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中医大家：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年），生于蕲州（今湖北蕲春）。李时珍的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曾任职太医院。李时珍出身于医生世家，自幼热爱医学，并不热衷于科举，他曾三次应乡试，均不第，故决心弃儒学医，钻研医学。李时珍23岁随父学医，医名日盛。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时珍被楚王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之后，李时珍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任职1年，便辞职回乡。“东璧堂”是李时珍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从太医院还乡后创立的堂号，李时珍辞官返乡后坐堂行医，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李时珍治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求真务实、勇于创新。李时珍在“渔猎群书，搜罗百氏”的基础上，十分注重实地观察研究。他跋山涉水，亲历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诚心诚意地向药农、樵夫、猎人、渔民等请教，从多方面获取知识。李时珍以“物以类聚，目随纲举”为宗旨，创立了“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分类方法，将药物按照自然属性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以此为纲，下属60类目，纲举目张，非常清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方法。后来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在他的《物种起源》中引述了《本草纲目》的9个条目。李时珍的分类方法亦比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生物分类法早了将近200年。李时珍在论述药物时，采用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体例，对每味药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阐述，书中引经据典，对药物的历史、形态、效能、方剂，叙述甚详。“发明”项尤为可贵，集中了李时珍的临证经验和实地考察结果，体现新发现、新经验、新见解。
李时珍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本草纲目》为本草学、博物学巨著。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发现古代本草书中存在不少错误，故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他从35岁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多次离家外出考察，经过近30年的长期努力，于万历六年（1578年）完成《本草纲目》初稿，时年61岁。此后他又用10年做了三次修改，前后共计约40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本草纲目》刊刻行世。《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载药1892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余为矿物药及其他类药。李时珍新增374种药物，书中附有药图1109幅，方剂11096首，有8000多首是李时珍自己收集或拟定的。该书不仅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学理论，而且发掘出前人的很多真知灼见，将前贤的用药经验升华，形成了更重要的理论。李时珍提出了新的药物分类方法，系统记叙了各种药物知识，丰富了本草学内容。《濒湖脉学》系脉学著作，一卷，撰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鉴于世传《脉诀》中错误和缺漏之处较多，李时珍结合其父李言闻的《四诊发明》，参以诸家之说编成此书。书中前半部论述了27种脉的脉象、鉴别和主病，均编成七言歌诀；后半部为脉诀，系李言闻根据宋代崔嘉彦的《脉诀》删补而成，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有关脉学的多种问题。全书论脉简要，易学易用，故流传甚广。《奇经八脉考》为经脉专书，一卷。书中李时珍对前人有关奇经八脉的论述进行了考证，对每条奇经的循行和主病等予以总结和说明，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时珍把阴维脉和阳维脉作为一身之纲维，订正奇经八脉所载穴位为158穴。
