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鞭子

1922年6月，即离开哥丁根两个月之后，为了参加玻尔的系列讲座，泡利又回到了哥丁根。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心中敬仰的玻尔。让他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初次见面，玻尔居然问他想不想去哥本哈根，做他为期一年的研究助理，任务是帮他编写准备出版的东西。这个邀请实在太突然了，在吃惊之余，泡利顺口的回答也令自己吃了一惊，他说：“你叫我做的这些学术方面的工作，我不认为有什么困难，但是到了你那里，以一个外国人的腔调说话（指丹麦语，有很重的喉音），可能会超出我的能力。”这个回答有点不知深浅，引起了玻尔和他的助手克拉默斯（Kramers）的哄堂大笑。1946年，在谈到这个情景时，泡利回忆说：“那时，我当然非常想去，可是我的那个回答真是只有年轻人才能说得出口。”接着他说：“1922年秋，我到了哥本哈根，事实证明，在我所说的那段话中，两个结论都是错的。”［26］后来的发展表明，泡利的哥本哈根之行，为他的事业开辟了新天地。

见到玻尔4个月之后，即1922年9月，泡利写信给玻尔，向他报告了对氦原子基态的计算结果。他说：“在这一时期，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氦原子基态的计算中。这个计算的规模之大，以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希望能从这一计算中导出一个正确的电离势表示式，也希望能就这一个问题与克拉默斯博士讨论……之所以抓住氦原子基态这个问题不放，因为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这个结果。”［27］当时克拉默斯在哥本哈根担任玻尔的助理，也在研究氦原子的基态问题。

泡利与玻尔的年龄相差14岁，他们的忘年交是深厚的，也是相互的。在他们相识的36年之后，为纪念逝去的泡利，玻尔在他的书中写道：“当泡利1922年结束了与玻恩在哥丁根的工作以后，来到了哥本哈根。他以那独特的严谨思考、对问题不屈不挠的求索，对人的正直、坦白和幽默，给周围人以激励。在我们的讨论会上，他成为最受欢迎的人。”［28］在玻尔研究所，泡利也受到深度的感染，玻尔所倡导的哥本哈根精神给予他充足的营养。玻尔所营造的环境像个大家庭，不仅充满着智慧，而且孕育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时期也是玻尔科学生涯的巅峰，他在哥丁根的演讲被刊印成讲演集。就在哥丁根讲演的6个月之后，他因量子化原子结构理论的建立获得了诺贝尔奖。

自从在哥丁根与玻尔相识之后，泡利也成了埃伦费斯特（Ehrenfest）和奥斯卡·克莱因（Oskar Klein）的朋友。特别是埃伦费斯特，泡利发现他同样具有敏锐的思想与辛辣的智慧，他们这一特殊的友谊被其他人广泛传颂，称他们为一对“智慧的战友”。柯林把这一友谊描述得更为“动人”，在一篇文章中，他提起埃伦费斯特曾当众对泡利说：“亲爱的泡利，你在大百科全书中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比你还兴奋！”泡利则平静地回答：“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对你来说，所发生的事就跟发生在我身上一样！”这一唱一和给在场的人印象很深。在埃伦费斯特自杀前的最后几年，泡利这个“智慧的战友”像是对他善意的嘲笑，也像是发出最后的“哀歌”，埃伦费斯特给泡利起了个绰号，叫他“上帝的鞭子”（God whip），泡利很欣赏这个称呼，在他写给克拉默斯的信中说：“这个称呼是埃伦给我的，我为它感到自豪。”［29］(https://www.daowen.com)

在哥丁根泡利与克拉默斯相遇后，通过哥本哈根的研究会，他们也成了朋友，后来两人一起完成了一篇62页的关于带状光谱的论文。这两个人除了物理专业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语言。他们都喜欢读文学和哲学书籍；都喜欢长篇的书信往来，每次信件从内容到语言都很动人；他们都是音乐的爱好者，然而泡利从不摆弄乐器，而克拉默斯不仅能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是个优秀的大提琴手。

在哥本哈根，除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外，泡利还帮助玻尔的著述做了编辑和翻译工作，为玻尔完成了《原子结构》一书的出版修订，为玻尔的书做了德文翻译，就连玻尔的诺贝尔演讲全文也是由泡利翻译成德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