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钞法的实行

中国纸币的发展，到元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曾发行过汇票性质的“飞券”。两宋局部地区使用过“交子”、“会子”。元代却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纸币——钞。

蒙古进入中原后、忽必烈即位前，曾发行过丝会和银钞。丁亥年（一二二七年），元帅左监军何实在山东博州（今山东聊城）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258]。窝阔台丙申年（一二三六年）和庚子年（一二四〇年），都曾在局部地区发行过交钞。后来史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立银钞相权法，忽必烈在京兆（今陕西西安）立交钞提举司发行交钞。总之，蒙古统治下的北方地区许多地方发行了交钞，“诸路所行交钞，亦名诸路行用钞”[259]。大体上是沿用金制发行地区性交钞。

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由政府统一发行纸钞。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七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十月，始行“中统元宝钞”，钞面以文贯为识，共分九种：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钞本以银为主，间亦用金。开始发行时钞本比较充足，发行额也有所控制。到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南宋灭亡后，元政府即以中统钞易宋交会，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又废宋铜钱，于是上自政府的财政收支，下至民间贸易，都以元宝钞为准，全国货币实现了统一，这对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和商业贸易的活跃，客观上起了推动作用。

但是，元朝的钞法很快就开始败坏。南宋灭亡以后，由于元朝统治集团的挥霍浪费，财政开支日益增大，自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后出现了“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元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迄”的现象。纸钞的准备金逐渐被抽空，等于“自废相权大法”[260]。甚至为了赏赐帮助元朝灭南宋的张瑄、朱清等，竟将钞印送交他们，听其自印交钞。这样，流通的货币都成了不可兑现的废币，终于造成了“无本钞数民间既多而易得，物因踊而难买”[261]的严重局面。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时的物价比中统元年时上涨了十倍以上。

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开始发行“至元宝钞”。至元钞原则上与中统宝钞是一致的，钞面仍以文贯为识，自二贯至五文，共分十一等，亦以金银为本位。至元钞发行后中统钞并不废，至元钞一贯值中统钞五贯，二者相权而行。但是，至元钞的发行并不能解决元朝财政危机这一不治之症。不久，旧病又发，平准基金被挪用，纸币发行日滥，钞价大落，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年）一年的财政赤字达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成宗铁木耳将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外，其余调至京师供统治者挥霍。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又于至元钞本中调用二十万锭。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又调用七百一十余万锭。于是，至元钞的准备金几乎被动用得精光，成了无法兑现的废币。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因“帑藏空竭”，又重新发行了“至大银钞”，钞面改成银两为文，故曰银钞，同时废中统钞，使至元钞与至大钞相权而行。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凡十三等，至大银钞一两值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至此，中统元宝钞一贯，不到五十年，只值二十五分之一，白银则涨价十四倍半，赤金一两涨价十六倍半。到仁宗即位时（一三一一年），又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为由废至大银钞，仍以中统、至元钞流通。顺帝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年）又发行了“至正交钞”，与“至元宝钞”并行使用，并铸“至正通宝钱”作为钞本，结果钞法大乱。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https://www.daowen.com)

元代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印制、发行、管理交钞的交钞提举司，远至畏兀儿等边远地区都有这种机构的设置；设平准库，准许金银与交钞互换；设回易库，准许用昏钞换新钞。政府严禁伪造纸币，违者及同情者处死，分用者减死杖之[262]。

元代交钞发行情况表

元代的交钞发行量自数十万锭至数百万锭不等，中统钞以至元二十三年发行二，一八一，六〇〇锭为最高，至元钞以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二，二二二，三三六锭为最高，至大钞以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一，四五〇，三六八锭为最高，至正钞以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六，〇〇〇，〇〇〇锭为最高[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