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制的萌芽

人所共知，唐代选举制度的一个巨大变化便是科举制，特别是其中的进士科在选举上取得优越地位。所谓科举，便是朝廷设置各种科目，通过考试，选拔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东汉时期州郡每年向朝廷举荐人才，名为茂才（即秀才，避光武帝讳）、孝廉，被举者地方掾属为多，他们通常也是地方著姓冠族。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秀才孝廉和辟举僚属一样，大都为士族高门所垄断。这种情形在南北朝时开始出现变化。《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八年（509年）五月诏云：“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门后品，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隋书》卷二六《百官志》又称：“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梁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可见梁武帝时具有射策资格的国子生也不限门第与名额，从而为寒人入仕开辟了一条道路。魏末北齐时的孝廉秀才，则已然是寒门出身的通路，当时高门子弟鲜有“通经仕进者”，诸郡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举秀才的门第条件也已非常宽松，如天保中，樊逊虽“家无荫第”，“门族寒陋”，却三次被举秀才，以第一名中第。《北史》“儒林”、“文苑”及其他诸传中被举秀孝的很多不属于高门。至于北周根本选无清浊，已如前述。[27]另一方面，秀才孝廉虽曾为士族垄断，但自来须通过考试，这类考试往往只是形式，梁代秀孝和国子生策试明经，贵游子弟常常“雇人答策”。[28]西晋时秀才试策五道，《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晋令》：“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晋武帝曾亲试华谭等人五策，策问及对策具见《晋书》本传，大抵皆军国方略、用刑宽猛之类。秀才策试时有时也兼及经文，不过“泛问经义”而已。孝廉则主要试经，西晋初，魏舒被举为孝廉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29]。这种秀才试策、孝廉试经的格局，历东晋南北朝大抵不变，在北朝末年似更明显。《周书》卷七《宣帝纪》初即位时下诏有云：“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即明确规定了贡举秀才和孝廉的不同标准。又据《北齐书》卷四四《儒林·马敬德传》，敬德因是通经的纯儒，故本郡举为孝廉。但他“固辞不就”，“诣州求举秀才”。州将考虑到“举秀才例取文士”，故无意推荐，敬德因请试方略，所答五条策问皆有文理，州将遂举送至京。结果赴京后试经“问十条并通”，“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他有一个叫刘昼的学生，没有考取秀才，“乃恨不学属文”。由此表明秀才试策特重文章，所谓“高才博学”。实际上此时秀才、孝廉考试科目的不同，也就是以后唐代进士、明经二科的区别。(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