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六国时期

永嘉乱后，北方各族先后在黄河流域、关陇、河西以及辽河流域建立政权，其中不管哪个政权，本族成员总是军队的主力和骨干。

刘渊起事，选择在匈奴聚居的左国城，主要兵员来自匈奴五部之众。史称起兵两月，即有“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石勒初起，没有自己的部落可以依靠，但稍能立足便注意打出羯族酋帅的旗号，派人到羯族聚居的“并州山北诸郡”招附本族成员。前秦早在苻洪时即以关中群氐的首领身份拥有大量部族兵。姚秦的军事实力同样来自羌族。[12]可见诸入塞少数族起兵，均是依靠本族部落，保持在内地的部落组织是他们的基本兵源所在。诸如起于北方边境地区的鲜卑拓跋、慕容诸部，部落尚是他们的基本社会组织，故其军事力量更只能来自本部族。

但十六国时期的任何一个少数族，都不能仅仅依靠本部族力量，在汉族众多的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进行统治。当某一少数族在中原地区取得军事政治优势时，往往允许附从于己的其他部族保持部落完整，并要求他们承担奉命调发军队的义务。刘渊举兵反晋以后，影响日益扩大，史载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徙都蒲子，“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13]。关中氐酋苻洪、羌族首领姚弋仲也先后归附。后刘曜被后赵击败，苻、姚又相继向石虎输诚。归附同时，归附部族也就负有向征服部族提供兵员的义务。少数族政权往往把这些附从部族作为自己军队的重要来源。由于附从部族保持自己的部落，对这些部落的征发，就只能通过其酋帅进行，刘汉、石赵、姚秦等政权中的单于台，就是为了保证对附从部族的管理和征发而设。(https://www.daowen.com)

在各族政权直接控制的区域内，汉人除交纳租赋负担差调外，通常只服力役，不服兵役。只有在发动大规模战争时才普遍征发汉族编户。例如前燕慕容儁准备大举南侵、前秦苻坚大举南侵时，都曾大规模地普遍征发民丁。石勒的军队中有为数不少的汉兵，其中有在将领率领下投降的西晋部队和放弃抵抗的流民武装，如“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石勒，勒使矩统其垒众为中军左翼”，北中郎将刘演部将临深、牟穆等“率众数万降于勒”。[14]有关史籍表明，石勒并没有将这些晋军降部分别编入部落军，而是令其单独成军。石勒败降雍州流民武装王如、严嶷等部后，大抵也是同样对待。除此以外，少数族军队的汉兵还有由坞堡组织提供的士兵。汉人坞堡主归附某一政权后，他们同统治者构成的关系，类似部落酋长同征服者的关系，坞堡主向征服族提供士兵和粮食，以换取自己的地位。石勒攻击魏郡、顿丘诸坞堡后，“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苻坚于淝水败后，被慕容冲军围困在长安，“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15]。

综上可知，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少数族无不以本族成员作为军队的骨干。以本部落民为基础，并有大量附从部落参加而组成的部落军，是十六国少数族政权的基本军事力量。无论是本部族，还是附从部族，均采取普遍征兵的方式。当兵是部落民的义务和权利，他们正是以所有部落民都有兵役义务的观点，来对待统治区域内的汉人，在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普遍征发汉族民丁当兵。他们同样是用对待附从部落的办法，把投降的晋军、归附的坞堡主和流人武装皆视同附从部落，从中调发队伍参加作战。总之，十六国时期，魏晋的世袭兵制已经不复存在，代之的部落军，兵士身份至少不低于一般同族人，甚至更高。当兵的汉人在身份上除了民族歧视外，在兵役上也被视为部落或附从部落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