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开展

元代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各国展开国际贸易。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沿袭宋旧制，称市舶提举司。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年）元军占领泉州后，忽必烈下令立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市舶提举司，由忙古䚟领泉州市舶提举司，杨发督庆元等三市舶提举司；十五年八月，忽必烈对福建行省唆都、蒲寿庚说：“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其欲。”[312]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设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七市舶提举司，后经多次归并和废立，到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市舶提举司后，就没有再变动过。

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年）政府专门制订了市舶法则二十二条，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修订后又重新颁发。规定市舶抽分，粗货十五分取一、细货十分取一（延祐元年各增一倍），另纳舶税三十分取一，“如违并以漏泊治罪，物货没官”；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均需经市舶司审核批准，发给公验、公凭，始能成行，不请验凭、擅发舶船者断罪，船物没官；开船时，由市舶司官员检视各大小船内有无违禁之物（金银钱铁货、男女人口等）[313]，如无夹带，即时开洋；船舶出海，只许在原申请前往的国家和地区贸易，如确“因风水打往别国”，经调查属实后，“就泊到别国物货”，依例抽分；出海船舶均需于规定时间返回，返航时去原请验凭船舶司抽分。外国商船（番船）所载货物和中国舶船“夹带南番人将带舶货者”，也依例抽分，然后由市舶司差人发卖其货物；番船回国时，也由市舶司发给公凭、公验[314]。

为了垄断海外贸易，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起还实行了“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的办法，“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315]这是一种官本商办的外贸活动。

海外贸易给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为“军国之所资”[316]，因此总的来说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但由于国际关系和其他原因，从至元末以后，有多次禁海令，到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后就一直正常了。

从事海外贸易的，除政府和民间海商外，还有蒙古色目贵族、官僚、僧道等。如元统二年（一三三四年）时，由中书省臣出面，请发两艘海船，下海贸易，替皇后营利[317]。政府官员兼营海舶获利以朱清、张瑄最著名，他们分别充任万户、千户后，专掌海运，又利用掌握海船的特权，从事海外贸易，因而获得厚利。民间商人因海外贸易致富者亦不少，嘉定沈氏、朱氏、管氏，澉浦杨氏，杭州张氏均是，“嘉定州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318]

当时和中国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很多，早在大德年间，与广州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就达到一百四十六个[319]，据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仅菲律宾以南、以西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即达九十七个之多，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多了三十八个。汪大渊先后两次入海，所记都是耳闻目见，十分可靠。这九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今菲律宾诸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各岛屿，印度半岛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各岛及沿海地区，波斯湾沿岸及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岸沿海地区。最远的到达层摇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据伊本·白图泰记载，当时从印度到中国的航行，只能乘坐中国商船。他在印度港口古里佛（今加尔各答）曾看到同时停泊着十三艘中国商船。(https://www.daowen.com)

自庆元到高丽、日本之间的航路也是畅通的。自庆元港出发，三五天可到高丽，七八天可到日本，一般是夏季出航，秋末冬初返航。一九七七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的元代中国海船，装有瓷器、铜器、铁器达几千件之多，钱币达七万枚，足以证明当时中国与高丽、日本海上贸易的规模。

在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物资颇多，主要有生丝、花绸、缎绢、金锦以及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真州锡镴、温州漆盘、明州席、雨伞、木梳、针等日用手工制品，水银、硫黄等矿产品，檀香、白芷、麝香等药材。其中有些虽然是政府的违禁商品，但仍有大宗出口。中国商品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文老古（今摩鹿加群岛）人“每岁望唐舶贩其地”[320]，真腊（今柬埔寨）人欲得“唐货”甚多，“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器、泉州之青瓷器，……”，“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地下所铺者，明州之草席”，“近又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制作也”[321]。

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香料、药材为主，如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珐瑯、荳蔻、沉香、檀香、木材、漆器等。

中国商人与亚非各国商人在贸易过程中，一般都是平等交易的。有的是以物易物，如灵山（今越南燕子岬）所产藤杖，每条可易一花斗锡，粗大而纹疏粗的，三条换一斗；有的以金银作货币，换取当地土产；有的以元代纸币与当地通用的钱币、子（海贝）进行兑换。在交换贸易过程中也恪守信约，如麻逸（今菲律宾明多罗岛）的商人将中国商人的货物“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偿〕舶商，守信终始，不爽约也”[322]。由于中国舶商与亚非各国人民关系良好，受到各国人民的信任，三岛（今菲律宾吕宋岛南岸）的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323]，马里八儿（今印度半岛西岸）输出之粗货香料，多运往蛮子大州；另一部分则由商船西运至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复由阿丹转运至埃及亚历山大，然其额不及运往极东者十分之一[324]。

元代陆上与国外的贸易也很发达。主要是通过钦察汗国与今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各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本书第十章将专门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