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党演变历程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政党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度是一个多党制国家，印度政党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全国性政党，其纲领和政策着眼于全国，在全国具有政治影响；另一类为邦一级的政党，其纲领和政策着眼于某一邦，而且，只在个别邦发挥其有限的政治影响。
地方性政党又可分为种族民族主义政党、教派主义政党和种姓政党三类。自印度独立后地方政党大量兴起，这是与印度国内特有的经济状况、宗教文化以及国大党高度集权体制而催生的地方势力等因素有关。随着国大党的衰落，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平衡，改变了人民院的权力结构，但由于党派竞争和政党构成的不稳定也造成了政局动荡。[19]印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政党：
（一）印度国民大会党（英迪拉·甘地派）［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dira Gandhi，简称国大党（英），通常称国大党］
国大党是印度最大的政党。1885年12月在孟买成立，该党成立后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功名显赫。195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建立。在首届联邦人民院和邦立法院的选举中，国大党凭借其不同凡响的经历和在民众中树立起的威望，赢得胜利，成为执政党。1952年5月13日，由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出任共和国首届政府总理的新政府成员宣誓就职。其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外孙拉吉夫·甘地曾先后担任国大党的领导人并出任政府总理。在印度独立后的50年时间里，除1977年3月—1980年1月和1989年12月—1991年6月外，国大党一直处于执政地位。国大党成为整个20世纪印度政坛上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政党。1991年，拉吉夫·甘地遇刺之后，国大党内部人心涣散，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在1996年的大选中失败而成为在野党。
1978年英·甘地组建新党，改用现名。在2004年和2009年大选中获胜。2014年国大党败给了人民党，再度成为在野党。[20]现任主席为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
作为民族主义政党的印度国大党，党内民主生活和普通党员民主权利的普遍水平并不高，但在长期单独执政和联合执政过程中，国大党用其独特的一套党内运作机制弥补了这一弱点，使得国大党基本能够在民主的框架下处理内部与外部关系，能够按照印度宪法和印度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执政。
（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
印度人民党于1980年4月成立，其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同盟，是印度第二大政党。代表北部印度教教徒势力和城镇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色彩。现任党主席为奈杜（Naidu）。
1996年印度第11届大选形势复杂多变，但结局颇具戏剧性。印度人民党一举击败了国大党，获得16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5月15日，夏尔玛总统邀请印度人民党组阁，该党领袖瓦杰帕伊出任新政府总理。这是印度人民党首次在中央执掌政权。1998年印度人民党再次组建联合政府，1999年再次组阁。
2014年5月，人民党推选的候选人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全国第16届大选，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人民院543个议席中的334席，获得压倒性多数；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仅获63席；其他党派146席。印度人民党总理候选人莫迪成为新一任总理，并组建了新一届政府。2014年人民党压倒性的胜利，打破了印度政坛20多年以来“悬浮议会”和多党联盟执政的局面。[21]
从印度人民党的思想基础、政治战略与执政政策来考量，印度人民党是一个具有宗教民族主义倾向的现代政党，带有鲜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性质，以“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具有强烈的教派主义色彩，[22]以“印度教特性”为指导思想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助长了印度人民党的发展壮大。
自20世纪以来，印度人民党通过教派主义形态下的政治复兴，逐步实现了在印度政治中的主流化。印度人民党在印度政治中的复兴及其执政后推行的民族主义政策，对印度的国内政治、周边关系及国际战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印度政治现代化进程。但与此同时，“现代政党”的性质要求印度人民党以印度民族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印度人民党这种游走于教派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双重属性，从根本上反映了印度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心态。
印度人民党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也是相对组织良好的等级制政党。[23]印度人民党的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先后确定了两个最基本的哲学原则，即“整体人本主义”和“印度教特性”。对印度人民党而言，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印度人民党建立后，温和派领导人瓦杰帕伊试图扭转其前身印度人民同盟教派主义色彩过浓的形象，转而提出“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式的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国大党竞争。但是，这一转变并没有为政党带来收益。相反，该党在1984年印度第8届大选中失利，仅获得2个席位。此次失利使印度人民党认识到利用世俗主义和民主等现代政治理念很难与国大党竞争，人民党不得不又回到了原先的立场。1985年10月，甘地纳伽尔全国执委会会议举行，印度人民党确定了“整体人本主义”指导原则。此后，印度教教派鼓动成为印度人民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印度人民党推出了印度教特性作为新的思想武器。在1989年帕兰普尔会议上印度人民党又明确将印度教特性作为指导思想，为自己的选举政治服务。
