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权与中央集权

尽管曹操、曹丕都力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事实上中央集权制也始终在起作用，但当时的政权性质仍是一种贵族政权。因为只有在中正九品中居于高品（即二品）的才能做高官，当中正的人以及有权参与推举中正的人自己也必须是二品，而获得二品的几乎全部是大姓冠族，所以这个政权是门阀贵族政权。我们看到甚至皇帝本身，在西晋时也是门阀贵族之一，皇族司马氏为河南大姓，世代通经，以家门礼法著称。因此尽管当时政权的集权形式不变，实际上乃是一个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

从曹操到魏文帝、明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作出种种努力，当时在职官制度上还出现过某些相应的变化，如设置与皇帝亲近的中书令监传发诏书。但中书令监仍然由那些门阀贵族充任，始终不可能摆脱贵族政治的影响。因此当时的政体虽然还是中央集权制，但较之两汉实际上已发生显著变化。

上述地方势力的强大及其对政权结构的影响，体现出封建社会的早期特征。

贵族政权或者说士族政权，即是有文化的家族垄断高官、清官职位，魏晋时虽未十分明显，但大体上已是如此。当时既然是封建社会，这种贵族政权的性质当然是封建政权。这些贵族或士族并不一定都拥有大量的土地，有的甚至并不富裕，但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毕竟是他们。

由于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即使以贵族政治为特点的魏晋南北朝也不例外，因此垄断朝廷高官、清官的门阀贵族既带有地方性，又是集权官僚体制中的当权者，从而使他们所组成的贵族国家包含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如这个政权首次确定了田客的私属地位，同时又肯定了两汉以来“其谷与大家量分”即对半分成的传统租率。既以法律形式承认了门阀贵族按官品高低占田荫客的特权，同时又严格限制法定以外的扩大私属。这种矛盾的原因亦如前章所述，在于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始终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我们注意到贵族政权中皇室本身也是贵族之一的特点，深刻影响到统治上层的权力分配。东汉时，宦官外戚作为皇权或者说宫廷政权的代表人物，长期握有重权，对政治影响甚巨。但在三国时宦官外戚专权的情况几乎没有，曹丕还特地禁止太后听政与外戚掌权。西晋时，武帝临死曾以外戚杨骏辅政，后来惠帝贾皇后也一度专权，重用贾家兄弟，但外戚掌权究属一时之事，西晋宗室的力量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我们知道魏文帝虽因王位继承对诸侯王加以种种限制，但魏国的兵权直到魏明帝时期仍为宗室执掌。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即大封宗室，后世通常认为西晋有鉴于东汉、曹魏亡于孤立而“思改覆车”。实际上西晋诸王国，范围不过一郡，封国内官吏均由朝廷任命，国内租赋除收取一部分外均上交中央国库，可以说除了王国视封土大小拥有为数不多的军队以外，西晋分封与东汉并无二致。西晋之重用宗室，表现在西晋诸王在内即身居朝廷最高官职，在外则身任都督拥有一方强兵，所谓“或出拥旌节，蒞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用宗室子弟特别是以之充当握有重兵的地方军政长官的现象，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大致萌芽于曹魏，显著于西晋，下延至南北朝乃至唐初基本未变。如果说西晋重用宗室还在于思改曹魏孤立的覆车，那么经过八王之乱的教训，为什么宋齐梁和北朝诸帝却没有鉴晋之弊，而继续重用皇子宗室入辅出镇呢？我认为问题的症结还在贵族政权之下，皇室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作为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君临天下，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门阀贵族政权之重用宗室，其基础仍然是以王室为首的中央集权制。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对于领主的权力远远不及中国的皇帝，就是中央集权相对为高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较之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制有所削弱的魏晋南北朝，仍然是远远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