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痰火新论的中医大家：梁学孟
梁学孟，字仁甫，别号玄诣山人，明代医家，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梁学孟初治儒学，专于经书，达到“耳不知有嚣哗，目不知有形”的程度，在乡里小有名气。梁学孟由于素体虚弱，再加上读书废寝忘食，以致患痰火病卧床不起，后得同邑儒医鲁先生精心调治，时过年余方有起色。然而其体质仍差，稍涉寒暑旧病即发。这段经历，使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兼读轩岐医书，并向鲁先生请教。适逢邻居家有间即将坍塌的茅草屋，鲁先生喻曰：“汝不观邻之圮屋乎？苟补辑之未周，绸缪之未固，偶罹风雨，即欲免于罅漏，曷可得焉。必覆以茅茨，涂以泥饰，既慎且固，而后疾风骤雨不足虑耳，唯子之病亦然。”此意为要想不旧病复发，必须平日就注意调养固摄身体。鲁先生并授予其一药方，嘱其按证加减服药，梁学孟归家后，即遵医嘱，依方对治，并单居一静室，澄心端坐，不摇神，逍遥乎广漠之野，彷徨乎尘垢之外。次年果痊愈，精神亦佳。此时他已懂得许多医学知识，但还未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即“六经之虚实未审，药性之温凉未辨，仅仅株守《局方》，欲变而通之无由也”。在谋求功名的过程中，梁学孟结识了既精儒学又通医学的两个人——李学使及王庸。三人共同切磋学问，在医学上大有长进，尤其对痰火病有独特体会。然而梁学孟仕途不顺，始终未有大的建树，志向逐渐转为医学。不久，一位方士拜访他，说：“子明于医而暗于脉，是令盲者辨色，聋者审音，所称隔靴爬痒者也。”于是面授他方脉机宜。从此梁学孟放弃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专心学医。
经过若干年的实践，梁学孟对内科杂症，特别是痰火病的治疗，颇有心得。病家用他的方药，每试辄效，很快闻名遐迩。万历三十年，瘟疫大行。一人患疾病，医生以泻药大下之，结果泄泻不已，饮食不下，垂危之甚。其舅着手准备后事，来询于梁学孟。因其随身携带所服中药，梁学孟顺便捡看，乃五苓散，当即在药内加防风一钱、羌活五分，嘱仍继服。服药一剂泻即止，次日清晨即进稀粥，渐渐痊愈。几日后，一位友人来访梁学孟，经询问乃知即前医者。友人曰：“前某依方用五苓散，服药不效。旋得公药，一服而瘳，愿购其方。”梁学孟直言相告曰：“即前药内加防风、羌活耳。”友人踌躇不信，梁学孟解释说：“子不观奥室之湿地乎，天日未见何由得干，必开户启户牖，令风入而始干。羌活、防风乃风药也，《内经》所谓风胜湿者此也。五苓散只能渗湿耳。”听后友人茅塞顿开，再三叹服梁学孟的高超医术。
梁学孟以“火”立论，尝谓十二经之病，火居大半，人道暴亡多为火证。其积20余年经验所编撰而成的《痰火颛门》为痰火证治专书，颇具影响。全书共四卷。卷一总论痰火宜忌、死症、调理、病因病机、脉理运气及证治大法等，计四十九篇。卷二、卷三各论分述诸气、失血、咳嗽、发热骨蒸、子午热、传尸、自汗、盗汗、惊悸怔忡、梦遗、赤白浊、五淋、胁痛、咽喉痛、泄泻等病证治。卷四辑录了梁学孟三十余篇医论，致力于阐发脉诀、岁时气运、亢害承制、病机十九条、六经传变、五脏虚实补泻、病治逆从反佐、杂症用药节略等有关医理，并附历代名医治验及其本人临证有效病案，以备后学者研究揣摩。书中有关药性认识，特别是归经、引经诸药性，分散于各卷、各节之后。卷一有火病各经药性主治，卷二有诸气主治药性、失血各经药性主治、失血分经引用便览、咳嗽分经便览、发热各经药性主治、骨蒸虚实五脏六腑并十二经药性主治，卷三有汗症药性主治、梦遗赤白浊淋症药性主治，卷四有按脉用药脉理简易指南、杂诊用药节略。各节又分若干条，分列若干单味药，供组方、加减使用。书中内容多为经验之谈，包括引经之药，亦非悉遵前人，研究归经、引经理论尤应参看。明代陆世科得到此书，细阅之后大加赞赏，认为其论不专痰火，就火一症而贯穿十二经之病，若通此法，则足以瘳天下厥疾，故再次刻印时更其名曰《国医宗旨》。可见该书切合临床实际，对后世医家多有裨益。此论痰火专著比明代龚居中的《红炉点雪》早问世20余年。
学术方面，梁学孟宗《黄帝内经》大旨，撷取李东垣、朱丹溪诸家精要，提出人之病，以痰火为患居多。他深入剖析痰火成因，着意发挥十二经痰火病状，指出各经皆有火，而相火为害尤烈，痰火为病，弗泥一脏，反复申明“淡味养阴”之理，详列调理脾胃诸法。梁学孟认为痰火之治，宜谨守其法。若痰火动，先治其火，却治其痰；若痰急，则始治其痰，复治其火。治不离脾胃，攻不伤正气，诸病论治，不落窠臼。他阐述痰火证治颇有独到之处，于诸病中博采众方，参合己验，融会贯通，推陈致新。梁学孟对药性理论也颇有心得，且多有独特见解，如论三黄，性本大寒，乃谓黄连性热，而令人心闷；黄柏性燥，而铄人真阴；黄芩寒中有热，令人肺痿。附子性本大热，乃谓其性温中有寒，能峻发五脏之阴，殊失本草原旨。梁学孟认为痰属湿，乃津液所化，是津液败浊之产物，痰之为物，无处不到。因此，梁学孟十分重视痰的辨证与治疗。关于痰的辨证，梁学孟远较前人系统详明，他根据自己的临床探讨心得，发现了痰游溢各经、为病不一、千状万态、不可枚举的病证特点。因梁学孟之言，颇符临床实际，很快受到医家重视，和他同期的明代医学名家龚廷贤所著的《寿世保元》即节取之。(https://www.daowen.com)
