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至北魏前期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
自从西晋末年大乱，北方人民成批迁徙到江南以及东北、凉州等地，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姓豪门也抛弃了他们的田园。随着各族政权的更迭和无休止的战争掠夺，尚在北方的汉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也被频繁地强制迁移，或由南而北，或自东徂西，纷错往来，全视各个割据政权的统治需要而定。十六国时期见于记载的大规模移民竟达五十余次，[50]这一方面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游离状态（加之战乱和迁徙过程中的死亡），使北方农村中劳动力缺乏，生产停滞，大片土地荒芜；另一方面又使黄河流域的土地所有关系发生急速的变化，土地所有权乃至使用权都非常的混乱和不稳定。
我们知道坞堡组织在十六国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原有地方机构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又还没有建立起来，根基深厚的宗族乡里是当时最活跃和最可靠的社会基层力量。因此留在北方的汉族豪强，都纷纷集合宗族乡里，结坞筑垒以自保，一时黄河流域坞堡林立。无论是晋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还是北方各族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能忽视这些坞堡主的力量，往往根据其势力的大小而分别授予所占地区的地方官头衔，坞堡主之间也根据各自力量的强弱相隶属，这样就形成坞堡组织部分取代原有地方行政系统和基层组织的局面。
当时的坞堡组织大抵可分两类。一为本地大姓豪门在其家乡附近所建。《晋书》卷八八《庾袞传》称西晋末大乱，“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在那里“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及贼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进行抵抗。兖州高平人郗鉴在永嘉之乱时率千余家到邻郡鲁郡的峄山避乱，后被东晋遥授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在本土结坞自保的广平大族游纶，则被石勒署为将军。另一类坞堡是流民组织，即所谓流人坞主。《晋书》卷六三所列诸人大抵都是这种流人坞主。如平阳人李矩被流徙的乡人“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东郡人魏浚先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再屯洛北石梁坞；余不备举。此外如刘琨之在太原，祖逖之据谯，虽然都具有晋朝地方军政长官的身份，实际上也类似于流人坞主。
无论是本地大姓豪门就近择险屯守的坞堡，还是保聚异乡的流人坞堡，都是战乱时的一种特殊组织。坞堡主对于统率的群众，既是家长，又是领主。所有群众都是他的领民，又是包括子弟宾客的家族组成的武装即家兵和部曲。他们在坞堡主统率下从事战斗和生产，所实行的大抵是屯田制。本乡就近建立的坞堡尽管没有离开本土，但也无法完全保留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因为在屯田方式下，土地名义上为坞堡组织所共有，实际上由坞堡主支配。流人坞堡组织既脱离本乡，自然丧失原来的土地占有关系，而在新的地方建立坞堡后，又必定要占据土地，组织生产。如上面提到庾袞先在邻县的禹山结坞，后见时局恶化，流徙到林虑的大头山立堡，而在大头山下耕种田地，实际上是在武装保护下的屯耕。《晋书》卷六三所载流人坞主邵续在与割据青州的大坞堡主曹嶷的对峙中，曾被嶷“破续屯田”；李矩曾派他的部将郭诵到阳翟“阻水筑垒，且耕且守”。又如刘琨在太原，“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51]，拿着武器从事生产；祖逖在谯“佃于城北，虑贼来攻，因以为资，故豫安军屯，以御其外”。收获时“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52]。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土地究竟归谁所有。而且流人坞主迁徙不定，在长期混战中兴灭无常，彼此掠夺人口或者被兼并者强徙居民的事常有发生，这就更加造成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巩固。至于《苻健载记》所记以流民大都督屯田，所耕屯的当然也是无主抛荒之田。
自刘、石之乱到北魏统一的百余年间，中间固然有相对安定的时期，比如《石勒载记》所说的“司冀渐宁，民始租赋”，以及前后燕占领河北，苻秦统一北方和后秦时期。但都为时不长，遂即大乱。在这短暂的和平中，国家户籍上的户口，大致还保持一定数量的自耕农民，从上节所述前燕户口可证。但由于战祸旋即发生，这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自然是不稳定的。
林立于黄河流域的坞堡组织随着北方走向统一，有的被消灭，有的自行解散。但坞堡可以消失，坞堡赖以建立的宗族乡里组织却依然存在。拓跋魏统一中原的时候，还是遍地可见这样的宗族集团。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
