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间的旧门阀

门阀制度趋于消灭是南北朝后期的共同历史倾向，我们在第二篇第二章业已论及。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特殊表现形式的，以中正品第、州郡辟举、仕宦清浊等为具体内容的门阀制度之趋于消失，诚然反映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深化，同时也反映了门阀大族业已丧失和宗族乡里的紧密联系从而表明地方势力的削弱，然而它并不等于门阀阶层的消失，更不等于门阀贵族在社会上特殊地位的消失。门阀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其流风余韵还要存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在隋初和唐初，南北朝以来各地的旧门阀业已丧失过去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但他们在社会上传统的崇高地位仍程度不同地得以保持，同时我们看到，由于地域环境的差别和历史遭际的不同，各地区的旧门阀在社会政治上的地位亦各有不同。

如前所述，江南地区的侨姓高门早就离开了他们的宗族乡里，在东晋时，由于他们和王室的特殊关系，掌握了军政大权，特别是掌握了以侨人组成的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因而一直高踞统治的顶层。南朝以降，侨姓丧失了军事上的统治地位，只是凭借被公认的崇高社会地位，皇朝更迭之际还需要他们的合作，因而得以维持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实际上他们业已丧失政治上的决策地位，后来不过成为浮在上层的政治点缀品而已。吴姓高门其实只限于三吴地区，他们当然还和宗族乡里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日渐淡薄，从陈亡以后，组织乡里起来反隋的几乎没有一个高门即可看出。大抵迭经侯景之乱、西魏攻占江陵以及隋灭陈数次打击，本在衰落中的江南士族，无论是侨姓还是吴姓，除了如吴兴沈氏等个别家族以外，在江南基本上不复存在。迁入关中的江南士族中，虽然仍有人跻身于统治核心，得以支撑门户，但这固然由于他们的门第阀阅尚受到社会的尊重，更由于传统的文学修养，使他们在北朝后期以来崇尚南朝文化的风气中致身通显，依附于关中军事贵族而维持其政治地位。如会稽虞世基、世南兄弟，号称博学多才，世基在隋朝官至内史侍郎，“参掌朝政”，世南亦以文名显于唐初。又如出身侨姓名门的钱塘褚亮、遂良父子，高阳许善心、敬宗父子，均以文学著称，在隋唐间致身通显。正如《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末“史臣曰”所称：“二虞昆仲，文学炳蔚于隋唐之际；褚河南父子，箴规献替，洋溢于贞观永徽之间。”

南朝齐梁宗室兰陵萧氏在隋唐政权中人物繁茂，其中尤以昭明太子后梁一系最为鼎盛。这与后梁政权长期附庸于西魏北周有关。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萧詧一系与隋唐皇室的联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兰陵萧氏也是具有文化传统的侨姓大族。如果说联姻皇室是他们步入隋唐政权上层的一个媒介，那么他们得以在关中长期维持门户，所谓“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1]，则仍然有赖于其家学渊源和文化修养。有关兰陵萧氏的情况，毛汉光氏《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一文论述已详[2]，这里不再赘述。上述表明，南朝旧门阀主要依仗文化优势跻身隋唐统治核心，获得政治地位，高贵的阀阅血统并不是他们进身的凭借，更不是他们维持门户的主要因素。门望更高于兰陵萧氏的侨姓王、谢二门以及吴姓高门朱、张、顾、陆等，在隋初唐初基本上没有显赫的人物。贞观宰相王珪乃是梁朝名将王僧辩的孙子，在南朝算不上高门，唯僧辩诸子即王珪父叔一辈多习文事，季叔王頍隋代号为通儒，并以文学见长，载入《隋书·文学传》中，王珪本人曾与诸儒正定《五礼》，当以儒学见长。[3]又如贞观宰相南阳岑文本，在南朝并无显赫的家世，也不是第一流高门，但其祖父善方“博综经史，善于辞令”，文本继承家学，亦“博考经史”，“善属文”，[4]因此他虽然“出自书生”，“非勋非旧”，以“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却凭着自己的家学与文才，最终步入唐朝统治核心层，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他的侄子侄孙岑长倩、岑羲先后致位宰相，“一族登清要者数十人”。

