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
门阀制度源于两汉以来的地方大姓势力，这种地方势力是在宗族乡里基础上发育滋长起来的，因而具有古老的农村结构根源。
两《汉书》中我们经常见到称为某地大姓、著姓的。这一类宗族团体以血缘为纽带，内部关系十分紧密，势力相当强大，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某一郡具有特殊的势力，又带有很强的地方色彩。这种地方性的宗族团体本来是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的力量，我们看到西汉时朝廷经常要削弱这种地方势力，西汉刺史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还有一条是地方官“阿附豪强”。《汉书·酷吏传》中人物，便多以镇压地方大族著称。西汉皇朝之力图抑制大姓豪强，表明这一地方势力的顽强存在。不过在西汉政治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前期主要是开国功臣、贵族子孙，以及文吏、出身军功者和以赀候选的富人。武帝以后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是儒生，尽管这些儒生都必须精通儒家经典，出身却各种各色。因此终西汉一代，我们还看不出仕进选举与地方势力有必然联系。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地方大姓纷纷组织武装抗拒义军，或者反对王莽，这在《后汉书·光武纪》和开国诸将列传中可以见到不少。如著名的割据者之一隗嚣，就是甘肃天水的著姓，他以十六家豪族联盟的形式起兵。[1]这类聚集宗族宾客起事的著姓豪强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士大夫，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即有“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这些人正是开创和组织东汉政权的中坚力量。
我们知道，东汉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僚属，以及各地贡举的秀才、孝廉、贤良方正、文学等，照例由地方长官从本地人中辟举，这在西汉时已是如此。而本地大姓子孙享有优先进用的权利至迟在东汉后期被视为通例，从而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翻检《后汉书》、《三国志》诸传，所谓“世仕州郡”、“家世仕郡”者为数甚多，只要世代充当州郡僚佐，也就成为一方“冠盖”。各级地方长官有任期，而地方僚佐多世袭，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2]
大姓冠族中最有资格被辟举的是所谓“名士”。名士即有声名者，是习见于东汉的一种称号。《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论中范晔曾对东汉名士作过概括性的评论。他说这些名士都“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依倚道艺”是指依托经术，也就是通经。当时由于经学派别林立，注重师承关系，因而通经并不容易，往往为了精通某一学派的学说，负笈千里从师问学。而有家学渊源的大族由于父子相传，在通经上自然比千里从师优越，因而世代通经的人户总是以大族著姓居多。“刻情修容”是指在操行上刻意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孝义”等伦理标准以至于矫揉造作。只有做到这两条也就是所谓“经明行修”，才能博取声名抬高身价，即所谓“以就其声价”，成为名士。
要得名成为名士，除了自己的道德实践以外，还必须得到乡里的公认。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因此考察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其宗族乡党（包括师友）的评论，即所谓“乡论”，是最有权威性的。太守辟举属僚、举荐秀孝，都必须考虑和依据乡论，而主持乡里清议即操纵乡论的，往往是地方大姓中的名士。(https://www.daowen.com)
东汉时最有名的人物批评家公推郭泰、许劭。《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说“天下言拔士者咸推许、郭”。又说他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像汝南这种有组织的每月升降品题人物虽然不见他郡，但臧否人物既是当时名士的专业之一，故诸郡例由名士主持乡里清议、品题人物是无疑的。
上述两位人物品题权威，郭泰出身低微，汝南许氏却是累世三公。遭罹党锢之祸的名士们家世可考的也以大姓、冠族为多。[3]因此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冠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冠族的恐怕要占颇大比例。这自然由于他们通经条件优越，在地方上有势力，交结天下豪俊方便。
东汉后期，名士的活动对于当时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选举则几乎起決定性的作用。当时的选举注重乡里清议，而主持清议操纵乡论的多是大姓名士，掌握选举权的州郡功曹往往即由他们充当。不仅地方官辟举属僚、岁举秀孝，大姓名士有巨大影响乃至决定性作用，而且作为最高政府机构的公府辟举也得征求以至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后汉书》卷六八《符融传》所载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高卧京都，暗通声气，隐操三公辟举之权，即是其例。
由于政治地位和文化修养的优越性，大姓冠族中能够产生名士；同时，由于豪族乡里组织所起作用，以及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又有能力组织武装队伍，因此我们看到有些名士又和武装队伍的豪帅相兼。[4]
总之，东汉后期的大姓冠族及其代表人物名士，一方面通过“世仕州郡”，操纵乡论，主持选举，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又凭借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和手中的选举权，通过察举和辟举跨出地方，步入朝廷，甚至“世为公卿”。还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特别是在地方上的势力，他们最有资格和条件荫庇逃亡农民和占有广大土地。因此我们看到，大姓名士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具有活动能量的分子，一方面他们是控制地方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央集权的对立面，并最终构成汉末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的头面人物通过辟举步入中央，即由“世仕州郡”到“世为公卿”以后，又具有反对地方割据、维护中央政权的一面。不过他们作为地方势力的一面仍时有体现。东汉末年，反对宦官的名士集团被称为党人，受到禁锢。宦官外戚集团是宫廷势力即王权的代表者，他们与党人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央王权与地方势力的对立。我们看到身受禁锢的党人名士们在朝廷的斗争中败北以后，又回到地方上继续斗争。当黄巾起义被镇压，当权宦官与党人名士间的斗争再度激化的时候，部分名士为了翦除宦官，甚至不惜冒易代废帝之大不韪。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地方武装上，后来谋诛宦官的大将军何进，率军入洛的凉州军阀董卓，所依靠的政治力量也无非大姓名士。再后来发动讨伐董卓的袁绍，更是声震海内的大名士，而借讨卓之名一时纷起并乘机割据的大小地方武装，同样还是各地的大小名士及当地豪强。曹丕《典论》所谓当“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不过是这些长期培育起来的潜伏的大小封建割据势力乘此机会的公开暴露而已。[5]其实在此之前，除了宦官子弟亲族、宾客以外，布列中外的官僚基本上都是这一类大姓豪强及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