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的军事组织
1852年冬，捻军不仅开始认识到一个统一的领袖与紧密组织的必要性，而且为了使二者成为可能进行了初步的尝试。这年冬天，萧县捻首冯金标和张凤山与其他十六名捻首一起，将他们的队伍聚集在蒙城附近。在这里，他们拥蒙城雉河集捻首张乐行为其首领。[1]次年一月，捻首们聚集于雉河集的一座寺庙内祭旗起事。[2]的确，推选首领与祭旗是起义初期常见的做法，其他起义群体在开始阶段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变化象征着捻军组织中某些东西在逐渐凝结。首先，蒙城众多捻股的集聚表明，捻军正在试图从以往分散、独立的队伍中建立起一支统一的武装力量。其次，承认张乐行为他们的领袖，意味着这些曾经各自为王的头目们，愿意将他们的权力，至少是暂时地，让渡给总首领。祭旗不仅意味着曾经分散的和无组织的捻股开始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发誓要进行一项更大的事业——起义。也就是说，他们告别了诸如酗酒、赌博、走私、械斗、绑架、抢劫这些低级的行为。众多捻股的联合扩大与增强了捻军的规模与实力，对新事业的重视开始展现出捻军的真正目标。
显然，此时所采取的行动还远没有带来任何体制上的革新。十八捻合为一捻无疑标志着对以往分散战斗力的改善，然而，这种结盟虽然代表着更高程度的联合，但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它尚未建立在坚实的制度基础上。这支队伍甫一成立，就迅速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考验。
颍州知州毛含煜无法容忍在其辖区内发生有组织的起义，于是他迅速对雉河集发起进攻。在毛含煜军队推进之前，捻众早已四散开来。张乐行和冯金标等捻首放弃了他们的大本营，向宿州的团练总办周天爵投诚。[3]在这里，张乐行被授予“勇目”的职位。[4]张乐行的投降或许是因为雉河集之战的失败打破了他对起义前景的信心，抑或是他希望给他被击败的队伍提供喘息的空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在周天爵大营内停留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经济上的困难，周天爵之后遣散了在张乐行与冯金标指挥下的乡勇。[5]
就捻军的组织体系而言，从雉河集之战受挫到1855年秋的这段时间内，官方记录中未见明显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捻首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仍一直努力使各股武装力量联合起来，这是他们自1852年冬以来一直重视的一项计划。这两年半的时间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此后便进入捻军组织发展的最后阶段。
1853年十月，蒙城、亳州地区的捻首们将五十八股捻合为一捻，此外，他们还让这些地方的村民为其服务。[6]此时，众捻中有四大头目，自称为四大天王。五个月后（1854年三月），亳州一名捻首张捷三在义门集建立其总部，并由此将其势力扩大到雉河集和临湖铺。[7]第二年的二月，捻军六千人拥护龚得为“都捻头”。[8]以上三个案例皆指明了何为此时捻首们认为的最重要的事情。然而，他们真正取得的成就不是形式上的统一，而是力量的扩张。事实证明，捻股数量上的变化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四大天王和张捷三所积累的力量很快被周天爵的继任者袁甲三消灭了。随着他们的首领被杀害、队伍被歼灭、“巢穴”被铲除，捻军遭受了比1853年雉河集之战更大的灾难。
这些事件也表明，在这一时期，张乐行本人并没有积极地参与捻军的组织工作。《安徽通志》的一份名单中列出了1853年十月聚集的捻首的名字，其中包括四大天王以及一些级别较低的捻首，但张乐行的名字并不在名单上。我们亦可以看到，张捷三已经将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张乐行的大本营雉河集，然而张乐行并不在张捷三的合作者之列。[9]龚得曾是张乐行的下属，但之后他重新聚集六千人并成为都捻头的行动显然是撇开张乐行独立完成的。除了在这些记载中发现的迹象外，袁甲三的奏折也揭示了张乐行在这一时期捻军活动中的消极状态。迟至1854年十月，袁甲三还在奏折中写道，张乐行在帮助政府保卫雉河集的名义下继续占领着雉河集。[10]据《涡阳风土记》记载，三年间（1853—1855年），张乐行在屈服和反抗之间摇摆不定。[11]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宿州知州郭士亨在1855年三月时毫不犹豫地赦免了张乐行，并希望张乐行能再次站到政府这一边。[12]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张乐行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的相对消极很有可能是1853年春至1855年秋之间捻军组织发展几乎停滞的原因之一。
