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中的抉择

海森堡在中学读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1918年11月）爆发了。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使德国发展了物质文明，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随着人的物欲上升，对物质的过分向往和依赖，逐渐激起向外掠夺的欲望。这一切造成的恶果，使德国对外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对内人际关系紧张。特别是在一战后，作为主战国的德国战败，高昂的战争赔偿费，君主政体的垮台，不仅使德国的政治、经济遭受重创，横扫的“革命风”与“爱国风”，也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国家与民族的危机感、对前途信心的丧失弥漫着整个社会，许多人因失去了目标，陷入绝望与恐惧之中。

战争给海森堡的中学也带来巨大的影响。巴伐利亚后备军团占据了海森堡学校的教学大楼，没有了充足的教室，学校只能上半天课，音乐、艺术和语言课被减少，物理实验课干脆被停掉，再加上缺少燃煤，学校面临关闭。有相当一段时间，学校上不了课，学生只是到学校领取作业和交作业。有6位教师（包括沃尔夫）应征奔赴前线。到了1915年，有452个学生登记入伍，其中有7个再也没有回来。在老师中，有22人战死，直到现在，这所学校里还竖立着镌刻阵亡人名的石碑。

1916年至1918年，随着战争的深入，社会动荡，工厂倒闭，通货膨胀，食品和燃料短缺，黑市猖獗，到处是失业的人群。1916年，罕见的早霜袭击使马铃薯减产，在经济的压力下，实行了面包、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的定量配给制，这年的冬季成了德国历史上著名的“萝卜冬季”（turnip winter），为了防止饥饿的蔓延成灾，慕尼黑不得不设置了“汤厨房”（soup kitchens），俗称“救济粥棚”，以救济由于寒冷和饥饿濒临死亡的老人和孩子。

为了防止饥荒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这一时期，大部分17岁到60岁未上前线的男人被征到农村和工厂从事义工。由于巴伐利亚的工厂不多，绝大多数青年到了农村。巴伐利亚当局把这4000多名下乡的学生按军事组织编队，每10到30名学生编为一小分队，由军事训练优秀的学生担任领导，海森堡就成了小分队队长［8］。这些孩子每天早晨6点起床，在地里干农活直到太阳落山，有时要到晚上10点。海森堡小分队负责伐木和锯木，这是最重的体力活。在田间休息时，海森堡还试图带着教科书学习，但是他总也集中不起精神，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因为太累了，我对平常在学校做的事竟然失去了兴趣。”［9］这场战争及其经历给海森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度感到前途渺茫。在自传中他写道：“（这一时期）具有深度唤醒能力的年长一代失去了掌控能力，年轻一代聚集在一起，企图冲出一条新路，或者起码能寻觅到一颗可以引导他们冲出黑暗的星星。”［10］年轻的海森堡找到了这颗“星星”，这就是在当时德国的青年运动中，风行一时的“新童子军”（Deutscher Neuptadfinder）。他不仅成为这个组织的活跃分子，还是一个小组的领导。他们一起远游、爬山、宿营并认真交流着对德国未来的思考。这个活动贯穿在海森堡的科研生涯中，由此他结交了几位终生的朋友。(https://www.daowen.com)

在德国社会的大动荡中，海森堡中学毕业了，他面临着专业选择。父亲建议他学习古语言学，而他在数学和音乐方面都独具天赋，既能弹得一手好钢琴，又喜好并精通基础数学。此时，他对几何学和数论更感兴趣，同时也喜欢上了哲学和原子物理，他自修了微积分和数论，能娴熟地求解微分方程。在中学毕业的口语考试时，他竟然用微积分求解牛顿的运动方程，他的演算令在场的老师目瞪口呆。根据他的学习成绩，他可以进入德国任何一所大学，在古典音乐和数学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之间，他一时摇摆不定［11］。

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心选纯数学。父亲为他联系去面见数学教授林德曼（Lindemann）。这位教授临近退休，是老海森堡的同事，也是著名的数论研究者，更是数学物理兼通的专家，当然是教育海森堡的合适人选。然而，这次约见却令海森堡非常沮丧。事后他回忆说，他被领进办公室，林德曼坐在办公桌后，桌上蹲坐着他的那只心爱的卷毛哈巴犬。海森堡刚开始说话，那只狗就狂叫了起来，叫声之高，使这个老头子根本听不清海森堡在说什么。最后林德曼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当提到正在读一本贝克曼（Bachmann）写的《数论》（Number Theory），还刚自修完数学家外尔的《空间—时间—物质》（Space-Time-Matter）时，林德曼的脸上突然出现遗憾的神情，似乎非常不赞同外尔用物理玷污了纯数学，于是他粗暴地结束了这次会面，最后强调说：“看起来，你不可能成为一位数学家。”［12］

受到这一打击之后，父亲又为18岁的儿子挑了另外三位教授。一个是实验物理学教授维恩（Wien），另两个是索末菲和沃斯（Voss）。当时泡利是索末菲的学生，他告诉海森堡，索末菲即将被委任为大学的评议员。这位身材瘦小、略有秃顶且留着一撮小胡子的索末菲是更好的人选，于是海森堡父子选择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