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会学校的特点与成因
传教士随同西方军人、商人、外交人员进入中国，其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清朝政府自身的腐朽，也有外国列强科技发展、国力强盛的原因，还有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市场的掠夺与瓜分的动因。以往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多从他们为侵略者提供情报、充当侵略者的急先锋、挟坚船利炮欺压中国普通百姓、传播教义并施以小恩小惠来麻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等方面进行探讨，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需要的。但仅此又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应当看到，来华传教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他们进入中国的动机各异，从事传教活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由于他们兴办的各项事业已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与桥梁，因此我们应尽可能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对其从事的各项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来华传教士与西方来华谋求政治霸权的军人、谋求贸易利润的商人不同，他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积极兴办学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虔信和传教的热诚。传教士，顾名思义，就是以宣扬教义（传播福音），发展教徒，“拯救陷入罪恶中的人们”为旨归的神职人员。由于基督教是一神教，它强烈地排斥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使整个世界基督化是其根本目的。他们认为：“假使我们看到一个同胞无衣无食，而不加以援助，这就不是基督精神的真正表现。因为基督的宗教不在接受信仰，不在承认教谛，而在实行基督化的精神于生活之全部。”[6]有一个传教士更明确地说：“我为什么去中国？原因之一是在那辽阔的土地上，每个月都有一百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状态中死亡……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中国生活着三亿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能想像活着不信仰上帝吗？你们想到过不论对将来还是对现在都没有一点希望的生活吗？”[7]正是这种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激起了许多传教士来华的热情；也正是这种对宗教的虔信，使许多传教士为传教奉献了自己的财产、青春乃至生命。狄考文（Calvin·W·Mateer，1836-1908年）也说：“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化，其含意不仅指要争取信徒，更重要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消灭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观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它意味着不论距离远近、贫富、开化或愚昧，都应该成为基督教影响所及的地方。总的一句话，就是要使基督教福音普降全世界。”[8]杨格非（Griffith John）更明确地说：“我们来到中国，并不是为了发展其资源，促进其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推动其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教征服中国。”[9]
由于传教士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教，它不仅要扩大教会的势力，而且要用宗教教义改变中国人传统的信仰，从而从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会学校在初设阶段最主要的课程就是宗教。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中说：“本书院之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聘任本地华人教师、欧籍教习，以基督教徒为限。”[10]《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犹如最优良的教会学校一样，本会应为学生提供《圣经》课程，并予以指导和帮助，使学生理解其教义真谛，但这不作为学生入学之条件。”[11]李承恩（N.J.Plumb）在《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展望》中回顾早期教会学校的特点时，更突出了宗教教育内容：“（1）基督教书籍与中国经典两者并用，前者为了宗教教育，后者为了培养礼仪。（2）教员通常是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徒教员，那么，也可以雇佣德行良好的非基督徒充任。（3）在走读学校，异教徒和基督教学生都可以入学，要求读基督教的书，并参加开课前举行的宗教仪式和星期日的礼拜。”[12]可见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设立的初始目的，也是教会学校最倚重的课程。尤其是天主教小学，更是教堂的附属物、宗教教义的宣讲地，不仅强迫学生读《教义问答》（或《教会问答》），星期日参加教堂弥撒，而且早晚都要做功课。这里的功课不是指学校作业，而是参与宗教仪式，包括忏悔和祈祷等，使学生整天沉浸于宗教氛围之中。基督教（新教）办的学校里形式上相对宽松一些，但也要求学生读《圣经》，主要选读其中有关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他们也敦促学生参加弥撒、做礼拜以及其他各种宗教集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考核，使学生接受洗礼入教，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徒。只是他们不强迫学生背诵教理和教规，不特别强调学生自我的忏悔和赎罪。在强调对宗教教义的信仰，培养学生自觉服务教会，发展教徒并有意识地影响周围的人等宗教教育的根本性目标方面，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两个宗教团体又是一致的。因此，有人就发出了“初时，所谓教会学校，不过是‘圣经班’（Bible Class）而已”[13]的感慨。可见，实施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创办的根本动因，也是初期教会学校的最突出的特点，此为其一
