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魏时期
北魏是鲜卑拓跋族人建立的民族政权，前期兵制与十六国诸政权大致相同，最基本的一点便是以拓跋族为主力和骨干并包括附从诸部落组成军队。据《魏书·刘洁传》，直到太武帝时汉族人也只“服勤农桑”，承担租调力役，不参与军事征讨，也就是说常备兵不征发汉人。北魏与南朝作战时，有时也强制征发一些汉人为兵，但那是临时性的，非正规的，而且往往在骑兵的驱逼下打头阵，被当作“肉篱”送死。[16]拓跋族及附从部落人组成禁卫军、远征军以及边防军或内地驻防军，统率军队的主将照例是拓跋宗室贵族，下属各级政权也都是本族或附从部落人组成。《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记魏初制度云：“其年（登国元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这是禁军，这种制度直到太和改制前不变。从《宋书·索虏传》中屡见幢将、三郎之称，充当三郎卫士的应都是拓跋及附从部落人。孝文帝迁洛，下诏代京人户南迁，称为代迁户，那时禁军有羽林、虎贲及直从三类，诏以代迁户悉为羽林虎贲。[17]我想所迁之代京人户大致本充禁军。羽林、虎贲中以拓跋族人为主，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前品令有高车羽林、高车虎贲，他们不但不会受到歧视，而且比士人更为优越，孝文帝重视士人并区分清浊，仍然不能不让包括羽林、虎贲在内的武人和士人同列清途。但实际地位业已降低，因而张仲瑀有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的建议。[18]从这里可以看到羽林、虎贲基本上保持原有的身份。
魏初已在今内蒙及山西北部陆续设置军镇，派遣拓跋族人防守，以宗室贵族为镇都大将，外御茹茹高车，内控缘边诸族。这些军镇的兵士即是居民，配给土地营种，军民完全合一，这类军镇在太和时大致有六至七镇。在今宁夏设置的薄骨律、高平等镇，也属于这种类型，但那里原有胡汉居民，并非全是派遣来的拓跋族人。《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称，六镇起义后，李崇领兵镇压，兰根为长史，向李崇建议改镇为州，他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设镇所在地广人稀，可知北镇初置，并无居民。如兰根之说，则镇兵有两类：一是“中原强宗子弟”，应是汉人；二是“国之肺腑”，则是拓跋族人。但我们罕见北镇有中原强宗的后裔，即使有之，也不居重要地位。而且类似谪戍，与本族人不同。拓跋珪占领冀、定、相等地后也设镇驻军，定州即有八军四万人之多。[19]那里本是汉族居民聚居地区，经历一段过程，最后驻军都由地方长官统辖。像这类设置在原来城邑的镇魏初很多，后来都先后废镇为州。显祖拓跋弘时占领了刘宋淮北诸州，南方边境线进一步南推。迁都洛阳后，代京的拓跋族人大部分迁洛，再也没有足够的本族人移往南境驻防，于是原在河北诸州的驻军被分遣到徐、兖、青、齐诸州，不足，又加上附从诸族即所谓“胡人”，甚至还有来源不明的汉人。和河北诸州一样，南边驻防军都在原先汉人聚居地区，大抵先是州镇并立，最后废镇为州。按照惯例，拓跋部族在攻占敌国都城及重要城邑后，总是把城内人户（在城居住的不外官吏、兵士、商人或避乱入城的豪族等）迁移到代京或北方诸镇。派遣来的驻军及家属，就居住在迁空或半空的城中，因而这一类型的驻防军被称为“城民”。驻防军的身份和禁军相同，也是部族军。[20]《魏书》卷一八《广阳王渊传》载其六镇起义后上疏论北镇人户由来，有云：“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这是说充当北镇边防军的都是高门子弟，后面又说是“丰沛旧门”，即是指拓跋本族人。他们获得免除赋役的待遇，还可以升迁作官，可知北镇军的身份不低于禁卫军。第二类型即驻防内地诸州的城民，身份也应相同。他们的任务除了防御南朝北伐以外，便是镇压散处乡村的土民的反抗。所谓土民实际上很多是在后燕亡灭时随同慕容德迁来的河北人。直到魏末，青齐城民与土民的矛盾仍然激化，《魏书》卷六六《崔亮附从弟光伯传》曾说“城民陵纵，为日已久”。由于城民本是拓跋政权派来的驻防军，因而长期以来欺压土民。[21]
综上所述，北魏时期的禁军，三郎卫士或羽林虎贲，以及作为边防军或驻防军的镇民、城民，早先是以拓跋族人为主体或骨干的部族军，他们的身份至少不低于本族人民。北镇兵和城民都是世袭兵。源自三郎卫士的羽林虎贲自拓跋族和附从部落中选拔，后来又行召募，似乎不是世袭，但从代迁户均为羽林虎贲看来，也带有世袭性。这种世袭和南朝世袭根本不同，因为南朝世袭兵渊源于三国的士家，那是家兵部曲的模拟；而北魏则是源于部落兵，身份高卑悬殊。
北魏后期北镇兵的地位日益降低。据上引《魏书·广阳王渊传》和《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在六镇起义后所论北镇人对于洛阳政权的不满，都谈到这一点。元渊说：
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蹤，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