学术方面，李时珍发展了脏腑辨证理论。自金元以来，由张元素开创的以研究脏腑病机及其辨证为中心的医学课题，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已逐渐成为我国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即后人所称的易水学派。张元素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的独特见解，主张“自成家法”，创立新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第一卷中，盛赞张元素的这个观点。李时珍不仅接受易水学派的学术观点和医学思想，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分发展这一学说。他在《本草纲目》凡例中指出：“旧本序例重繁，今止取神农为正，而旁采别录诸家附于下，益以张、李诸家用药之例。”接着在序例第一卷中，他整篇录用了张元素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并扩充增补张元素的引经报使药，从而丰富了药物的归经学说。李时珍从辨证论治的角度出发，以脏腑病机为依据，切合临床的实际运用，对有关方剂进行释义阐述，从而充实了脏腑辨证用药的内容。李时珍的这种医学思想，源于张元素的脏腑病机学说。
李时珍遥承张元素的学术思想，还表现在他对“百病主治药”的研究上。李时珍以脏腑病机为依据，对常见内伤杂病中寒热虚实、气血盛衰诸证，做了比较精辟的研究。在《本草纲目》中，他通常首冠以病名病证，其次分析病机、脏腑气血虚实、寒热盛衰，再示以治疗法则，后出以药物处方。在对各病证病机进行分析后，均出以治法、方药，凡此种种，以病理为纲，以治法为目，以病统法，以法统药，进而以药带方，将理法方药有机地联系成一体，这与张元素的脏腑病机学说的研究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对充实、发展易水之说，具有积极的作用。
李时珍还补充了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他在论脏腑生理病理中，尤重脾胃对人体的后天作用，他强调脾胃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升降枢纽作用。他指出：“脾者黄宫，所以交媾水火，会合木金者也。”人体气机升降运动正常，有赖于脾胃的功能协调。脾胃的升降功能失常，尤其脾的升发功能受到抑制时，若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阻遏，不能上升，就会影响全身各部，即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这种五官不利之病证，是中气不足、升发之机失常而导致的，故应用升阳升气之品治之。李时珍对脾胃升降枢机的认识和李东垣同出一辙，所以他高度称赞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特别强调脾的另一特性，即“土爱暖而喜芳香”，认为以芳香之气，升助脾胃，使升发之气上达而通养九窍。总之，芳香之气，助脾胃也。脾胃之腐熟水谷，有赖于肾阳之温煦。肾温土暖，生化健运正常，故“土喜暖”。他强调脾土喜暖的特性，又初步提出脾肾之间的相互关系。李时珍非常重视这种调节功能，强调脾胃用药的升发作用。如升麻引阳明清气上行，柴胡引少阳清气上行，这些都是脾胃引经要药。
升和降是运动法则中的两个方面，若降而不升，则中气下陷；若升而不降，则会造成气逆、气滞而不能达到阴平阳秘的局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及《濒湖脉学》中对阴阳学说进行了发挥，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论药先别阴阳，并认为某些药物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他还注重体用，除列述王好古、张元素、李杲所述外，还补入了自己的看法，更将卦象、阴阳、五行结合起来。他从八卦日为阳、月为阴、火为阳、水为阴的易学观点，认为水“其体纯阴”，又按八卦之坎卦为阳卦的易学观点，指明“其用纯阳”。他指出，细辛为气之厚者能发热，乃阳中之阳；丹砂生于炎方，禀离火之气而成，体阳而性阴，故外显丹色而内含真汞，其气不热而寒，离中有阴也；其味不苦而甘，乃因火中有土。可见，他在治疗上也体现阴阳对立、相反相成的观点。李时珍在脉学方面也以阴阳区分脉象，在《濒湖脉学》中将脉分为阴脉、阳脉。他根据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理，又将脉分为阴中阳、阳中阴等，既作为对比，又容易区别。其每一脉下皆有提要，以归属性类。浮、数、实、长、洪紧、动、促为阳，沉、迟、涩、虚、短、微、缓、革、濡、弱、散、细、伏、结、代为阴，滑、芤、弦为阳中阴，牢为阴中阳。此外，他对于脉之主病亦多以阴阳来说明。
