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开始

传教士来华可追溯到唐朝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传入，历经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4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清末以前多经严惩挫折和长期停顿，但仍为教义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尤其是利马窦、汤若望等人，他们熟谙华语，身着儒服，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以基督教教义比附儒家思想，以西方科技吸引当时比较开明的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从而影响了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因而，他们对开启我国人民的智慧、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采用化基督教教义为儒家思想的方法，只是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去结识和影响他人，在学校教育方面未闻有何建树。

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教会学校，当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于1818年捐资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学校创办之初由牧师米怜（William Milne）负责，计划中的学校是中学兼及小学，如可能则向高等教育发展，招生对象包括欧亚各国青年，多民族多方言应成为该校的突出特点，教学则是以华语为主，主要课目为华语、英文、地理、历史、数学等。实际上学校开办时入学仅7人，到1834年毕业学生仅40人。这些学生原来的根基较差，其教学课程也就不得不改编到很低的程度。这与定名为书院（College），招收中学及中学以上程度的学生的计划是大相径庭的。由于该校在创办之初没有明确规定在校学习年限，也由于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学生学习仍以能识字或找份工作为主，学生流动性很大。在教学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学校规章的建设与完善方面都遇到极大障碍，因而此阶段的学校制度无可细考。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当时主持该校的理雅各牧师（James Legge）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商议决定迁校至香港。1843年在香港开学，采用英语教学，是为香港英文学校的鼻祖。

英华书院之所以能在中国教会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不仅因为它是基督教新教为华人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培养了第一位华人牧师（何进善），也不仅因为该校传教士梁发的小册子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第一次把《圣经》译成中文，印刷成册，并广为散发，从而使在华传教有了依据和统一标准，也使中国人能更容易地接触和理解基督教教义。同时，他们还选编了第一本华英字典，这为以后的传教、商贸、文化交流乃至英国政府对华的侵略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https://www.daowen.com)

1834年，马礼逊牧师病逝于澳门。时人为纪念他对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1835年成立了马礼逊学校，附设于“印度及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开设的女校内。这个学校的主持人为郭士立（Rev.F·A·Gutzlaff）[1]夫人。起初由马礼逊教育协会资助两名男童就读（其一就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容闳）。到1837年增至5名，1838年又增至7名。当时这几名学生均实行寄宿制，并由校方提供衣服、文具、伙食及其他一切费用。据记载：“学校管理甚严，每日上午授课五小时，下午为集会，黄昏有晚课，晚上九时就寝。每周均有中英考试，中文每周四次，乃由郭士立牧师主持。”[2]学生除学中、英文外，还学习圣经、地理、数学、历史、文法等课目。1939年初，林则徐抵达广州，全面实施禁烟，中英交恶，郭士立及夫人被驱逐出澳门（郭士立时任英国军队首领义律的翻译），女校随之停办。此前美国教会已派布朗牧师（Rev.Samuel·R·Brown）出任马礼逊学校校长，并在同年抵达澳门，因此，女校5月份停办，筹建中的马礼逊学校11月份就能复学开课了。当时入学者6名，教授课目仍为地理、数学、《四书》、《诗经》、中文《圣经》等。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在澳门的英美传教士纷纷迁往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传教，布朗夫妇也于1842年把学校迁至香港。1847年，布朗夫妇因故回国，此时的英国政府决定全力支持英华书院，而马礼逊学校再无得力支持者，遂于1850年停办。

布朗为人和蔼可亲，性情沉稳，做事有条理。他以学校作家庭，认学生为子女，与学生感情甚佳。他回国时带走容闳、黄胜、黄宽3人。这3名学生抵达美国后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读高中，黄胜因病于次年回国，容闳、黄宽皆两年后毕业。容闳考取了耶鲁大学，并于1854年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他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批官派美国留学生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中国留学生教育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黄宽则前往英国，考取了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西医医生，也是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他回国后服务于广州博济医院，在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也从事一定的医学教学工作，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