一直到1856年一月，一个系统化的军事组织才最终形成。[13]但《豫军纪略》认为这一事实发生在1855年的秋天。[14]《方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豫军纪略》的说法。它告诉我们，在1855年秋，捻军将大量的小的捻股合并成五大股，同年冬天，他们集结了五股的力量进攻河南，这五股的首领分别是张乐行、苏天福、龚得、王贯三以及侯实[15]。[16]笔者认为这些记载之间并没有矛盾之处。考虑到过去两年半的不断尝试和失败，我们不应期许捻军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一个新的军事组织。因此，在它于1856年一月正式出现之前，必然已经经历了一些前期的尝试。《方略》中记载的有关1855年秋五股大捻的形成，可能正是捻军在数月后走向最终阶段的重要一步。这种推测也与1855年的实际情况相一致。
自1855年三月起，许多迹象表明张乐行又重新活跃起来，以及捻军在淮北的军事活动进一步加强。[17]小捻间的地方械斗逐渐让位于大股捻对周边省份的大规模进攻，据书中记载，其旗帜排列长达数十里。[18]这场战斗涉及如此庞大的队伍，如若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下文将对五旗军制进行介绍，它代表了捻军军事组织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潮。
1856年一月，淮北众捻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号“大汉明命王”。[19]依照规则，聚集在张乐行周围的队伍被划分成五大旗，分别用五种颜色加以区分：黄色、红色、蓝色、白色与黑色。每一大旗下又由五支不同颜色的镶边小旗组成。例如，黄旗下的五支小旗统一使用黄色旗帜，但旗帜再以与五大旗颜色相同的五种颜色镶边。[20]旗帜及颜色的划分、各旗的首领以及各旗的分布地点总结如表1[21]。
表1 捻军旗制
① 《方略》（卷157，第23—24页）将他记录在红旗白边中，《豫军纪略》却将其归在白旗之下。他一直与白旗首领们并肩作战的事实证明，他不可能属于红旗。目前的困扰是，现有的资料并没有显示白旗下的哪一支镶边旗是由其指挥的。
② 《方略》（卷157，第23—24页）将其记录在红旗黄边中。
* 史料中为“王怀义”。
③ 《豫军纪略》将其记录在红旗黄边下。但在《方略》中，一个名为侯实的人统领着红旗。依据我的判断，侯世伟与侯实是同一人。
续表
① 《豫军纪略》中没有记载苏天福指挥着哪一支队伍，也没有给出蓝色大旗首领的名字。《涡阳风土记》将他归到黑方旗之下。《方略》中记载，他称自己为“旗主”，并于1856年率领蓝旗远征，与其他四位旗主平起平坐。方旗与三角旗是后期才出现的，但苏天福在开始阶段就是捻军大的首领之一。在未找到其他的否定证据前，我将接受《方略》的说法，即认为他是蓝色大旗的首领。
② 《山东军兴纪略》记载，刘天福率领蓝旗与黑旗多次进攻山东［卷2（上），第14页；卷2（中），第4页］，但是在书中的另一处记录中，刘天福被称率领着红旗［卷3（下），第5页］。
在张乐行之下，大捻首们均自称旗主或副旗主。[22]隶属于大旗下的小捻首被称为捻头。这些头衔有时会引发困惑并造成一些误解，让人误以为捻军效仿太平天国建立了等级制度。确实，张乐行接受了太平天国授予他的沃王的称号，[23]许多大捻首也被太平天国封王，被授予诸如侯王、豫王、燕王、福王、安王、义王的称号，[24]但就捻军的组织而言，这种与太平天国的联系仍是非常表面的。如我们在五旗军制中看到的，捻军组织保留了它的完整性。如果说捻军和太平天国之间有任何相互模仿的话，那应该是之后的太平天国残部复制了捻军的作战艺术并加入了捻军。[25]
那么，这个独特的体系是从何而来的呢？捻军自身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答案，但其他地区采用类似体系的宗教起义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画面。