李时珍认为人体脏腑经络整体相关，不能割裂，生病亦不能片面对待，必须整体观察，人体除内部密切相关外，与外在自然亦密切相关，必须把天、地、人作为一体统一思考。李时珍在这方面的思维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天人合一。李时珍继承了《黄帝内经》提出的“天人相应”的医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重视七情致病。他不仅重视内在之情志致病，对于一些疾病，也不忽略外感与内伤相结合。在用药方面，李时珍提倡随时气规律，以顺应自然。此一用药法象，从人身为一小宇宙与自然界这个大宇宙相关相通着眼，透过气机升降以符合生长化收藏之自然生机。对于脉象，他认为，天不足西北，阳南而阴北，故男子寸盛而尺弱，肖乎天也；地江满东南，阳北而阴南，故女子尺盛而寸弱，肖乎地也。这种说法也是从人与天地相通的观点出发的。第二是四诊合参，全面辨识病证，确立治法，因病处方。对于用药应从全面出发，但又要掌握其特点。李时珍认为药物有七情，相反适足以相成。药性相须则起协同作用，药性相反，则有拮抗作用，有的病证需要拮抗而产生疗效，也就是相反适足以相成也。李时珍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着的，绝对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他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的变化，药物的性质也在不断改变。他非常赞同李东垣的“随证用药”法则，认为诊治疾病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他很佩服张元素之“古方今病，不相能”的见解，盛赞张元素之“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在使用药物过程中，李时珍认为用药要掌握分寸，用量要恰到好处，这就要有一定的法度。在用药方面必须严格掌握不同药物的分量和比例，除前述随季节而有一定比例、随病情体质而有轻重外，也要注意物极必反及相互转化之理。李时珍认为煎药亦有法度，合理煎药是提高疗效的重要环节，他强调煎药时，不同功用的药物要采用不同煎法，以发挥最佳效果，但总以合乎一定法度为要。
宋明理学倡导太极学说以来，医家亦在人体中寻找人身之阴阳，明代名医遂一一倡导新说，列命门学说另作新解，有些虽未明指命门即为人身之太极，但其所论亦与周易之太极模式相暗合。李时珍在对前贤医话的研究中，阐发了某些基础医学理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在论述胡桃、补骨脂的治疗作用时，提出了新的命门学说，如他指出胡桃为“命门三焦之药”（《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卷·胡桃》）。李时珍不仅在理论上阐发了胡桃和补骨脂的药理作用，还结合了肾与命门的生理作用。李时珍还由此提出了自己的命门学说，即将命门、三焦与脑三者结成一体，不同于《难经》“左肾右命”和三焦“有名无状”的观点，以为其不知原委体用之分。李时珍认为命门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以及肾、命门藏精血，肾命不燥，精气内充，这显然与明代诸家的命门学说有所不同。命门的病理变化主要有命门火旺和命门火衰之证：对于前者，李时珍主张“法宜壮水以制火”，多用黄柏、知母、地骨皮、生地黄、牡丹皮、玄参等；对于后者，则用“助阳退阴”之法，多用附子、乌头、肉桂、胡桃、仙茅、淫羊藿、补骨脂等。(https://www.daowen.com)
历代医家对奇经八脉颇多收获，李时珍因感“八脉散在群书者，略而不悉”，故对此详加考证，撰成《奇经八脉考》。他尊经典之旨，采百家之长，参临证实践，对八脉的循行路线及腧穴均做了详尽考证、整理和补充。该书一反以往著作多以督、任二脉作为奇经八脉的纲领之说，而将阴维脉、阳维脉作为八脉之纲，这不仅可从该书的编排体例上看出来，在论述时也明确了这一点。李时珍对奇经八脉理论进行了阐发，亦形成了奇经八脉中关于何者为纲领的一家之见，并进一步明确了阳维、阴维二维脉职司表里营卫，乃气血之维系。《奇经八脉考》对所载腧穴进行考证，详加订正或删其重复，另外还补充了一些腧穴。《奇经八脉考》的另一特点在于末尾的释音部分，对人体解剖结构名称、疾病及症状名称等做出详细的解释，为初学者提供了较大的学习便利。对于前人论述难以定论者，李时珍往往采取客观的态度。总之，《奇经八脉考》集前人对奇经八脉的有关论述，详加考证，对每条奇经的循行和主治病证予以总结和阐述，旁征博引，丰富了奇经八脉理论，补充了经络学说。全书内容丰富，说理透彻，论证翔实，为后世医家所赞赏。
临床方面，李时珍注重辨证，顾护元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采用了相当的篇幅引述张元素及其传人李东垣、王好古等人对有关药物性味及药物功效的论述，其中大部分是药物性味与脏腑之间的联系，药物升降浮沉的应用法则，以及适应四时发病的治疗规律。李时珍以脏腑病机为依据，对常见内伤杂病中寒热虚实、气血盛衰诸证，分条论治，做了比较精辟的研究，体现了以脏腑病机为中心，探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辨证施治、立法用药的联系的学术思想。对于一些内科重症、难治之症，李时珍认为其多由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元气耗竭、阳气衰微所致，李时珍十分注重促使人体元气元阳的恢复。
