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的圩寨社区
1855年后，捻军在对抗他们的敌人时有了统一的力量，而不再像之前一样只能依靠当地暴动的百姓。这台新的军事机器并不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的。如果它的创造者没有一个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控制区域，可以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得人力补充及其他维持生计的资源，那么这台军事机器就无法持久地运转。因此，与军事制度的进展相对应，其控制区域也不再是无组织的。
圩寨为捻军提供了整合与巩固其控制区域的主要方式。圩寨虽然不是捻军的发明，但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捻军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因为捻军善于利用它们，并以它们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在淮北地区，开阔的淮北平原上流淌着的淮河支流使该区域内各地之间以及各地与外界之间的交流都极其便利。圩寨的出现改变了整个画面。无数的堡垒取代了曾经四通八达的平原，可通航的河流成为沿河两岸天然的屏障。[1]安徽当局发现，即使在和平时期，这个位于安徽西北角的地区也经常会脱离他们的严密控制。如今，这个角落被大大地加固了。在1856年之后的九年里，它完全脱离了政府的统治。
沿着村庄四周修筑圩寨的方式使将村庄变成防御据点成为可能。通常情况下，土是修建圩寨的主要材料，后来砖块取代了土。[2]在外墙的顶端会增加一排栅栏，在它的外面还会挖一两条沟渠。墙高通常一丈有余，而壕沟宽则约为两丈。[3]除了墙上密布的炮眼外，其内侧还装有炮台。圩寨四面布置得极为周密，可以独立承受敌人的任何围攻或袭击。但一般情况下，三四个圩寨社区会组成一个防御联盟，以在必要时相互援助。[4]若一个圩寨受到攻击，其他圩寨就会袭击敌人的侧翼或后方。清军耗时数月来攻克一个圩寨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往往在他们全力攻破一个圩寨后不久，其周围就会迅速再立起两到三座圩寨。[5]尽管这里只有平原和河流，但只要无法克服这些圩寨的防御力量，那么捻军的控制区域仍然是难以逾越的。
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直逼安徽境内，这是淮河流域修筑圩寨的直接原因。在省城安庆沦陷后，全省人民纷纷筑土为圩，将粮食囤于圩内，并备枪械练兵以自卫。[6]这项措施于1855年得到两江总督怡良[7]（1791—1867年）的批准[8]。在该省最高权威的鼓励下，圩寨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为捻军提供避风港的淮北各村寨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类型的圩寨。然而，我们不知道捻军何时修筑了第一座圩寨。1856年，清军在抵达雉河集时遇到了圩寨防御工事的抵抗，这件事为我们了解捻军筑圩的开端提供了一些线索。[9]这表明，捻军修建圩寨的时间不会晚于1856年，因为试图入侵的清军发现，这里不仅有环绕村镇而建的圩寨，同时还有横跨涡河的堡垒。这样的防御系统一定是在敌人到来之前便早已经形成了的。
敌人还是来了。清军的到来表明，此时捻军的“老巢”虽然能够自我防御，但还没有扩大到一定的面积，还不能在数百里外便拦截进攻者。捻军没能在1856年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吸纳周边的圩寨社区，另一方面是因为捻军的圩寨依旧非常分散，在这些圩寨周围还有许多敌对或保持中立的村庄。吸纳周边圩寨以及清除附近的敌对村庄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武力征服，还需要更好的组织能力。捻军花费了三年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1856年到1859年，捻军真正投入精力且最能代表其成就的不是他们在远距离的作战，而是他们对根据地的巩固工作。
