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高潮的历史背景
清末掀起的留学日本高潮不是偶然的，它是中日两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甲午战败，学习日本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1840年开始，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一连串打击后，逐渐认识到西洋蛮夷的厉害，才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号，才有派遣学生留学西洋的举措。这时中国对近邻日本尚不屑一顾，蕞尔岛国，何足道哉！但日本已认识到自己的弱小与落后，在危机意识驱使下，急起直追，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变法图强，很快便跃居强国之林。这是清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甚至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所表现出的迫不及待的扩张野心，也没有使它清醒。甲午之战，日本告捷，老大中国败于蕞尔岛国日本，这个结局极大地震撼了清政府和中国士人。对中国而言，惨败于日本比惨败于西方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更大、更沉重。鸦片战争是在昏睡中被打醒的，甲午战争则是在开始苏醒的状态下受人一击。前者是素不相识的西洋人所为，后者是往昔向己称臣的东洋弟子。这对国人来说实在不好接受。他们愤羡交加，愤其恩将仇报，羡其一跃而强。既然昔日的学生已超过了当年的老师，就不能不使国人认识到，老大帝国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无情地扯了下来，天朝大国再无退路，中国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要救国，只有奋发图强，要奋发图强，就必须学习西方。既然日本致强的原因是学习西方，那么中国学习日本就是改变屈辱地位的最好途径。于是，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汲取经过日本引进消化的西方文化，便成了当时有志青年的理想追求。因此甲午战后，随着对中日两国地位认识的清醒，朝廷内外形成共识：要想挽救颓局，解民族之困厄，只有学习日本。这是清末留日高潮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清政府对留学日本的鼓励提倡
清末留学日本，始于政府官员的提倡。1896年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翚等13人就是由清政府驻日公使裕庚因业务上的需要而委托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对其进行教育的，从而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留学日本的先河。
随着人们对日本认识的深入，留学日本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1898年1月，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称日本“以蕞尔岛国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国定矣”[18]，描绘了一幅以日本为师变法图强的蓝图。6月，仅康有为撰写或代他人草拟的重要奏折中，提及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的就有：《请派游学日本折》（代杨深秀拟）、《请开局译日本书折》（代杨深秀拟）、《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请开学校折》等。这些奏折的核心便是“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19]。同时，张之洞《劝学篇》刊布，成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书中专写《游学》一章，强调留学教育对开通一国风气、吸取国外先进科技知识的重要性，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榜样是最有效的示范。张之洞指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梗本、陆舆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20]在张之洞看来，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跻身强国之列，根本经验就是：一方面全面学习西方之长，从坚船利炮、工商百业到文化政治；另一方面将学成归国的学子用为将相，发挥其才能，以西方政事治国，于是由弱转强，雄视东方。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会奏《复议新政折》，大力提倡留学日本。
在这些政府官员的策动下，1898—1906年，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留学日本的政策。1898年8月2日，《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提出留学日本事宜。1901年颁发《清帝派游学谕》，次年12月外务部《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1903年张之洞上《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1906年学部《奏定考验游学生章程折》等等。这些《章程》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
1.中央与地方分派，公费与自费并举
《辛丑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财政危机加剧，留学经费更显不足。在此局势下，清政府改变了洋务时期单一的留学派遣方式，采取多方派遣的方针，以派遣机关为主体，留学计划由派遣机关自行制定。中央各部可以根据本部门需要选送，地方各省可以结合本省情形派遣，各工商矿局亦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酌情选派。公派的同时，也提倡自费留学。自费留学早于公费出现，但人数较少。为此，1898年章京霍翔建议推行游学办法：“令有财力之家，各选聪颖子弟，自备资斧出洋游学。”[21]得清政府批准，明令“其有殷实之家，情愿自备资斧随同学习，准其呈明，饬令派往委员，一体照料”[22]。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奏说：“官筹学费究属有限，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如此则游学者日众，而经费不必尽由官筹。”[23]后来，清政府又规定，自费留学生如果考入国外公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可以转为官费。在清政府的鼓励下，自费留学人数大增，很快超过官费。
2.鼓励青年赴日留学，并作为任用和升迁的重要条件
1903年10月6日，清政府颁发张之洞拟奏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分别授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在普通中学堂5年毕业得省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奖励；在文部省直辖的各高等学堂暨程度相等的各实业学堂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在日本大学堂毕业，得有选科及普通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在日本国立大学堂3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立大学堂5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如果留学生原有翰林、进士出身，则视其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这些奖励虽未完全兑现，但影响巨大，吸引大批青年士子浮槎东渡。
3.鼓励官绅出洋，提倡贵胄留学
清政府官绅出洋始于1887年，其性质具有考察和游学双重任务。但因时间短暂，且无准备，多是走马观花，无甚实效。新政期间，清政府再次鼓励官绅游学。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等奏称：
