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贸易的发达
政府对商业的控制
随着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统一的纸币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元代的商业经济也逐渐活跃起来。但是，元代的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的手里。
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了专利垄断政策。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以至农具、竹木等等，都由政府专卖。其形式则各不相同：或由政府直接经营，如金、银、铜、铁等矿产，部分铁器、盐等；或由政府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往市场出售，如茶、盐、铅、锡等；或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其利，如部分金、银、铁等矿产。其中最重要、最典型的是盐的销售。
政府不仅完全控制了盐的生产，而且控制了盐的销售。盐课的收入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据天历年间的统计，一年的盐课钞达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264]。当白盐收纳入仓后，政府通过两种渠道换取货币。一种是商运商销，分别为“行盐法”和“市籴法”：行盐法是商人购买盐引，凭引收盐，运销各地（有规定界限）；市籴法是商人按指定地点纳粮，换取盐引，凭引取盐，然后运销。引票的价格随着货币贬值不断提高，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时每引值中统钞九贯，到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时暴涨到一百五十贯。另一种是官运官销，分别为“食盐法”和“常平盐局法”：食盐法是政府按居民数分摊盐额，按额征收盐价，此法兴废无常；常平盐局法是政府设局、司，直接发售，此法只在少数地区施行过[265]。政府规定的盐法极严，法律规定：凡伪造盐引者斩，籍其家产；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籍其财产之半；行盐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盐没收[266]。
茶法大体与盐法同，有茶引。铁、铅、锡等也发售引票。其余专卖物资，大体岁入之课有定额。
民间贸易则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但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和商业的繁荣，税额不断上升。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比至元七年（一二七〇年）增加十倍，达四十五万锭，至天历年间，更增至九十三万余锭。
贵族、官僚、色目商人豪夺民利
除了政府控制商业外，蒙古贵族、大小官吏、色目商人、寺院僧侣也依仗着他们的权势，从事经商，排挤民间商人，豪夺民利。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的诏书中承认：“数年以来，所在商买，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踊贵”[267]。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大汗和后妃、诸王、公主、驸马等贵族就开始进行商业和高利贷活动，由色目商人代为经营，他们则坐收其利。元世祖时，北方诸投下人户常到江南经营商贩[268]；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丁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269]；顺帝时，元世祖的孙子宽彻普化在湖广地方“多萃名倡巨贾，以网大利，有司莫敢忤”[270]；丞相马札儿台在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房，又贩运长芦、淮南盐[271]。
各级官僚也从事商业活动。至元年间，阿合马擅权，与中书左丞张惠等“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之利，厚毒黎民，因无所诉。”[272]另一权臣桑哥公然与汉人官吏争夺贩油权利，扬言：“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273]文宗时，丞相燕铁木儿经营邸舍商货，而且享受免税权利[274]。有的官员还兼营海外贸易。
色目商人特别善于经商，他们利用民族等级划分的有利地位，定居中原江南地方，深入各行各业，攫取巨额利润。仅据中统年间燕京（今北京）一路统计，有回回人户二千九百五十三户，“于内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275]南方的回回商人尤多，杭州、泉州、扬州、镇江都有富甲当地的回回商人，泉州至今尚留有许多色目商人的墓和住址遗迹。这些色目商人有不少专门经营珠宝，元贞年间，有西域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押忽大珠，售价高达六十万锭[276]；大德年间，“回回富商以红剌一块重一两三钱，中之于官，估值十四万锭。”[277]可见这些回回商人的资本是何等雄厚。
寺院僧人也经营商业。以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为例，其在河间、襄阳、江淮各处的酒馆就有一百四十所[278]。不少寺院拥有浴室、铺席（商店）、药店、旅舍、解库（当铺）等，从事商业活动。寺院里的上层僧侣财富惊人，他们“十年积蓄多财资，寺傍买地作外宅”，无视法门清规戒律，公然茹荤饮酒，玩弄妇女。嫁给这些僧人的妇女，“金珠翠玉堆满头，又有肥膻充口腹”[279]。
贵族、官僚、色目商人和寺院，他们得到封建政府的特殊保护，有的持有圣旨、令旨、懿旨乘驿，依仗特权占据行市，获取暴利。有的色目商人因善于经商，竟成了高官，阿合马、桑哥就是由色目商人入为宰相的，乌马儿则以商人得为甘肃行省左丞。