我们向北看，在山东东部的莘县和邱县，有一群隶属于八卦教的教民，八封教是白莲教的分支之一。该教派分为八宫，每宫都取八卦中的一卦为其名号，并将它们分别与五方位（包括中）、五行、五色以及十天干联系起来。[26]例如，在该教派中，正北一宫名为坎卦，与北相关联。山东的教民严格遵循了这种命名法。如习坎卦的分支悬挂黑色旗子，[27]其营地命名为壬癸，壬癸是十天干中的两个。[28]另外四支也依照同样的模式来为他们的旗定色、命名。[29]八卦、五方位、五行、五色、十天干通常以表2的方式进行组合：
表2 八卦教命名体系
捻军采用彩色旗帜，特别是五色旗，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也不是模仿太平天国，虽然太平天国也使用彩旗。在太平天国，黄旗留给了东王和西王。[30]这种安排显然符合中国古代的惯例，即黄色是皇室的专用色。但这与五色崇拜毫无关系，五色崇拜是与五行和五方位相关的。在我看来，捻军的军事制度应该追溯到白莲教及其分支所持的教义。[31]1853年，在捻军的五旗军制形成之前，清军曾在剿捻所获的战利品中发现了印有八卦的旗帜。[32]1856年后，捻军用“先锋”“右营”“左营”等术语来代表小旗的分布方位。[33]这种分布方式还远不能展示捻军五旗军制内部组织的全貌，仅仅暗示了捻军对五方位的应用。捻军将旗帜分为五旗，不是四旗也不是六旗，是因为每一旗都根据其颜色被指定了一个固定的方位。据政府官员上报，除张乐行外，还有四名统帅分别对应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共同统领着整个捻军。[34]在这个案例中，方位的因素决定着捻军各旗的分布。因为采用了五方位的分布方式，大的捻旗也像小的捻旗一样被一分为五。这就保证了五旗军制下每个大旗都可以，至少是理论上可以，在机动作战时保持其方位不变。
除了概念上的影响外，实际情况的需要也促使捻军采用五旗军制。由于捻军首领很难将数以万计的独立捻股彻底地、迅速地集结起来，因此将它们系统性地纳入五旗军制似乎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各大旗控制着众小旗，而大旗捻首自身与作为盟主的黄旗首领拥有平等的地位。这不是人们第一次达成这样的妥协，在捻军之前，满人曾在发展满军八旗制度时用了同样的方式。
捻首们也不可能突然之间就将松散的队伍变成铁板一块。之前捻军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无规则特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捻军的五旗军制中，我们有时会发现，两个身居不同地区的人或两个在不同省份作战的人却使用着相同的旗帜。[35]同一颜色的旗帜由不同捻首独立指挥的事实表明，全军从来没有严格地遵从五大旗的限制，以及每个大旗下的细分也必然超过了五个旗。之后，这种无规则性扩展到旗帜的颜色与形式。随着捻军的扩张，他们在原有的五色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面杂色旗。为了满足日益壮大的队伍的需要，捻军又设计了一些新的旗帜——最初的旗帜是长方形的，之后又为新加入者创造了更加多样的方旗与三角尖旗。[36]
正如一支完整的军队是由一定数量的大部与细部组成一般，包括骑兵在内，每一小旗的人数被设定在两千到四千之间。[37]如此，一个大旗的最大容量就被固定在两万人左右。不过，既然捻军并无倾向去严格限制旗的数量，那又怎么能期望他们可以控制单个旗的大小呢？
在作战时，经常可以看到捻军集结五大旗向同一个目标进攻，目的是通过覆盖更大的区域来索取必要的生产资料。[38]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只会有二到三个旗联合出动。有些时候，当白旗、蓝旗、黑旗在山东作战时，淮河沿岸也会发现同样颜色的旗军。[39]即使在同一个战场上，同样颜色的旗军也会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战斗的时间长短也不尽相同。[40]
撇开这些异常情况，捻军至此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军事组织，而不再是一个由众多独立捻股临时聚集起来的团体。从这时起，捻军不再称呼其军队为“一捻”，因为这个词象征着松散的组织。他们将其军事建制命名为“旗”。五旗军制为捻军提供了一个由最高统帅统一指挥的军事框架。虽然张乐行只是直接控制着五大旗中的一旗，而他的头衔也正如其他首领所公认的，只不过是“盟主”。但是，将黄旗分给张乐行体现出他的最高地位。[41]根据白莲教的教义，黄色在五方位中代表着“中”，[42]因此，这是一个将他与其他旗区分开来的标志。此外，“大汉明命王”的称号早已表明了张乐行在捻军中的至高等级。事实亦是如此，虽然其他旗的首领偶尔也会单独采取行动，但在通常情况下，捻军的大多数成员还是会服从张乐行的意志。1858年，张乐行手下掌控的人数达到了十万。[43]仅黄旗本身是无法控制人数如此巨大的军队的。