其二，学生人数少、文化教育起点低，构成了早期教会学校的又一特点。早期教会学校几乎全部是小学程度，或者是包括小学阶段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来华绝不是中国人民自主的选择，在西方列强的枪炮狂轰滥炸摧毁了中国固有的政治、军事乃至心理防线之后，传教士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言人之一，也随之进入中国。他们以“救世济民、传播福音”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宗教活动，尝试以许多种方式方法进行宗教宣传，但结果总不能令人满意。如他们曾试图用家庭宗教活动的方式，首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行宗教宣传和布道，但周围的人毕竟很少，成就也有限；他们也曾试图用街头巡回演讲的办法，但由于中国现实的文化底蕴，更由于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强烈的排外情绪，听众甚少，信教的人更少；他们还曾采用免费散发宗教印刷品的做法，但即使不考虑当时中国民众极低的识字率，就读书识字的人而言，当时都是采用四书、五经为教材，儒家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加上科举盛行，绝大多数人都以金榜题名为一生追求，对这些宣传品也是不屑一顾；他们于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和香港等地设立了许多教堂，但成效依然甚微。面对种种客观现实，许多传教士反思早期传教失败的原因，决定把办理学校教育作为传教的新的方式和手段。
教育被选作传教的一种新方式，是有其具体原因的：
第一，宗教与教育有“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宗教与教育本身是截然不同的，各自有独特的活动对象和范围，但是从更深层次看，它们在培养人勉力向善、开发人们的智慧潜能方面又是趋同的。在一定意义上，宗教就是广义教育的一种，是社会教化的手段之一。尤其是传教士初来中国时必须与当地居民接触、沟通，才能传教，在此过程中他们为取得当地居民的理解与信任，便有意识地教当地居民一些语言及科学方面的知识，发现这是争取中国民众理解与信任、宣扬宗教教义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后来，传教士们认识到与其零散教个别学生，不如集中起来多教些学生，这才有了教会教育的发展。诚如《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所言：“基督教会之学校，初非专门教育家所设立，其志亦不在教育人才以促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14]
第二，传教的目标不止于使尽可能多的人皈依基督教，而是要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即要彻底摧毁异教堡垒和支持异教的信仰。换言之，发展教徒数量不是唯一目标，而是要使基督教义占领整个国家所有人的精神信仰领域。这显然不是朝夕之功。要培养更多的人接受基督思想，还要培养能组织、领导整个中国的教徒，而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希望所在，传教士们认清了这一点，也就把对青少年的教育看成是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根本方法。但他们要与早已制度化、系统化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抗衡，实在力不从心。与中国传统的教育相比，教会教育必须拿出更吸引人的办法才能招收到学生，于是早期的教会教育选取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基础教育——入手，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略加改进，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对小学阶段的教育管理采取放任自流的形式，私塾、书塾、义学、冬学等多种学校组织形式都没有政府的统一组织与管理，教会教育最早实施小学教育也正是寻找到了政府管理的薄弱环节。因此，有位传教士宣称：“教育在中国的未来要成一种力量，教会必须利用这种力量为基督服务，否则撒旦将用以反对基督。”[15]
第三，教会学校开办之初多难以招到学生，为了招到学生，学校不得不采取许多优惠措施，如给学生提供衣食住宿和学习用品，甚至还提供路费和奖金，但收效仍然不大。教会学校不得不面向贫困家庭的子女，更有甚者，许多学生是直接从街头捡来的流浪儿。由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天灾人祸不断，造成了许多弃儿、流浪儿，这就为教会学校提供了生源，也符合基督教教义中扶弱济贫的思想。例如福州毓英女子学校，原是美国美以美会于1859年在中国福州创办的一所寄宿制女校，开办之初只招收到1名学生，到1873年全校学生共为28名，其中19人是弃婴，1882年全校仍为28名学生，其中13人是弃婴。[16]这种状况直到洋务运动接近尾声，中国社会风气大为改观的状况下才得以逐渐转变。
其三，早期教会学校大多能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学校管理过程中的诸种事宜，但也缺乏科学性、系统性。既无统一的教学课目、修业标准，也没有正规的学制年限、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更没有作息安排等学校教育必备的体制规定。造成这种状况，固然与学校初创，一切还在试验摸索阶段，不能一蹴而就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教师、学生数目少，知识背景参差不齐，而且教会学校最根本的目的在传教而不在上课——向学生讲授文化科学知识。例如1851年琼司女士在上海虹口设文纪女校，始得学生8人，后来遇到荒年，贫民塞途，学生数也因而激增。琼司知道这些人是因穷迫而来，将来遇到丰年的时候必将离去，由此规定，在校学习者不以学业程度为标准，而以年龄为限：凡学生年龄达到18岁，不问程度优劣，一律毕业离校。该校后来发展成为圣玛利亚女书院，仍保留了这项规定。在课程方面，除略读浅易的《圣经》和《四书》外，以纺织、缝纫、园艺、烹调等女红为主。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内战，学校经费无着，学校就让学生停课，专门做手工艺品，卖给洋商，以维持学校运转。由于当时的教会学校多由一名传教士独自创办、主持，学生数目又少，因此人在校兴、人走校停的现象非常普遍。马礼逊学校附设于郭士立夫人的女塾中的时候，郭士立夫人因战事离开中国，她创办的女塾连同马礼逊学校随即停办，学生各自回家了事。容闳自1835年入郭士立夫人的女塾，到1847年随布朗夫妇到美国，断断续续在教会学校读书12年，在美国也只相当于初中毕业，又考入高中、大学深造。还由于教师一人毕竟知识水平有限，因而在学校课程设置方面就有很大的随意性，况且当时中国还没有近代科技所包含的对应的名词，许多课目名称都是传教士临时凑合或独创。