查近年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学生，多年少未学，不明事理之人，于时局实在情形，办理艰难之故，毫无阅历。故嚣然不靖，流弊甚多。若已入仕途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如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咨询……则实属有益无弊。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24]
这是鉴于青年学子负笈异域，容易濡染自由民主思想，萌生反清革命意识。派遣官绅出洋，不仅自身能“循分守法”，且对一般留学生能起到监督和“引导”作用。官绅“在洋时，与本国留学生渐相稔习，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异时以类相求，黑白确有明证”[25]。出洋官绅成为清政府打入留学群体的“特务”分子，对以后的旧中国留学教育产生非常恶劣影响。
奖励官绅出洋的同时，清政府还派遣皇室、王公贵族子弟出国游学，旨在巩固皇室根基。皇室贵胄是清政府的特权阶层，出国留学也享有特权，除每班派一名翻译外，每名贵胄留学生准带一名仆役，留学费用也高于普通官费。专业多学习军事和政治，以便回国掌握军政大权。如铁良、荫昌、良弼等，留学归国多操军政大权，成为清朝专制统治的最后捍卫者。
自1898年至清末新政，派遣留学生成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官员的提倡、政府的鼓励，使青年学子负笈东游十分踊跃，推动留学日本不断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每年多达8000余人，形成留学日本高潮。
（三）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https://www.daowen.com)
甲午战后，日本把俄国作为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于是拉拢清政府，消除中国人民的仇视情绪。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吸引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教育中国留学生达到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目的。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首先是日本军政人员向中国高官游说，力陈支持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重要性。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大佐和宇部宫太郎少佐，历访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岑春煊，大力主张派遣陆军留学生。东亚同文会会长冈护美子爵劝说南北各省派遣文科学生留日。当时舆论认为：“支那既渴望教育，日本教育家苟趁此时机容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日后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种子一播，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而起。”[26]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强调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重要性：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27]
这就是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的真实目的。不过，当时日本教育界十分重视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工作，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下田歌子、松本龟次郎等多次来华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回国后积极改进留学生教育措施，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兼东京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一篇长文中论述了留学日本的意义及日本在教育上的责任：
吾人须视中国留学生之教育问题为我国教育界之一大问题。……不论是在中国独立事业上或中日提携合作上，这一群留学生都是一大力量……故吾人必须予以特殊保护及奖掖。彼等留学吾国，窘乏颇多，故不论外务省或文部省，宜具列理由谋之于国会，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功之门径。[28]
为此，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为中国留学生创办了许多学堂或科系，主要有成城学校、日华学堂、亦乐书院、高等大同学校、东亚商业学校、振武学校、东斌学堂、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部、实践女校附属中国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客观地讲，教育界的这些努力是真诚的、可贵的，为留日热潮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四）中日两国在地理、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接近，是促成留日高潮的重要因素
对中国而言，向日本求师问道，固然是一大耻辱，但时运如此，也只有忍辱卧薪，况且留学日本有许多便利条件：
1.路近费省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以一衣带水，一苇可航”。去日本留学，费用较省。那时从上海到横滨，与从上海到苏杭差不多，一旦国家或家庭有事可马上回来，符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留日的学费和生活费比留学欧美便宜得多，根据当时汇兑行情，在中国国内学校就读的费用，有时甚至可以足够留学日本之用。这对于自备资斧的留日学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2.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渊源较近
日本语言文字近于中文，易于通晓。梁启超在《论译书》中举出学习日文较容易的理由是：“言少；音皆中文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阔；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汉文居十之六七”[29]。在风俗习惯上两国也相似，留学日本不会像留学欧美那样，因文化上的完全异质而产生不适。
3.政治制度易为清政府所接受
对清统治者而言，虽知潮流不可逆转，再原封不动地统治下去已不可能。但何去何从，颇觉犹豫。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发现欧美的民主共和制中国难以接受。相形之下，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较适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统治者的口味，既不动摇皇族统治，又可依靠专制的国家主义走入先进文明的行列，可谓两全其美。
4.留学日本适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
对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日本作为中西文化的缓冲地带，是留学的理想国度。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大都还没有走出“中世纪”，他们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段漫长的思想距离。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正处于这两者之间。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西书甚繁，凡西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删节酌改”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日本化的过程。西方文化的日本化，缩短了西方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精神距离，所以张之洞认为“取径东洋，力省效速”。这是留日高潮产生的文化背景。
上述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便形成了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