毫无疑问，与1853年一月时难以计数的捻股相比，捻军五旗军制的建立是其组织制度上一个显著的进步。此时，张乐行面临着比1853年严峻得多的考验。袁甲三集结了三省的兵力，企图一劳永逸地、彻底地消灭捻军。[44]以与1853年同样的方式，张乐行再次被赶出了雉河集。但是，这次战败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上次失败后截然不同。张乐行不仅没有主动投降，反而在几天的时间内，便在此役后仅存的四百余人的基础上重新组建出一支上千人的队伍，[45]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几乎征服了整个淮北地区。[46]
张乐行得以在此次战役中幸存并进一步扩张证明了这个改进后的军事组织正在发挥着作用。自1856年起，四散在各地的捻股终于在五旗军制下找到了它们可以真正团结的中心。捻军权力的基础自此从一个较低的组织层次提高到一个较高的层次，从当地武装提高到地方势力的层次。与此同时，张乐行对其事业的热忱表示出捻军首领们对尊严、权力以及物质利益欲望的不断增强。张乐行“大汉明命王”的头衔表明，捻军有推翻现存的非汉人政权的意图。[47]遗憾的是，这个自命不凡的头衔无法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捻军的意识形态。[48](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安徽通志》，卷102，第10页。
[2]《涡阳风土记》，卷15，第8—9页。
[3]《涡阳风土记》中写道张乐行向周天爵投降（《涡阳风土记》，卷15，第8—9页），但《宿州志》中记录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周天爵拒绝了张乐行在次月的第一次投诚，但两个月后将张乐行拢人其麾下（《宿州志》，卷10，第23页）。
[4]“勇目”是地方民团中小头目的通称。由各省组织的地方团练的增加也反映出清军的衰败。参见“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Period”，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Ⅷ，4（Nov.1949）。
[5]《涡阳风土记》，卷15，第10页；《宿州志》，卷10，第23页。
[6]《方略》，卷4，第17页；《安徽通志》，卷102，第15页。
[7]《安徽通志》，卷102，第19页。
[8]袁甲三，奏议，卷6，第31页。
[9]《安徽通志》，卷102，第15页，第19页。
[10]《安徽通志》，卷102，第24页。
[11]《涡阳风土记》，卷15，第10页。
[12]《涡阳风土记》，卷15，第10页。张乐行在这一时期表现消极的原因尚未完全查明，很可能是1853年一月雉河集之战的失败教会他需要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来再次出击。
[13]《涡阳风土记》，卷15，第11页。
[14]《豫军纪略》，卷7，皖匪五，第10页。
[15]亦作侯士维、侯世伟、侯实伟等。
[16]《方略》，卷16及卷6。《湘军志》沿袭《方略》的记载，认为五股大捻形成的时间是1855年秋。
[17]《安徽通志》卷103，第2—7页。
[18]《方略》，卷9，第20页。1855年春天之后，淮北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可能是由于袁甲三在1855年三月的离任造成的；《安徽通志》认为，捻军的再次起义完全归因于中央政府对袁甲三的召回，因为袁甲三被认为是此时最有能力的官员，且捻军对其颇为忌惮（卷103，第2页）；同时，淮南太平天国阵地的稳定，帮助捻军牵制了这一地区政府的主力部队。也许捻军阵营内部的变动也是原因之一，但现有的资料尚不足以证实这一点。
[19]《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18页。
[20]《豫军纪略》，卷7，皖匪五，第10页；《安徽通志》，卷103，第7页；《续编蒙城县志》，卷6，第5页。