其四，早期教会学校引入了较先进的教育内容，也采用了较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这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在教育内容方面，教会学校不仅进行中国古典经籍和圣经的讲授，而且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除增设英语课外，数学、地理、历史、生物等课目都得到重视，并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国的科技教育不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但科技知识在传统学校里决没有像在教会学校里这样受到重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儒家思想是正宗，义理、考据、词章外再无学问，皓首穷经几成历代士大夫的唯一生活方式。在西方列强的入侵面前，此种教育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但如何改进则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动，教育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教会教育的创设，无疑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重视科技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上下一致的呼声。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也成为教会学校吸引人们注意，并把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与宗教教义的传播相结合的一个策略。他们同样认识到，即使教会学校中不传授科技知识，西方科技通过其他途径和渠道依然能传入中国，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不如力争把近代科技由宗教的敌人变成宗教的奴仆。即在讲授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把宗教内容加入其中，使科学成为宗教教义的注脚。用狄考文的话说：“科学不是成为宗教的盟友，就是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基督教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这也是西方科学与文明迅速在中国生根开花的良好时机。”[17]
教会学校还引进了班级授课制，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班级授课在我国教育史上的最早记载，是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举办的京师同文馆中所采用，该馆的主持人就是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1827-1916年），其实班级授课制在教会学校里早已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教育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书院的会讲实际上已初具班级授课制的萌芽，可惜这种形式未以制度化的方式在全国推行，而且更接近讲座而非班级授课。此外，传统教育中也是缺乏班级的概念的，不拘年龄与资历，同一年科举取中便称同年。班级授课制无疑是教学形式中最经济最实用的教学形式，正是传教士把西方较先进的班级授课制传入中国，中国教育史上才有了年级、课程、毕业等科学化了的学制概念。
在教学方法方面，传教士们也作了改进。他们一改中国传统教育中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不良做法，采用提问、谈话、讲解、阐发等多种形式对教学内容进行解释，要求学生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掌握。例如在福州传教的麦克雷（Macclay）描述他向学生传授基督教知识的情形时说：
我用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给所有学生以机会说出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这有助于他们加深记忆，也使我掌握了使用当地语言的正确方式。
“一共有几个上帝存在？”我问。(https://www.daowen.com)
立即，所有学生都伸出食指，大声回答：“只有一个。”
“他是全知全能吗？”
“是。”
“他创造万物吗？”
“对。”
“那么，谁创造了你？”
“上帝。”
今天我开始给孩子们讲解人类的堕落和赎罪理论。他们认真地听我讲述圣经中的有关道理。然后，我开始提问：所有人都是生来罪恶的吗？有没有例外？皇帝、大臣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有罪的吗？你有罪吗？坏人死后的归宿在哪里？[18]
从教学情况看，这种教育无异于教堂布道。但透过现象析其本质，抛开他讲授的内容，纯粹从教学方法的角度，这无疑是一种较优秀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在这一教学过程里，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全体学生复习旧知识、理解新知识，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并加以巩固。这与当时中国流行的死记硬背——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做法有天壤之别。这种教学方法是中国教学方法科学化的肇始。
在教会学校里还特别注意师生关系的融洽和沟通。这固然与当时的教会学校人数少，师生关系单纯有关，也与西方更重民主与平等有关。在基督教教义中，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不能因社会地位和贫富的差别就在人格方面也产生差别。这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师道尊严”、“爱有差等”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强调了对学生的“爱”和“平等”，才使教会学校里师生关系一般都比较和谐融洽。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教会学校规模小，学生多采用寄宿制，教师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又是关心学生衣食住行的“家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教会学校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基督教的输入而来，早期的教会学校还处于草创阶段，还仅仅是宗教教义传授的辅助手段和副产品，在制度方面还有相当多的缺憾和不尽人意处，但是它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抛开它的宗教性、买办性，单纯从教育制度方面说，对以后的教会教育及中国自身的教育制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