“其尚未设师范学堂者，亟宜延聘师范教员早为开办。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现有师范章程刊布通行。若有速成师范生回国，即可依仿开办，以应急需而立规模”[60]。师范教育靠速成，其他如法政、军事也类此。因此，速成教育便成为留日教育的主流。加之速成教育使日本一些教育机构可在短期内获利甚丰，他们积极性高涨，于是速成教育便成为清末留日高潮的一大特点。
（二）影响
清末留日高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唤醒国人，传播新知
朱庭祺在1910年的《留美学生年报》中，谈到留日教育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时说：(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似醒未醒，又似初醒之时，人从其新欤？从旧欤？未定也。因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日本留学生之骂詈，日本留学生之电争，而通国之人大醒。开明者，因明而醒；顽固者，因骂而醒；不进者，因驱而进；退后者，因鞭策而前。故曰，中国之醒悟，受日本留学生影响巨矣。[61]
的确如此，在20世纪初的日本，汇集了当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精英。随着“亡命客”与留学生陡增的局势，新思想运动的中心也由中国移到日本东京，西洋文明的输入，从此“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思想界主要受来自日本的“第二手”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在此期间，大量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名著充斥国内知识界市场。留日学生则充当了“盗火者”的重要角色。这些留日学生如饥似渴地吸取由日本人译介的欧美学术名著，消化吸收，他们不仅“亲蒙其惠”，而且将自己所获取的新知识、新思想移植和注入国内空虚的知识界，以供给国内更多知识分子。留日学生向国内传播新思想的途径是译书和办刊。据梁启超回忆，“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62]。留学生所办刊物对国内思想界影响甚大，据统计，清末留日学生在日本出版的报章杂志共计64种之多[63]，其中大多以介绍新思想为宗旨。如《译书汇编》宗旨称，“采择东西各国政治之书，分期译载。……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64]。冯自由对该刊的评价是：“译笔流畅典雅，风行一时……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65]撼醒国人，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一扫中国旧传统说教，留日学生功不可没。
2.推翻清朝，建立民国
虽说清政府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新型人才，挽救清王朝即将覆灭的颓局。在实际操作中，清政府采取各项措施，对留学生施以优待，如给予科名奖励，授以要职。在1905—1911年间，也确有许多留日学生仕途飞黄腾达，如陈锦涛、颜惠庆、曹汝霖等。但由于他们在国外接受的现代化教育和专业科技训练，与中国传统官吏熟读经书的知识结构迥然不同，使留学生在晚清官场显得孤立和不协调，最终导致他们与晚清政权的疏离。相反，留学生的很大一部分却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组织——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许多干部由留日学生担任。同盟会在日本策划的多次活动，都有留日学生参加。如黄花岗72烈士中，有7人是留日学生（喻培伦、林文、林觉民等）。武昌起义后，首先响应参加起义的云南陆军中坚干部40人中，有31人是留日学生。[66]云南陆军的红边帽、对襟金扣黄色军服，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服。因此，实藤惠秀认为，“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67]。历史证明，留日学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了清朝的真正掘墓人，这是清政府大量派遣留日学生时做梦也没想到的。
3.对清末军事产生重大影响
留日学生对清末军事的影响主要是在陆军方面。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中国人对日本军事制度刮目相看，开始向日本派遣陆军留学生。自1898—1909年共派去3427人。[68]他们分别在成城学校、振武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等校学习，回国后对清末军事产生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担任陆军学堂教习。如天津武备学堂，原由德国人担任教习，留学生回国担任教习后，学堂教学内容和训练方法由仿德而改为仿日，影响所及，袁世凯的新军也改为日本操法。第二，编译军事书籍。清末陆军部设译书局，各省督练公所有译书科，主要由归国留学生担任译书工作。据1909年一份译书单统计，译书来源中，日文28本、英文3本、法文2本、德文1本。[69]可见当时译书绝大部分来自日本。如《步兵操练要点》、《陆军成规类典》等，这些译书大都作为陆军学堂教材使用，影响了中国陆军军事理论的发展。第三，充任新军军官。清末新军军官主要来源，一是中国军事学堂毕业生，二是留日学军事的学生。北洋军队前期军官以本国学堂毕业生为主，后期则以留日学生为多。尤其是在醇亲王监国时，以载涛取代袁世凯督练新军后，各省督抚竞相延揽留日学生，如张之洞延揽吴禄贞，赵尔巽延揽蒋百里等。这种局面在民国初期更甚。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载：“二十年来，中国军界人物的姓名，几十之九可以从明治四十年的《振武学校一览》学生名册中查出，其影响于中国军政者，可谓大矣。”[70]日本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多年的松本龟次郎也据其数十年的经验总结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其中有2/3曾受教于我国。”[71]可见，留日学生对我国军事影响之巨。
4.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留学生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现在：
第一，译介新教育理论著作和教科书，为教育改革创造条件。译书汇编社翻译了斯宾塞、卢梭等的《教育论》和本野礼内郎的《东西洋教育史》等教育著作。湖南编译社翻译了《美国教育制度》、《支那教育问题》、《高校实践管理法》等书。由福建留学生组建的闽学会翻译了《欧洲教育史》等书。另外，教科书译辑社翻译出版了中学物理、化学、生物、几何等多种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与国内学堂设置的课程紧密联系，成为国内中学堂采用的新教材。加之个人翻译出版的《实用教育学》、《日本教育论》、《中外教育史》等教育理论著作，使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引入我国，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推动了学制改革。清末学制改革之所以取法日本，受留日学生影响是一重要因素。留日学生大多学习法政和师范专业，归国后从事政治和教育活动，对清末教育体制影响较大。特别是张百熙和张之洞的幕僚中不乏留日学生，加之又专门派吴汝纶、罗振玉、姚锡光赴日本考察教育，因此“壬寅”、“癸卯”两学制，名为张百熙、张之洞等拟定，但在具体草拟过程中，留日归国学生出力尤多，清末学制仿日特点由是形成。
第三，教育宗旨也带有明显的仿日痕迹。1906年，学部颁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尚武”就仿自日本军国民教育。当时的留日学生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军国民教育深有感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目睹日本送别出征军人的情景，认为武士道精神就是日本魂所在，疾呼中国“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72]。1902年，留日学生奋翮生作《军国民篇》，首揭军国民教育思想。同年留日学生蒋百里译《军国民之教育》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军国民教育理论。这一思想在国内广为传播，对清政府制定教育宗旨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近代师资的主要来源。清末兴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师资奇缺。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一方面聘请外籍教师来华任教，另一方面派遣留日学生出国学习。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称，“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初办之师范学堂及普通中学堂以上，势不能不聘用西师”[73]。因此，培养新学师资是清政府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之一。大批留日学生学习师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缺乏的问题。从当时全国专门学堂、各种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教员资格统计中发现，1907年这3类学堂教员中，留学生出身者280人，占教员总数的17.5％。到1909年，留学出身者增至753人，占教员总数的26.1％。[74]这只是中等以上学堂。中等以下学堂的主持人和教员中，留日学生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第五，服务桑梓，推动地方教育近代化。留学生有许多回到家乡，服务地方教育事业，从而推动地方教育近代化进程。他们创办各种新式学校，完善地方近代教育体制。如浙江的法政学堂、医学专科学堂，都是留学生创办，并担任教师。也有的主持地方教育行政，推动地方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如沈钧儒于1905年以新科进士的资格赴日留学，进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科学习，归国后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后被举为浙江教育司第一任司长，推行教育改革，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起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