元渊所说可概括为两点：一是镇人的升迁之路被堵塞，他们只能充当低级军吏虞候白直，最高也不过升到军主，那是低级军官。留居在京（应泛指代京、洛阳）的别房的同一氏族人却能当上清官、大官，待遇截然不同。而且由于防止充配边镇的犯人逃往塞外，便禁止镇人离镇外游，以至从师游学和到外地去谋求官职都不可能。这里是说出于同一氏族的人只因居京和出镇的不同而政治待遇高卑悬绝。二是迁都洛阳后轻视镇将人选，受任者专务聚敛，又有犯法配军的贪官污吏为他们出谋划策，剥削镇民，导致镇民的怨愤。第一点抱怨当不上清官、大官的，当然多半是北镇上层分子，第二点受害者则多半是普通镇民。无庸赘言，镇兵的地位大大降低了。魏兰根建议改镇为州，也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魏兰根所说与元渊所说第一点一致。
在孝文帝改革以后，重文轻武，文武分途。文武分途意味着士庶分途，清浊分途，这在上章已经论及，从而军人身份的低落带有普遍性。张仲瑀即建议在选举上“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其中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北镇兵。不过北镇兵即使身份低落，仍与南朝世袭兵不同，他们抱怨不能当清官、大官，不能游学游宦，这种抱怨对于卑贱身份业已固定的南朝世袭兵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也没有人为他们鸣不平。
上面提到北魏前期汉人没有常规的兵役。但从拓跋弘占领淮北后，我们已看到由汉人充当的番兵。《魏书·食货志》称“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据《魏书》卷四四《薛野䐗附子虎子传》载，太和四年（480年），虎子以彭城镇将迁除开府、徐州刺史。传称：
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任其私用，常苦饥寒。虎子上表曰：“……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论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利私，则横费不足。非所谓纳民轨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耘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匪直戍士有丰饱之资，于国有吞敌之势。(https://www.daowen.com)
据传所云，可知太和四年徐州有一种携带资绢十二匹的戍兵，按“未及代下”之文，这种戍兵是番代上下的，即是后来元澄所说“常戍宜遣蕃兵”[22]。番代期限通常是一年，即是《薛虎子传》所说：“在州戍兵每岁交代，虎子必亲自劳送。”薛虎子建议以戍兵之半开创屯田，其时拓跋族或其他北方少数族人固然已多从事农业劳动，但如此大量使用于屯田，应出自汉族农民。他们被征发南戍，番代上下。但当时征发的具体情况，我们完全不知道。可以明确的是早自太和以前汉人已经被征发兵役。戍兵每人携带资粮之绢十二匹，徐州戍兵不减四万，通计应有四十八万匹之多，如此巨额支出，不可能由征纳的调绢中支出，应该仍是由民间征纳的。[23]
由此可知，这些由汉人充当的南边番戍之兵是自己携带十二匹绢作为番戍期间衣食之资。自薛虎子建议之后，兵绢被收归军镇，即以绢市牛，开垦屯田，屯田收获充兵食。
戍兵贫富不等，所携资粮之绢为什么人人都是十二匹？贫穷兵士能承担么？为什么不多不少恰好是十二匹呢？很可能即是所谓丁兵制，即十二丁为一组，轮番服役，每丁纳绢一匹，当番之丁，受取不当番的同组十一丁之绢，作为资助，合自己应纳之绢，共十二匹。[24]如上所述，拓跋焘时汉人只限力役，并无常规兵役，至迟在拓跋弘时业已形成番戍制度。但是这种由汉人充当的番戍兵只限于南边，他们服兵役实际上只是力役的延伸，或者说是兵役形式的力役。
南边戍兵既有固定番期，其身份和作为驻防兵的城民大不相同，也和北边府户不同。《魏书》卷六九《袁翻传》载世宗元恪时议边戍之事，翻上议云：
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场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吴楚间伺，审此虚实，皆云粮匮兵疲，易可乘扰，故驱率犬羊，屡犯疆场。
据“收其实绢，给其虚粟”和“吴楚间伺”之言，很明显袁翻说的是南边戍兵，即薛虎子所说携带资绢的番兵，他们征自普通农民，“绵冬历夏”而不云绵历岁月，亦可证番期为一年。征自汉族农民的南边戍兵既与源自部落军的三郎卫士、羽林虎贲不同，与源自部落军出戍的北镇府户及南北城民不同，与魏晋以来的世袭兵及募兵也不同，这种南边戍兵是普遍征发的。[25]《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传》云：“魏孝明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羊以食之。”所谓西戍当指戍关中，据上引《袁翻传》，南戍之兵是“收其实绢，给其虚粟”，十分困苦。这些西戍的清河兵何以代还时还有那么多的绢送给李元忠呢？是否误“去”为“还”呢？这个问题姑且不论，却可以看到直到孝明帝元诩时这种普遍征发的番兵仍然纷错于道上。
如上所述，北魏前期汉人基本上没有经常性的兵役，代京的中央禁军、北镇兵和各地的驻防军都以拓跋本部人为主，辅以其他附从诸少数族人充当。至迟在献文帝占领淮北后，除了原派驻河北诸州的驻防军及征发所谓中原强宗子弟南戍青、徐、兖以外，又从汉族农民中征发戍兵，这是丁兵制。自此至孝文帝迁洛以后，北魏军队包括两类：一是主要由拓跋本族人组成的禁军所谓羽林虎贲、北镇府户、诸州城民，这种军队组成基本上继承部落军遗轨；二是自均田民中征发的番兵，他们原先似乎总是戍防南边，魏末更及于西部（应是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