李时珍内科学术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脾胃在后天的作用。脾胃为人体的元气之根，脏腑百骸有赖其煦养，脾胃健旺，元气充沛，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百病不生。脾胃功能的盛衰、枢机作用的强弱，又直接影响和决定机体自身气机升降运动的规律，这一规律在人体的生理衰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时珍提出人体衰老过程与脾胃功能，升降规律，枢机作用之盛衰、强弱和发挥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对抗衰老和老年疾病的治疗，以及老年人的养生等有重大指导意义。脾胃之治，关键在于健运生发，以药物之升降浮沉，来调整脏腑气机运动，重建脏腑平衡。李时珍非常重视这种调节作用，强调药物的升发作用。通过这些升发之品，升发脾气，清升浊降，维持清阳出上窍、浊阴归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的正常升降运动。人参、黄芪等培补元气，温养脾胃，有益于中上，然亦有赖于升发药的协助，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升和降是运动法则中的两个方面，任何一方偏胜偏衰，造成不平衡的状态，都可酿成疾病，不适当地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都有悖于李时珍“升降有序”的脾胃理论。
李时珍对内科急症治疗也进行了精辟论述，提出通关开窍，急则治标，为中医内科急症治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时珍认为，对昏厥猝死等危急症应认真察辨。若见微阳犹在，一息尚存，只要有一线生机，务必立即救治，并主张先通其关，而达到其人自苏的目的，可以应用一系列外用开窍方药，如石菖蒲、白矾、细辛、皂荚、梁上尘等，为末以吹鼻通关开窍。这些方药均以开窍通关，急则治标为主，法精谨而灵活，味多单而力专，药平淡而功殊，方便而效速。李时珍熟谙阴阳升降之理，不仅善于使用升发之法，而且善于使用降泄之法，每以通利二便之剂治疗痼疾，常获殊功。其法本于张仲景、张子和，而又有所变通。李时珍每师其意，治疗肿胀、秘结、积聚、泄泻诸证，在辨证精确的前提下，使用猛药峻剂，立竿见影。综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通因通用，二是注重利气，三是通上泻下。至于通上泻下之法，则每用于水肿，李时珍常用深师薷术丸，每奏良效。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外之皮毛与内之脏腑通过经络联系，息息相通，内服药可治疗体表的疾病，外用药亦可治疗内在疾病。因此，李时珍在内科疾病方面十分重视内病外治法，注重辨证用药，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李时珍大量应用熨贴法、针灸法、药浴法、药枕法等30余种外治之法治疗休克、中暑、中风、消渴、癫狂、腹痛等内科疾病。这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内科疾病外治之法，对今天的内科临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时珍在临证治学之时，参前人论述，悉心体验，精心思考，融食物疗法（食疗）于内科疾病治疗之中，并多有创见。古人早有医食同源之论，说明饮食与医疗的关系十分密切，食物具有四气五味，各有所偏，食物疗法适合人体复杂多变的内科疾病，因而李时珍更是匠心独运地将食疗用于内科疾病的治疗，把食疗作为重要的治病手段。《本草纲目》中记载的常用食物或药食两用之品共计500多种。药粥疗法也是李时珍十分推崇的一大食疗方法。李时珍采用几十种药粥治疗了100多种内科疾病，足见其高明之举。食疗在《本草纲目》中的论述十分丰富，诸如药酒疗法、药茶疗法、药膳疗法等，有20多种，均为李时珍治疗内科常见疾病的简便快捷之法。
李时珍尤为重视“未病先防”“不治已病治未病”。李时珍深感未病先防之重要，对一些内科传染病，他倡导采用多种预防措施，这充分说明李时珍对传染性流行性内科疾病的认识十分透彻。李时珍收集具有预防传染病作用的中草药100多种，并科学地总结了煮沸消毒、烟熏避疫、汤浴除疫、内服防疫等多种预防措施，这是对祖国医学的伟大贡献。
总的来说，李时珍是一位高明的医药学家，他的著作中载有很多医案，是其本人治病之记录，他将药物学上的成就灵活运用到治疗学上，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纠正了以往一些本草书中的错误，提出了新的药物分类方法，系统论述了各种药物知识。17世纪，《本草纲目》被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此后又被译成多国文字传播于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使奇经八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为奇经八脉的辨证运用提供了借鉴。李时珍以卦喻药的方法被后世医家陈修园、唐宗海等继承发挥，其药物分类方法也被后世本草编著者运用，其命门学说对张介宾、赵献可有启发，为后世温补之法开阔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