[21]与太平天国不同，捻军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张表格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涡阳与雉河集地方志中的图表，以及遭受捻军进攻的归德官吏向朝廷的上书。（《涡阳风土记》，卷15，第10页；《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18页）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保持警惕，因为这些上书往往是在距离捻军几百里外的地方起草的，并且起草者对捻军怀有很强的敌意。在这里，捻首的真实姓名和绰号经常被混淆。只有五大旗的首领可以被准确地辨认出来。其他捻首，例如孙葵心、刘天福以及李允等亦是捻军中的重要人物，但相关资料并没有表明他们统领了哪些镶边旗，只是模糊地指出他们所属大旗的名称。对各旗的描述就更加不充分了。有些旗名出现时没有显示其领导者是谁，而许多领导者则没有被标记属于哪个旗。捻军首领的籍贯信息非常关键，它有助于我们确认该捻首所领导的旗的位置，然而，这样的信息甚至比各旗及其领导者的资料更加稀缺。有些资料中偶尔会提到他们的住所，但却不显示该地位于何处。有些情况下，不同的资料中同一个人被记录在不同的居住地。
[22]《方略》，卷24，第11页。
[23]《方略》，卷24，第11页。
[24]张宗禹被授予梁王的称号，任柱被授予鲁王的称号。《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32，第63—80页。
[25]1864年，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将步兵改为骑兵，编入捻军，因此，他得以死里逃生。他的同僚扶王、端王、启王都相继战死。（见下章）《豫军纪略》，卷11，皖匪十七，第1页；《方略》，卷216，第67页；《安徽通志》，卷108，第26页。
[26]《平定教匪纪略》，卷26，第24页。
[27]《山东军兴纪略》，卷12（上），第3—4页。
[28]同上，卷12（下），第2页。
[29]八卦教中，西宫习乾兑，张白旗；东宫习震巽，张绿旗；南宫习离卦，张红旗；中心习坤艮，张黄旗。
[3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旗帜器械。
[31]八卦教与捻军的组织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相似之处。1837年，一名御史奏言，在五旗军制形成的三年前，八卦教徒“私立名号，各头目分掌教旗，或管百人，或数百人”（《宣宗成皇帝圣训》，卷85，第13页）；五色旗的形式可能起源于捻军和八卦教的母教白莲教。（《圣武记》，卷13，第30页）例如，他们将主力大部队称为“号”，白旗领导下的队伍称为“白号”。每号都可以在不同的地区独立作战。很可能，白莲教在18世纪90年代所建立的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共享的遗产，被后继的教派分支所继承。
[32]袁甲三，奏议，卷2，第32页。
[33]《豫军纪略》，卷6，皖匪2，第13—18页。
[34]《方略》，卷30，第10页。
[35]黄旗本该是由张乐行直接掌控的，然而张黄旗的部队却并非都集中在雉河集。张慎德与张慎聪两兄弟也举着黄旗行事，他们的军队驻扎在另一地——曹市。（《涡阳风土记》，卷15，第12页）由表1可知，位于江老家的程大道同时指挥着白旗蓝边，驻扎地不明的盛见如也是白旗蓝边旗军的首领。蓝旗的葛春与刘天泰也是如此。
[36]《方略》，卷157，第23—24页。
[37]《方略》，卷24，第11页；卷127，第16—19页。
[38]《方略》，卷13，第15页；卷15，第6页。
[39]《山东通志》，卷117，第3324—3325页；《方略》，卷56，第4—5页。
[40]《山东军兴纪略》，卷3（上），第12—15页。
[41]《安徽通志》，卷103，第7页；《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18页。
[42]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八卦教中：八卦教教首张善继，后成为该教总头目，执黄旗……凡加入该会的村民都称其组织为白莲社。［《山东军兴纪略》，卷12（下），第2页］同时，我们发现，由张善继直接控制的队伍号称“中央戊己土”，一个结合了方位、天干以及隐含黄色元素的名号。［《山东军兴纪略》，卷12（上），第9—10页］因此，代表着“中”及“土”的黄色往往是为“总头目”而保留的。
[43]《方略》，卷53，第17—18页。
[44]袁甲三，奏议，卷8，第30页。
[45]《方略》，卷18，第12页。
[46]《方略》，卷47，第23—24页。
[47]中国人通常称自己为汉人，意在与周边文明程度较低的蛮夷加以区分。因此，这个头衔暗示了捻军的民族意识。
[48]在1853年，五旗军制出现的两年之前，捻军首领张茂已经自称为“西怀王”。（《续修庐州府志》，卷22，第4页）在官军与捻军的交战中，也曾缴获书有“兴国天子”字样的战旗。（袁甲三，奏议，卷2，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