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
元代的民间商人绝大多数是小商小贩，他们受到官府和大商人的压制，处境艰难，少数大商人则拥有雄厚的资金，甚至勾结官府，牟取暴利。
元朝统一全国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经商的人逐渐增多，“舍本农、趋商贾”[280]的风气很盛。所以，张之翰说：“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281]。这样，除了色目大商人外，还出现了一批汉族民间大商人。扬州人李椿“国初北渡，客云、朔间，转徙至真定桌城之西管镇，以陶为业，器不苦窳，有约必信，远近化之。中年以后，买田力穑，不二十年，为里巨族”[282]。河南人姚仲实，元初徙居大都，去各地行商，“累资巨万”[283]。扬州大商人张文盛，“家僮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284]。扬州泰兴商人陈杰“从计然丹圭之术，观时取予，积粟如坻，家累千金。”[285]江阴商人王德秀“尤喜陶朱丹圭之术，研精其奥。”“辛勤三十年……以赀雄州里”。[286](https://www.daowen.com)
元代的江右商资本雄厚，隆兴、清江、新淦、抚州、吉安、鄱阳等地的商人广泛地活跃在浙闽、荆湖、岭南、陕蜀、云南等地的市场上。元明之际江西清江板城商人多远赴西安、云南从事商业贸易。[287]新淦的儒商越汉、沔，由襄樊道秦关远抵雍、凉一带，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新淦沂滨商人周孟辉“致远以服贾，懋迁以赡生，……尝越汉沔由襄樊道秦关抵雍凉”[288]。元明之际新淦商人吴伯让祖孙三代经商，活跃在汉沔、襄阳、岭南各地，活动范围亦十分广泛[289]。永丰（今江西永丰）商人韩蒙“家本江东大姓，擅贾，至蒙益畜善田，逾数万亩。[290]”吉水（今江西吉水）的萧雷龙，“家多赀，至宋季而贫，乃折节治货区，不数年间，竟倍加昔。[291]”庐陵（今吉安市）商人欧阳某，长期往来于广州与庐陵之间[292]。另有庐陵赵姓商人从事长途商业贸易，远至山东滨州利津县一带[293]。鄱阳（今江西波阳）商人刘谦，“善积居之术，以赀雄乡里。[294]”抚州路金溪（今江西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赢之术，游七闽，家乃大穰。[295]”金溪吴泰亦从事长途商贩，后死于途中：“发远贾溺死”[296]。
元代徽州商人的足迹遍及两浙、江西、京师、川蜀，商业资本雄厚。金如山是休宁珰溪极其活跃的富有商人，经常到杭州贸易且贸易量很大。“连云大筏泛东吴”[297]。江西、金华等地都是他经常光顾的贸易点[298]。
就是在边远地区经商致富的各族也不少。在蒙古国的都城和林，据一二五三年底到达漠北的法国传教士卢布鲁克记载，当时和林有一个回回人区，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299]。在乃马真氏称制时很有权势的麦什特（今属伊朗）女人法迪玛就是在和林经商致富的。至正初，周伯琦在上都看到“诸部与汉人杂处，颇类市井，因商而致富者甚多。有市酒家资至巨万”[300]。
盐商致富的相当多。大盐商通过贿赂手段与官吏勾结，或“诡名儿教人买出盐来，把柄着行市，掯勒百姓，多要利钱”[301]；或每引多取至七百斤（南北盐均以四百斤为引）[302]；或夹带私盐，谋取暴利。于是，一批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出现了。杨维桢的《盐商行》写道：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
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
……
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
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幄。
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
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
大艘镇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303]
元代的盐商把持盐政、富比王侯，这首《盐商行》写出了元代富有盐商优越的社会地位与巨大的社会能量。食盐贩运给他们带来了惊人的商业利润，“舆马之华，宫庐之侈，封君莫之过也。[304]”扬州盐商贩淮盐循长江西上，赢利颇丰。马祖常有诗写活跃在洞庭湖一带的扬州盐商：“江田稻花露始零，浦中莲子青复青。楚船祠龙来买酒，十幅蒲帆上洞庭。罗衣熏香钱满箧，身是扬州贩盐客。明年载米入长安，妻封县君身有官。[305]”这些从事长途贩运的盐商往往都是资本雄厚的富商大贾。“十幅蒲帆”，浩浩荡荡自扬州沿长江西上。江陵路盐商在元代的社会舞台上也极端活跃，元末明初人高启有诗描写江陵一带的盐商活跃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踯躅花红鹎鵊飞，黄牛庙下见郎稀。大艑摊钱卖盐去，短钗簪叶负薪归。[306]”“上客荆州商，小妇扬州娼。金多随处乐，不是不思乡。[307]”江陵盐商活跃于扬州至川东一带，其行踪向西一直抵达四川东部：“枫林树树有猿啼，若个听来不惨凄！今夜郎舟宿何处，巴东不在定巴西。[308]”
但是，小私盐贩子的日子却很不好过。元末在泰州（今江苏泰州）起义的张士诚就是一个盐贩子，“贩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丘义屡窘辱之。[309]”其他小商小贩的处境大体也是如此。
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对沟通全国的物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元朝没有统一全国前，出现过中原所产土货“弃掷腐朽而不为用”、北方缺南货而“价增数倍”的现象，造成商贾无业、舟车留停、道路萧条、物价涌贵的局面[310]。所以元朝统一全国后，虽禁止北方人民迁居南方，而商人则可南下贸易，南方商人来京师的亦不禁。除政府专卖的物资外，许多重要的物资还要依赖商人解决，如通惠河凿通之前，大都城里百姓每年食用的粮食多半是商人从御河运来的[311]。运河开通后，大宗的粮食、绸缎、棉布、陶瓷器、海外特产等物资由商人源源北运，北方的许多物产也由商人南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