关于宗主督护制的土地占有情况，没有具体史料可以说明。宗族成员应该各自拥有大小不等的土地，事实上当时北方的荒田也很多。其中大小地主从以后的均田制奴婢受田来看，可能比较普遍地使用奴隶劳动。豪强拥有荫冒户，在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就十分普遍，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这种大户苞荫的形式正是当时坞堡组织的基础，若遇战争立即可以形成一支以宗族宾客亦即荫户组成的武装队伍。北魏宗主督护制同样是在大户苞荫的现实基础上建立的，但荫冒户与宗主之间的土地关系我们也不清楚。可能是带着土地投靠豪强，耕种的仍然是自己的土地；也可能是在豪强荫庇下垦种无主之田或佃种豪族的土地，于史均无具体例证。据《魏书·食货志》所载太和十年（486年）行三长制诏称，“富强者兼并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因而施行三长制时，“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充分表明豪强兼并的问题是严重的。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太和改制前，宗主督护制还有短时坞壁屯垦的迹象。《北史》卷三三《李灵附孙显甫传》：“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显甫为北魏第一流高门赵郡李氏，他所集合的族人达数千家之多，则赵郡李族聚居恐怕将近数万家。显甫所开之李鱼川应即是垦荒，大概显甫以宗主身份主持土地的分配，甚至是集体屯垦。魏末葛荣起义，显甫子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53]，显然元忠继承了其父的宗主地位。诚然那时宗主督护制已废，但大姓实际上自有其宗主，这种宗族力量是不能消除的。《通典》卷三所载《关东风俗传》称魏末齐初，“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这种情况自然在以前即是如此。(https://www.daowen.com)
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状况一直延续到太和改制以前。李安世上疏建议均田，说到流移人家返乡争田，而“年载稍久”，甚至“事涉数世”，故难以判明。又说争地者“远认魏晋之家”云云。[54]可知返乡所争之田是数世以前他们祖先因流徙而抛弃的，长期以来归属不明。李安世的上疏表明，这些久弃土地的归属问题引起了激烈而长久的争讼，同时也表明北方土地所有权长期不稳定的状况开始改变，正在趋于稳定。
十六国以至北魏前期，与土地所有权不稳定相联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存在大片的荒田。西晋末年以来的频繁战乱，使大量人民死亡、流移。留在北方的人民更是经常处于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大量劳动力长期游离于土地，致使黄河流域及关中的大片大片土地长期抛荒。北魏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每下一地，往往将大批人户迁到代京一带。如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曾经一次迁徙河北各族人民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人到代京及其附近地区，[55]致使人口业已减耗的河北地区更为空荒。河南一带，永嘉乱后人民相率南迁，所谓“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直到桓温北伐，河南仍是满目萧条，史称“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56]。破败荒凉的程度更甚于河北。北方统一后，战争趋于平息，北魏便企图从别处迁徙人民到河北等地填补空荒。如拓跋焘真君五年（444年）曾迁徙被征服的北部民到冀、定、相三州为营户，这次反魏的北部民有五千余落，杀死之外悉被迁徙，为数必不少。真君六年、七年又曾“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57]。拓跋宏延兴年间（471—476年）又两次迁徙敕勒部落于冀、定、相、青、徐、齐、兖诸州为营户，暗示黄河流域大量荒地的存在。直到孝文帝迁洛之后，还在黄河南岸开辟广阔牧场。《魏书》卷四四《宇文福传》称：
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
那时（太和十七年，493年）均田制早已施行，黄河两岸却还容得下如此广大的马牧。十六国时期石赵、苻秦以及中原地区的坞堡组织曾以屯田方式垦荒生产，北魏早期也曾在五原屯田。《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九年（394年）条载，“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阳塞外”。其地当今河套的北套地区，规模颇大。直到均田制施行之后，我们还看到北魏“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屯田。州郡民的十分之一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样大的屯田规模，足见北魏境内国家掌握的无主荒田面积之广。至于南北交界的两淮地区，直到魏宣武帝景明正始之际，还在广开军屯，“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58]。总之，即使在均田制施行后的北方仍有大量的未垦荒田。而大片国有荒地的存在，正是均田制得以推行的重要条件之一。
荒田和无主之地的相当一部分被强宗豪族所占，上引李显甫开李鱼川即是一例。《魏书·李安世传》说，由于饥荒，民多流移，豪强多有隐占。豪强广占土地接纳流亡是南北朝的共同现象。但南朝的隐丁匿口不上户籍，北朝的荫附户“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如上节所述，自十六国以来即是如此。然而十六国的坞堡制以及北魏前期的督护制下，这些隐附户口似乎是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北魏前期户租重至三五十石，实际上即是对北魏一家三五十户的一种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