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研伤寒、推论温病的大家：庞安时
庞安时（1042—1099年），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北宋蕲州蕲水（今湖北浠水）人，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伤寒学家之一。他家境富裕，“家富多后房，不出户而所欲得”，家庭环境使他“尚气任侠，斗鸡走狗，蹴鞠击球，少年豪纵，事无所不为，博弈音技，一工所难而兼能之”，他自幼颖慧，读书过目辄记。其父以医为业，在父亲的影响下，庞安时少时就喜爱医方，每问其父，其父以《脉诀》授予之，但他看后认为《脉诀》“不足为也”，自己私下又独取黄帝、扁鹊等脉书读之，不久就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辩诘不可屈”，其父知道后甚为惊叹。庞安时未满20岁即患病，耳近半聋，遂专力于医学。凡医学中，自神农黄帝经方、扁鹊《难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以及经传百家之涉及医学道理的书籍，他都通读之，并能够融会贯通，深得其中要领，后悬壶于世，治病十愈八九，尤以善治伤寒而名闻当世。
庞安时不但医术好，有奇功，而且和蔼近人，乐于施舍，对前来求治的患者，不仅为他们治疗疾病，还为远道而来的患者“辟邸舍居之”，并亲自为其送去汤药、膳粥，病者愈后，方才送回家，如果不能治愈，也实话告之。有的患者为了感谢他的治疗，持重金来谢，庞安时都只收取一部分作为医药费，故苏轼有“庞安常为医，不志于利”之语。庞安时与苏轼、张耒、黄庭坚等文人交往颇多，关系甚厚。庞安时在苏轼谪居黄州时，常常与他互相访晤，同兴而游。苏轼曾于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买田时，不幸患上疾病，听说麻桥人庞安时善医而治，于是前往求医，这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庞安时以针刺治疗，不久疾病得愈。疾愈以后，他们二人同游清泉寺，寺中有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洗笔泉。泉水甘甜，下临蕲水县东之兰溪，他们二人于此吟诗剧饮，尽兴而归。苏轼还曾有“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的戏语，这是因为庞安时病耳聋无听，而苏轼只能写字以示的缘故。苏轼亦懂医，二人常讨论医学，并多有书信往来。苏轼曾赠予庞安时圣散子方，此方是他苦求而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蜀人巢谷），并以此方比作孙思邈的“三建散”，而赠给庞安时。这些都说明了他们二人感情深厚。宋代大文学家张耒听了庞安时讲述脉法后，曾发出“听其议博而不繁，妙而易晓”的赞语。张耒曾有诗赠庞安时：“德公本自隐襄阳，治病翻成客满堂，懒把穷通求日者，试将多病问医王。一丸五色宁无药，两部千金合有方。他日倾河如石鼓，著书犹愿记柴桑。”
庞安时对张仲景的《伤寒论》有很深的研究，其中有很多新见解和发挥，诚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安常能与伤寒说话。”其用心三十余载，广寻诸书，反复参合，著有《伤寒总病论》一书，全书共六卷，前三卷论述伤寒六经诸证，后三卷载暑病等热病。实能发仲景未尽之意，而补其未备之方。庞安时的著作还有《难经解义》《主对集》《本草补遗》，可惜均已佚，现仅存《伤寒总病论》一书。庞安时“年五十八而疾作”，时值门人弟子请他自视其脉象，然而他却笑着说：“吾察之审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气已绝，死矣。”于是他摒弃药饵而拒绝服用，后数日，与客谈笑间而逝于蕲水山中，时在1099年。同年，葬于蕲水龙门乡佛图村。庞安时娶妻陈氏，育有二男三女。生前弟子60余人。后世为了纪念他，将他的住处改建成“药王庙”，庙门额有“洞天福地”四个字，庙内设有庞安时与苏轼二人对语的塑像。每逢节假日，浠水人民都要到庙中烧香拜礼，以示对这位名医的纪念。
学术方面，庞安时提出寒毒致病说。他在《伤寒论·伤寒例》的基础上，阐发广义伤寒的病因及病机。他认为导致伤寒（狭义）、温病、热病、中风、湿病、风温等病的共同外因是“寒毒”。“寒毒”虽然侵及人体，但是否成病，则取决于正气的状态。“勇者气行则已”指正气强盛足以抵抗“寒毒”，“怯者则著而成病”指正气虚弱不能抵御“寒毒”则会发生疾病。他提出了伏气温病的问题，进一步指出伏气有伏寒与伏热的不同，所谓伏寒即非时有暴寒而中人，伏毒气于少阴经，始虽不病，旬月乃发，便脉微弱，法先喉痛似伤，次则下利喉痛；所谓伏热乃冬月温暖之时，人感乖候之气，未即发病，至春或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泄，至天气暄热，温毒乃发，则肌肉斑烂也。他提出广义伤寒的概念，即泛指外感病。庞安时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人们所处地域不同及素体差异往往决定着外感病的病机转变。他说：“一州之内，有山居者为居积阴之所，盛夏冰雪，其气寒，腠理闭，难伤于邪，其人寿，其有病者多中风中寒之疾也。有平居者为居积阳之所，严冬生草，其气温，腠理疏，易伤于邪，其人夭，其有病者多中湿中暑之疾也。凡人禀气各有盛衰，宿病各有寒热，因伤寒蒸起宿疾，更不在感异气而变者。假令素有寒者，多变阳虚阴盛之疾，或变阴毒也。素有热者，多变阳盛阴虚之疾，或变阳毒也。”(https://www.daowen.com)