印度人民党是印度教民主主义的政治党派，在安全与政治方面，印度人民党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色彩，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印度人民党逐渐淡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色彩，也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24]因而在国内赢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https://www.daowen.com)
莫迪上台执政后积极依托其竞选纲领制订执政计划，刺激印度经济发展，[25]保护和推广印度教文化，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外交路线成为其新政核心。
（三）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20年开始建党，1933年正式成立。1964年印度共产党分裂，以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为首的一派另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党主席丹吉为首的一派仍沿用“印度共产党”名称。1981年4月，丹吉因支持英·甘地与党内发生分歧而被开除出党，该党再次分裂。现任总书记A.B.巴尔丹（A.B.Bardan）。该党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走向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四）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简称印共（马）］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现在已发展成为印度最大的左翼政党。曾在西孟加拉邦长期执政。现任总书记哈·辛·苏吉特（H.S.Surjeet）。
印共（马）自身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与曲折，在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开始承担国家建设的艰难任务，并根据印度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此时的印共（马）积极在地方进行了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对国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局部挑战。[26]在对印度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并不断予以丰富和发展。
“人民民主革命”理论是印共（马）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而逐步确立的，它有着较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印度国家性质和社会状况的认识；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手段及阶级力量的阐述；对未来“人民民主”政府有关政策和纲领的说明；关于建设“群众性的革命党”的论述，对社会主义有关理论问题的阐述；等。印共（马）对印度人民党的政策持批判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政策，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印共（马）是印度在地方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政党。在2004年印度全国大选中，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议会竞选胜利，并与国大党和其他一些世俗主义政党一起组成了统一进步联盟政府。竞选胜利后的印共（马）发展十分迅速，党员人数快速增加。以印共（马）为首的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政府主要取得了以下的成绩：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实行了有效的土地改革；在全邦各地推行了“潘彻雅特”制度、制定了有利于农村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印共（马）长期坚持独立自主，拥有较广泛的阶级基础，在印度的政治发展进程中，积极采用合理的斗争策略。
未来印共（马）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左”翼邦执政难度加大。印共（马）在2011年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中落败，其连续执政34年的奇迹亦就此终结。而且，“左”翼阵线也在喀拉拉邦以微小差距失去执政地位。印度“左”翼30年来首次同时失去两大邦的政权，印度仅有东北部的特里普拉邦仍为印共（马）执政，未来政治前景堪忧。
（五）泰卢固之乡党
该党为安得拉邦地方党，是印度最大的邦一级政党。1983年1月成立。
总而言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不仅需要制度建构，更重要的是要有国家建设。[27]多民族国家在制度建构的同时，要从国家性，也即国家能力和内涵性关系建构上夯实制度存在的基础，从而保证国家政治整合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加强国家建设，并不是否定民主建设。国家性建设只有与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性才能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
融合而稳定、持续的民主治理是超大型国家发展的关键。印度民主独特、多维、复杂，充满了难以解释的悖论。[28]印度通过国家—民族构建而不是民族—国家构建来融合社会层面的族群分裂，通过集权联邦制而不是联邦制的顶层设计来实现适度的地方自治以防止过度分权化，以政治宽容来弥合基层民主的宗教派系冲突，使集权联邦制具有稳定的政治社会基础。
因此，地方性政党在印度政治发展进程中，各政党对政治目标的基本认同，构成了强大合力，成为印度政治发展有力的推进器，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中既发挥了一种“协调人”的作用，又为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一种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印度政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