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考及著作

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主任哈里森（Harrison）曾说：“薛定谔在他的那个时代，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无论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呈现过的世界新图像，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从未揭露的‘真相’。尽管科学家和思想家像是个‘亲兄弟’，它们的驱动力却来自两种不同的激情。一个是缘于对‘解释’的追求，而另一个则是出于希望‘披露真相’。薛定谔极其例外地被两种激情所激励。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试图探索和阐述自然的性质，而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却想解开那些服从某些规律的现象的神秘性。”［122］

在与爱因斯坦争端之后，薛定谔从统一场研究又回到了哲学思考上，他开始研究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斯宾诺莎也是爱因斯坦最喜欢的哲学家。同时薛定谔也开始研究希腊，思考着自然科学与宗教间的关系与分歧。但是他不想改变原有的思考方式，只是希望以哲学思考解决自然科学的问题。

回到哲学研究并非薛定谔的人生退路，而是他的“山回路转又一峰”，这种毅然的转身既反映了他的才能，也反映了他对兴趣爱好的率真性情。率真追求心灵的自由更驱使他对哲学的热爱，而且这种兴趣由来已久。

1925年3月16日，德国因斯布鲁克大学图姆利尔兹（Tumlirz）教授退休，薛定谔来到因斯布鲁克大学接受这个教授职位。他最杰出的成名论文在这一时期面世。就在这一年秋，薛定谔完成第一部哲学著作《追索之路》（In Search of the Way），后来成为薛定谔著名哲学书籍《我的世界观》（My View of the World）的第一部分。

写出这部《追索之路》后，薛定谔并没有立即发表。这是一部十章的小书，尽管部头不大，思考却极具深度。这里有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以他特有的视角和哲学思考，从内心深处挖掘出来的对世界的追问，因此又可以称它为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写出的沉思录。在书中，他写道：“我已经38岁，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做出伟大发现的年龄。早在这个年龄之前，很多伟大物理学家已经做出他们决定性的贡献。现在，我坐在爱因斯坦曾经担任的这个职位上，我追问自己，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又要到哪里去？”在思考过程中，薛定谔把他的一个个反思与追问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经过他的汇集与整理，最后形成这部十章小书。1960年，他加以开拓，又补充了总共三章的下半部，题目是“实在是什么？”（What is a Real？）。这后一部恰在他去世前完成，两部分合并成一部，以“我的世界观”（My View of the World）为名，最后于1961年出版。

薛定谔认为，以自己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并不需要上帝。他的思想体系受来自印度古老哲学经典奥义书（Upanishads）的影响很深，他认为其中的思想是光明而诱人的，那就是只有自我和世界，它们是一个整体，仅此而已。他摒弃西方的传统宗教信仰，既不把它们作为理性争论的基础，也不对它们表示反感。他对印度教哲学吠檀多（Vedanta）和诺斯替（一种基督教初期）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兴趣，认为它们具有像孩童一样的光明和纯真，更因自尊和智慧而独具魅力。纵观薛定谔的一生，可以认为他已经成为吠檀多哲学的追随和信仰者。这些哲学思想不仅潜藏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他的哲学著作中，甚至也夹杂在他的数学理论之中。这样的宗教概念以及哲学信仰促成了他追求实在的动力与信心。正是吠檀多哲学对事物一致性、连贯性的追求，促成了薛定谔以此看待世界所形成的模型，作为一个巨大的跨越，形成了他的波动力学思想基础。(https://www.daowen.com)

1935年5月，薛定谔接受英国广播电台BBC的邀请，成为系列访谈节目《天涯知音人》（The Listener）中的第9位嘉宾，他是这个节目唯一一位外国人，也因是当时“二战”中的一名德国人而令人吃惊。他讲话的题目是“信仰与自由”，这是薛定谔在英国期间前所未有的一次全国公众面前的露面。尽管讲话很简短，但所谈论的远远跨越物理学之外，它涉及哲学思考、自由的相对性、人格与人的平等、人的灵魂与精神等。在与提问者的互动中，他的自由谈话所发挥的广度和深度是大家、甚至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这次访谈后来被整理发表在BBC这个专题系列访谈中［123］。

1935年，薛定谔的书《科学与人物的性格》在英国出版。这本书收集了他在德国所进行的一些最受欢迎的讲座内容。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他陆续完成了几部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和论文。其中有《什么是生命》《科学与人类》《古希腊与自然科学》《物质和思想》《时间—空间的结构》等。

在写给老朋友索末菲80岁生日的信中，他说：“在二元论基础上，我不认为在对思想与物质的认识上能取得什么成果，因为我找不到二元性的任何依据。物质就是由感觉而得以形成的建构物，是经对它的表述、解释以综合形式所复现出来的。人们所谓的‘个体思想’本是由同一种元素产生，这是同样的材料，对它们不会有不同理解途径。对世界的第一次认识最终将导致第二次认识。这个世界不是空想的梦，不是幽灵般的幻觉，而就是它自身，这个自身只不过是由一种特有的、起伏不定的感觉结合的形成物罢了。经过反复思考，我始终没有找到使精神与物质相背离的多相性，它们属于同一个实质。”［124］

1947年，薛定谔又完成一个长篇论文《论科学视角中的世界性质》。1948年2月和5月，他先后在爱尔兰大学和伦敦大学做了4次系列演讲，主题是“自然科学与希腊人”。他在演讲中说：“纯怀疑论是一种既廉价又贫瘠的东西。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哲学依旧活得很好，似乎生活里的所有事都令你十分满意，对未来也很乐观。但当你渐渐衰老，开始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个人的痛苦、希望的破灭、不断迫近的困难，都将会使你审慎地怀疑，并出现一种模糊的希望，甚至是一种渴望……这时，由于对‘世界’或‘生命’的体验，有可能你会赋予它们更深的含义。”他的这个演讲在1954年刊印成小册子出版［125］。

1949年5月，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自然科学的开拓者》节目采访，谈话的内容是“自由意志与机械因果论”，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有意思的题目“电子可以思考吗”。在这个谈话里，他承认，就电子水平的物理世界，机械因果律已经不再适用，但是，他不认为这是“自由意志”在与“决定论”对决中的失败，他认为那样说只是一种表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