庞安时还提出天行温病论。他在《伤寒总病论》中专设一卷，以论天行温病。首先，他认为天行温病的病因系感异气而发，“异气”亦称“乖气”“疫气”；其次，他明确指出该病的发病特点是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同时系统论述了四时自受乖气而成腑脏阴阳温毒证治，即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㩌（拂），秋有白气狸，冬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治亦别有法。庞安时辨治温疫五大证，在继承《千金要方》所论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他在治疗中始终以“热”为核心，以“毒”为重点，处方中则以重用石膏为特色。他确立的清热解毒、辛散温毒之法，为后世医家治疗温疫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庞安时指出：“凡温疫之家，自生臭秽之气，人闻其气……邪气入上元宫，遂散百脉而成斯病也。”可见他在当时已认识到疫病的传染系经空气传布，由呼吸而入。庞安时还重视用药物预防疫气流行，诚如他所说：“天地有斯害气，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贤人知方矣。”在《伤寒总病论》中，他列举了“疗疫气令人不相染”方，体现出他论温病而着重预防的思想。此外，他还提出尺寸阴阳脉象论。庞安时在脉诊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将《灵枢·终始》和《难经·三难》的“人迎”“寸口”“尺”“寸”诊法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临床方面，他提出要辨证论治，灵活化裁方剂。庞安时对广义伤寒的治疗，可谓学宗仲景，却又善于变化，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他特别指出：“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唯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麻黄、青龙内宜黄芩也。自夏至以后，桂枝内故须随证增知母、大青、石膏、升麻辈取汗也。若时行寒疫及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减矣。夏至以后，虽宜白虎，详白虎汤自非新中暍而变暑病，乃汗后解表药耳，以白虎未能驱逐表邪故也。或有冬及始春寒甚之时，人患斯疾，因汗下偶变狂躁不解，须当作内热治之，不拘于时令也。南方无霜雪之地，不因寒气中人，地气不藏，虫类泄毒，岚瘴间作，不在此法，治别有方也。”庞安时虽然提出了广义伤寒的概念，但是他亦指出温病与伤寒的治疗迥然，明确了温病的治疗不同于伤寒，由于暑病、湿温、风温等证与伤寒（狭义）的临床表现各异，治疗当另立别法，庞安时所论对明清温热理论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庞安时在治疗外感病方面，还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他说：“凡发汗，须如常覆腰以上，厚衣覆腰以下，以腰足难取汗故也。半身无汗，病终不解。凡发汗后，病证仍存，于三日内，可二三发汗，令腰脚周遍为度。若病不解，便可下之。设令下后不解，表里邪亦衰矣，足观脉证调治，七日内可期正汗为善也。发汗后不可再行汗者，始发热恶寒，今不恶寒，但倍发热而躁；始脉浮大，今洪实，或沉细数；始惺静，今狂语；此胃实阳盛，再行汗药即死，须当下之。有人始得病变阳盛之证，须便下之，不可拘日子浅深次第也。病三日以上，气浮上部，填塞胸膈，故头痛胸中满，或多痰涎，当吐之即愈。”
总的来说，庞安时研究《伤寒论》，并不被仲景所囿，他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着重探讨了广义伤寒的病因病机，认为各种伤寒的发生，是外因“寒毒”所致，内因人体正气（即卫阳之气）虚衰，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他把“冬受寒毒”作为广义伤寒的总病因，认为冬受寒毒之后，有即时发病者，有不即时发病者。同时，他指出天行温病是染受“异气”所致，这种“异气”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它与感受“寒毒”之邪而发生的伤寒，在病因上有根本的区分，故两者的治疗亦异。庞安时根据《千金要方》所载治疗温疫的方剂，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制和化裁了许多治疗温疫的新方，大剂量地采用清热解毒之品，尤其善用石膏，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医家（如余师愚等）所效法。庞安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天行温病与伤寒的鉴别方法，不仅避免了两类疾病的混淆，对后世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