东晋、南朝以来，北人就以江南为文物衣冠的正统所在，北朝末年以及隋初唐初，崇尚南朝文化蔚为风气，这使得江南旧门阀中的一部分人得以在隋唐之际以家学文才支撑门户，依附并挤入关中勋贵集团核心。对于早就开始没落并先后脱离自己宗族乡里的南朝侨土士族来说，依凭文学进身的道路是他们在北方政权中获得并保持政治地位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以后山东士族将要走的道路。科举制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条进身道路的制度化（详下）。但这样一条道路却正体现了门阀制度的崩溃。因为如所周知，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虽然大都有文化修养，但文化修养却不是他们获取政治地位的決定因素，他们主要凭借门阀世资，坐取公卿，故“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所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5]

现在我们来看隋唐间的山东士族。如前所述，魏孝文帝品定士族，高门多集中在河北。与南方士族不同，大多数北方士族始终具有深厚的宗族乡里基础，而且由于永嘉乱后北方长期战乱，只有聚集宗乡自卫才能立稳根基。故北方士族大多有军事才能，即使任官中央也始终拥有地方实力。直到东魏北齐，他们始终保持着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宇文泰在西魏推行改革，力图打破选举上的门阀特权，所谓“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继而隋朝废除了传统的州郡辟举和九品中正制，在选举上继承和发展了北周“选无清浊”的趋势。据《隋书》卷七二《陆彦师传》，开皇初，彦师任吏部侍郎，有鉴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故“颇甄别于士庶”。而据同书卷五六《卢恺传》，恺在开皇中期以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时，被控荐用尉迟迥党羽房恭懿，及优先录用苏威亲戚，隋文帝指斥他“将天官以为私惠”，“便行朋附”，被除名为百姓。本传又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遂及于此。”可见卢恺的最大罪错还在于违反了隋朝官无清浊的选举原则。按范阳卢氏为山东第一流高门，卢恺的第一个罪名是荐用了“尉迟迥之党”。尉迟迥相州起兵时，史称“赵魏之士，从者如流”。“尉迟迥之党”主要即是山东士族。卢恺荐用的房恭懿即属清河房氏。卢恺、薛道衡、陆彦师之甄别士庶，恐怕主要就是启用山东人士。

前文即已提到，山东士族在北周灭齐及杨坚镇压尉迟迥时相继受到打击，邺城衣冠人士在齐亡后多被迁到关内。上引《卢恺传》表明，参与尉迟迥起兵的赵魏之士入隋后长期被禁锢不用。《金石萃编》卷四三《房彦谦碑》称隋朝凡“齐朝资荫，不复称叙，鼎贵高门，俱从九品释褐”。同样是压抑山东人士。大业初年，通事谒者，出自关中著姓的韦云起上疏奏称：“今朝廷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他还条列了这些“朋党人姓名及奸状”，经大理寺推究，“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党，配流漫头赤水，余免官者九人”[6]。郎氏兄弟盖即韦云起所说朝廷内山东朋党的领袖，他们是定州新乐人，敦煌所出伦敦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将郎氏列为定州五姓之二，充其量只能算河北二、三流士族，可见所谓山东朋党中并没有第一流高门。自开皇中卢恺、薛道衡因抽拔山东人士以“便行朋附”受贬，这是对朝廷内山东士族的又一次清洗，它反映了关中勋贵集团对于山东士族的警惕和压制。事实上除了东西魏分裂时早已入关的山东士族如博陵崔氏崔孝芬之子崔楷一系，以及周武平齐后进入关内的部分被任用的山东士族如李德林之类，他们通过依附或加入关中军事贵族集团以保持其政治地位以外，隋朝统治核心中并没有多少著称的山东高门。李德林要算是隋代官位最显赫的山东士人，但他却并非赵郡李氏，也不出于陇西，而是博陵安平人，而且他也是著名的文人学士。(https://www.daowen.com)

隋末农民战争中，史称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对于周、隋以来日见衰落的山东门阀势力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我们看到，隋末纷起于山东河北的武装队伍中，领导和参加者绝大多数为下层群众，其中又有所谓“山东豪杰”，即非士族的当地豪强，如苏定方、李去惑、徐世勣、黄君汉、程知节、王伯当、常何等。他们一般都家富于财，武断乡曲，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隋末组织宗乡武装结坞作垒自保，或者抗拒义军，或者割据反隋，投附义军，其中绝少见到著称的高门。[7]这与西晋末永嘉之乱和北魏末六镇起义时山东士族豪强纷纷组织宗乡武装的情形很不一样。它反映山东士族一如江南士族，在朝的固已丧失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在本乡的也丧失了组织宗乡武装的能力。

