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伦费斯特之死

埃伦费斯特之死是狄拉克一生中感到最震惊、最沉痛，也最懊悔的一件事。

1933年，正值狄拉克事业的巅峰时期，玻尔在哥本哈根召开年会。由于当时许多物理学界同仁被纳粹逐出德国，会议像笼罩在阴影之下，气氛很沉闷。像往常年会那样，玻尔亲自主持讨论会，并把与会人请到丹麦政府赠给他的豪宅中聚会，气氛略微轻松了一些，但是狄拉克发现，埃伦费斯特却始终精神不振。

这一时期，埃伦费斯特的研究一直走下坡路，成果不多，有的也没什么价值，这种情况令他沮丧。但他并没完全丧失信心，仍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在研讨会上，他依旧像往常那样，不仅是会议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个鼓动和推动者。当发言跑题时，他能及时指出话题的主线；当发言中有不清楚或含混之处，他能立即鼓励发言者把要点讲得更清楚；当他发现有不当之处，能一语切中要害，及时纠正错误；当会议冷场时，他能找到新的话题使气氛再度活跃起来。清晰的头脑、明察秋毫的眼睛、及时给予的鼓励和积极的推动成为参会时他的一贯特点。

在这次会议上，狄拉克发觉埃伦费斯特与自己往来非常亲近。会议休息期间，他与狄拉克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远离那些吸烟者与喝酒者。

会议结束的那天，与会的物理学家们纷纷收拾好行李，聚在玻尔豪宅的大门口怀着惜别的心情相互道别。狄拉克却发现埃伦费斯特显得失魂落魄，目光混乱，神情激动不安。狄拉克原以为这只是惜别时的激动，就想法安慰他，说些感谢他对会议所做的一切之类的话，但是埃伦费斯特像是什么也没听到，不予理会，绕过他直接奔向玻尔。他在玻尔那里说着什么，脸上显现出令人不解的神情。当埃伦费斯特从玻尔那里回来时，狄拉克发现他的眼睛含着眼泪，啜泣着对自己说：“你这个年轻人说出这样的话，对我意味着很多。因为作为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人，有可能已经感到没有勇气活下去了。”狄拉克没有完全听明白，但还是发现了异常，他突然有个念头，这种情况下，叫埃伦费斯特一个人再做长途旅行是否适宜？然而他转念一想又改变了想法，他怀疑自己是否像往常那样，总把问题看得太灰暗、太严重了？埃伦费斯特所说的“有可能”是不是指的“有时候”呢？何况埃伦费斯特过去也说过类似的话，说他有时觉得自己不值得再活下去，等等。狄拉克迅速告诫自己：“学会正面看待问题吧！”就这样，他向埃伦费斯特说着祝福的话。埃伦费斯特与他拥抱道别时，还是哭泣不止。看得出，他努力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这样钻入了出租车。在狄拉克目送之下，出租车在玻尔豪宅的花园前经过，转个弯向火车站方向开去。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狄拉克到苏联度假。希特勒上台后，苏联阻断了本国科学家与外界的联系，然而对狄拉克和其他一小部分科学家例外。就在此时噩耗传来。1933年9月15日，在阿姆斯特丹的旺戴尔公园（Vondel Park）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也更震惊物理学界的不寻常事件。常给周围人激发活力的理论物理学家埃伦费斯特举枪打死先天性智障的小儿子瓦西克（Wassik）后，自己也饮弹自尽。父子两人双双倒在血泊中，鲜血染红了公园的绿草地。(https://www.daowen.com)

埃伦费斯特是奥地利裔理论物理学家，1880年生于维也纳附近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师从玻尔兹曼。1901年和1904年先后在哥丁根和维也纳求学，后在维也纳拿到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取得荷兰国籍。他在统计力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方面都有建树，最重要的是提出相变理论和埃伦费斯特原理。作为一个奥地利裔的犹太人，他很难在德国和周边国家得到永久职位。从1912年始，他先后结识在柏林的普朗克、在莱比锡的赫格勒茨（Herglotz）、在慕尼黑的索末菲及在布拉格的爱因斯坦，与这些人成为终生的亲密朋友。1912年8月，他接受洛伦兹的建议，继任他在莱顿大学的教授职位。埃伦费斯特是一位热心并有活力的组织者与鼓动者，也是一位经常陶醉在巴赫、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音乐中的出色钢琴演奏者。他的到来，使莱顿的沉闷状态大为改观。为了鼓励交流，他学习哥丁根的做法，组织各种研讨会和讲座，与几乎国内外的所有顶尖物理学家保持密切联系，邀请他们到莱顿访问，并把他的学生送出去交流。在讨论会上，他又是一个出色的参与者。他能很快地指出发言的弱点，适时地做出本质上的概括。在他的率领下，莱顿成为国际理论物理交流中心的后起之秀。他的学生几乎遍布世界各地的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在科学事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在莱顿，埃伦费斯特授课的班级不大，但教学非常精彩，他善于使用简洁的模型与清晰的哲理。他那避繁就简的分析、清晰的思路以及善于与学生互动的授课技巧，常常征服在场的每一个学生。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不仅是一个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教授，还是一个热情关注他人，特别关注他的学生的发展和命运的优秀导师。他鼓励年轻的学子，帮助那些卷入内部和外部争斗的人，这些都是他的真实品质。正因为他善于理解他人，因而获得广泛的友谊与信任。”

许多同行认为，埃伦费斯特是一位严格的批评者，他指出的问题常切中要害，使人心悦诚服。然而，他对自己也很严苛，经常对自己成果的创造性不满，由此常使他的自信心受挫。在量子理论发展的初期，在寻觅新思想、新概念与新理论的混乱与躁动时期，他比任何人付出都多，受挫也更大，最后他终于陷入自己曾努力掀起的物理大潮中，被淹没到了浪底而不能自拔。

听到埃伦费斯特自杀的消息，狄拉克震惊极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哥本哈根年会后的道别，竟成了他与埃伦费斯特的最后诀别。道别时埃伦费斯特的手势、拥抱、眼神、面目表情历历在目，啜泣声犹响在耳际。他想，自己可能是与埃伦费斯特亲密接触的最后一个物理同仁。清理一下思绪后，他冷静下来，给玻尔写了一封4页的长信。在狄拉克一生中，所写的信并不很多，包括给女友，即他后来的妻子曼希的情书在内，然而这一封却是他所写的最长也是最动情的信。在这封信中，狄拉克详述了他与埃伦费斯特道别时的每一个细节。他沉痛地对玻尔说，他应当在听到埃伦费斯特最后几句话时，再多想一下，他应该建议玻尔把埃伦费斯特留在哥本哈根多住几天，他谴责自己，为什么连这一点也没有想到和做到呢？在最后时刻，他竟然没有觉察，即使觉察有什么不对劲，但没有想到事态竟然这么严重。他没有对埃伦费斯特伸出援手，实在不能原谅自己。［55］

后来发现，早在参加哥本哈根年会的一个月前，埃伦费斯特就写了几封遗书，分别留给玻尔、爱因斯坦和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在这些遗书上，他承认“实在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了……近年来，跟上物理学的进展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艰难了。我越是努力尝试，越是感到精疲力竭，最后在绝望中，我只能选择放弃……这一切使我对生活感到厌倦……我曾努力想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但因为没有做到而感到自责……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到死，想到自杀的每一个细节……除了死，除了叫瓦西克去死我再去死，我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请原谅我吧。”［56］

埃伦费斯特还有另一封遗书，写于自杀的前一天，既没有指定写给谁，也没有把它寄出去。这封遗书在2008年被发现，刊载在《今日物理》杂志上［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