梁学孟治痰重视理脾、顺气。他认为痰之动，湿也，主于脾，故脾胃为痰之总司；周流一身以为生者，气也，善导痰者，必先顺气，因此，他治痰常用丹溪法，以二陈汤为主，并针对痰病病因的风、寒、热、食、郁、虚等予以加减。他发择火之含义，提出补虚、泻实、护中。火有生理与病理、外火和内火之分，又有君火、相火及脏腑之火之别。梁学孟认为十二经之病，火居大半，因此，他致力于火的研究。在丹溪“相火论”、东垣“阴火论”等学术思想的启迪下，他对内火颇多发挥。一是补充了丹溪相火发源于肝肾，是人身之动气，相火妄动为贼邪的论点，强调了君相二火之间的关系，他改称君火为“天火”，相火为“人火”，认为“肝肾之阴，悉具相火，是人而通乎天者”，如“人心听命，彼五火将寂然不动，而相火唯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若上焦天君失职，心火蔓延，相火猖獗，二火相煽，则出于脏腑，而为贼邪。二是较详尽地阐明了火与气血的关系，他认为“人之正气，与血相配，血行脉中，气行脉外；灌溉百骸，循环无端，此为生生不息之妙用也，人唯诸所动乱劳伤，乃为阳火之化，神狂气乱，五志厥阳之火起焉”，并提出了“诸气皆属火”“诸血俱作热”的论点，从而完善了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导致内火病变的机制，并为临床诊治另辟蹊径。
对于内火病变的辨证与治疗，梁学孟除指出脏腑火病各异，治宜对症酌方，选药如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石膏泻胃火、柴胡泻肝火、知母泻肾火外，还十分重视内火的虚实辨治。他说：“凡治火病，宜究虚实，虚者补之，实者泻之。”饮食内伤，七情六欲，气盛似火，此为有余中不足，当以甘苦之剂，凉而和之；阴虚火动，骨蒸潮热，此为不足中有余，当以甘苦之剂，滋阴降火；若饮食劳倦，内伤元气，真气下陷，内生虚热，此为不足之火，宜用甘温补剂，其热自退。此外，更值得提出的是梁学孟治疗内火之证，反对纯用苦寒泻火之剂，提倡用甘草缓其力，他认为“脾胃者土也，乃人身之所以为本者也，今火病而泻其土，火固未尝除，而土已病矣！”他还强调：“治火病，以理脾为主，此真诀也。”这不仅体现了梁学孟时时注意顾护脾胃的思想，也是他治疗火病的心得所在。
对于痨瘵一病，他提出从痰火论治，调治颇有心法。关于痰火之名义，梁学孟之前，很少有人论及。梁学孟首先对痰火进行了说明，但细析所论，则重在论述痨瘵一病。痰火的成因，梁学孟认为是多方面的，如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为七情所伤，不为色欲所迷，则津循其轨，火调于适，而不患病。反之，将息失宜，调摄无术，则发病，而其中又以二十以内少年之士、茂年苦读之人及淫欲无度者多见。梁学孟认为痰火与阴虚火旺、五脏相互影响、瘵虫传染有关，但就病位重点来说，则认为在肺肾二脏，故其强调肺肾亏虚，下无根本，阳气轻浮，必有盗汗发热咳嗽之病。于痨瘵病机，可谓具体而微。梁学孟认为失血、咳嗽二症，乃痰火之吃紧处。因此，对于痨瘵，他十分重视失血、咳嗽的辨治。他主张用滋阴降火、补肾清肺、理脾养胃法治疗痨瘵。在痰火的调理方面，梁学孟重点阐发了“淡味养阴”“安养心神”之理。他认为淡具有自然中和之味，有养阴补胃之功；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易致阴火炽盛。他强调：“调和脾胃，使心无凝滞，或生欢欣，或逢喜事，或天气暄和，或食滋味，或见可欲事，则爽然无病矣！盖胃中元气得舒展故也。”其理论不仅对痨瘵调理多有发挥，且于临床有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梁学孟一生淡泊名利，勤奋务实，将实践与理论结合，注重继承和创新，是我辈学习的楷模。梁学孟早年修习儒学，后放弃功名，潜心研究岐黄之术，经过若干年的临床实践，对内科杂症的治疗颇有心得。梁学孟素来信奉金元医家诸学说，他宗《黄帝内经》大旨，撷取李东垣、朱丹溪诸家精要，创造性地提出痰火为病的论治方法。他撰写的内科著作《痰火颛门》，对后世影响颇深。此外，梁学孟对药性理论也颇有研究，他不是一味继承前人对药性的论述，而是结合实践经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