唐代初年，山东旧门阀在政治上的地位已如唐太宗所说，“世代衰微，全无冠盖”。当然在唐初朝廷里也有为数不少的山东人，如太宗一朝共任用过宰相二十八人，高祖旧相以外的二十二相中，山东人十一个，即占了一半。[8]其中清河房玄龄、渤海高季辅虽属高门，却不能与崔、卢、李、郑王相比，魏征自称钜鹿魏氏，可能是依托。余如张亮、李勣、马周、张行成、戴胄等，大都是在隋末大乱群雄蜂起时乘机奋出的，家世寒微，甚者或起于农夫。其中只有崔仁师属于博陵安平房一支，照说是山东第一流高门，但这一支非但不预于七姓十家望族之列，而且世系上推至后汉崔州平，下降十世数百年全无名位，看来也可能是依托。

大抵可以说，在唐初统治核心层里，几乎没有山东第一流高门的席位。隋朝以来关中勋贵集团排挤和疑忌山东士人特别是山东高门的倾向，在唐初仍然存在。唐太宗虽然自称“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又说“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实际上却不是完全如此，“言及山东关中人”往往“意有同异”。[9]唐高祖、太宗每论及山东士人以门户自矜，总是愤疾难平。如下节所说，唐太宗还通过下禁卖婚诏，令重修《氏族志》，压抑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史称高祖太宗两朝“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家，未尝尚山东旧族”。[10]这对于当时山东士族的社会政治地位不能不带来深刻的影响。但它也从反面说明，山东名门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至于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学传统和文化素养更不会随着政治的失势而一朝丧失。山东也是全国经济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的地区，唐初关中勋贵集团可以在政治上有效抑压山东高门，但在社会、文化方面，山东高门仍有其优势，对之下节就要论及。

这里还要简略讨论一下关中旧门阀的情况。关中士族北魏时除陇西李氏情况特殊被列在山东以外，其他诸郡著姓，即使如京兆之韦、杜，地位也较山东高门为低。据柳芳所论士族之地域划分[11]，其所云“关中”实际上是包括河东之裴、柳、薛及弘农之杨在内的，亦即西魏境内诸著姓。他们在东西魏分裂之际也像山东士族一样，具有坚固的乡里基础，能够组织号称“乡兵”、“义众”的宗乡武装力量。自宇文泰推行拉拢利用关陇豪族、将西魏地方豪强武装纳入府兵组织的政策以来，关中河东地区的门阀豪强在政治军事上与武川系军事贵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直到隋朝唐初，他们仍冠冕不绝，官爵蝉联，在政治上享有优越的地位。柳芳说“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所谓雄和武、冠冕和贵戚，二者性质相近，都是说明他们在政治军事上拥有较高地位，而与尚婚姻的山东大族、重人文的江南高门，不是同一类型，后者虽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政治地位却远远不如。关中士族对待山东士人的态度，如韦云起之弹劾山东朋党，表明了他们对关中武川系勋贵集团的认同。当然隋朝唐初关中河东士族较为优越的政治地位也是依附于武川系军事贵族的结果，正像部分以文学进身挤入关中统治核心的江左士族一样，南北朝后期的旧门阀在隋朝唐初政治舞台上的荣枯兴衰，全视与武川系军事贵族的亲疏而言，具有传统的崇高社会地位的山东士族由于遭到关中统治集团的着意抑压，因而显得默默无闻。

大抵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落；有的衰弱得急遽，有的衰弱得缓慢。旧门阀日益脱离乡里，丧失他们固有的或者说使他们得以成为门阀的地方势力，不论江南、关中、山东和代北诸系，无不如此。脱离乡里有时是自愿的，有时是时势所迫，但士族一旦脱离乡里，就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12]西魏、北周以至隋唐中央政权的权力核心是武川系贵族集团，因而隋唐间各地旧门阀的门户盛衰决定于与武川系集团的亲疏关系，这是隋唐间各地旧门阀在政治上地位各异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