第一部分第二章的表1显示，捻军各旗主的居住地集中在涡河盆地两侧。它们覆盖了蒙城西部、亳州东部、宿州西南部以及永城东南部（见图2）。[10]这些都是被称为捻军“老巢”的地方。从这里起，捻军先过淝河，接着西进沙河，再进一步到达东边的浍河。[11]沙河和浍河可以看作是捻军老巢的边界。这两条河流之间的部分是捻军的心脏区域，通过那些被捻军转化的圩寨社区彼此连结。在这两条河流之外，捻军所控制的社区越来越分散。再远一些的地方则是他们掠夺的目标。
图2 捻军中心统治区域及张乐行的“老巢”
到1858年夏天，难以计数的捻军圩寨覆盖了大约四万五千平方里的地区，其范围北到宿州，南达临淮，西及亳州，东至灵璧。[12]在这一区域的南缘，“捻首张乐行、龚瞎子（龚得）等，盘互怀、凤，控扼长淮，自南而北，汔于蒙亳，横亘千有余里，中跨三城，以为藏身之固；周遭数百里，匪巢难以数计，翕辟相关，有击首尾应，击尾首应之势。”[13]
这样的说法有夸大的成分。由于写下这段话的袁甲三想获得更多的增援以及更多的饷银，因此夸张地对比了捻军与他自身的情形。上面这段话只模糊地划出了捻军的边界，且他所使用的关于长度的数字也不准确。捻军在上述广大地区的扩张，并不代表着对整个淮北地区彻底的征服。袁甲三本人也承认，在1858年，徐州一带的村庄仍在清政府与捻军之间摇摆不定。[14]捻军“窥伺”并占据了灵璧和泗州（宿州以西的区域），但他们从未在那里实现过永久占领。到1862年末，实际上的捻军巢穴几乎只延伸到宿州西南。换言之，在东侧，捻军的统治基本没有越过浍河。1859年，安徽巡抚翁同书[15]（卒于1865年）遗憾地说道，尽管可以看到阻止沙河南岸人民加入捻军的机会，但赢得淝河与沙河之间的人民却是绝无可能。[16]这表明，沙河即捻军控制区域的西沿。在北侧，江苏的丰县、沛县及山东的单县、曹县自1857年起年年都遭受捻军的进攻，但这些城市对于捻军来说只是其通往富饶的山东南部的必经之处。[17]在南侧，淮河没有像政府官员所想象的那样，宽阔到足以阻挡捻军的推进。怀远、凤阳、定远这三座位于淮河南岸的城市被攻陷后，又为捻军新增添了众多的圩寨社区。[18]但这些新征服的圩寨只有在这三座城市掌握在捻军手中时才为其所用。当清军于1859年收复怀远、凤阳，于1861年收复定远后，依附于这些城市的圩寨也相应地易主了。[19]在凤阳以西，捻军与寿州练总苗沛霖的地方团练相对而立。[20]捻军在那个方向上的任何占领尝试都注定要失败。
捻军在各个方向上遇到的扩张阻力并没有降低捻军在安徽西南部的优势地位。相反，这些阻碍给捻军提供了进一步巩固其位于沙河与浍河之间的大本营的机会。这项工作开始于1855年之后。那时，袁甲三手下的清军控制着整个淮河沿岸，从三河尖到清江浦，其影响力一直延伸到徐州与宿州一带。[21]从袁甲三的驻地临淮派出的军队，仍然可以毫不困难地从涡河与浍河间的圩寨中抓捕到捻军首领。1856年，以雉河集为中心，方圆几百里的人民开始站在捻军一边，[22]虽然其中依然有效忠政府的部分人存在。[23]一年后，这些为数不多的忠于朝廷的人也走向捻军这边。1858年是捻军巩固其大本营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捻军在淮河一带占据了上风，同时他们所处的位置为其与南方太平天国的合作创造了可能。但在这个节点上，捻军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向南扩张，而是内部的整合。这一次的内部整合建立在捻军对淮河流域众多城市的占领之上。捻军从农村向城市的推进使他们的敌人大为震惊，以至于当局对捻军在后方真正的胜利视而不见。1857年到1859年，钦差大臣胜保[24]（卒于1863年）将其全部的兵力都集中在对城市的围攻上。[25]因此，两年的时间里，捻军成功地将清军的主力牵制在淮河沿岸，这为他们家乡圩寨的稳定和巩固工作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1858年夏，张乐行留其军队在南部继续与胜保作战，而他自己回到雉河集老巢。他的归来使整合圩寨社区的任务加速并最终完成，至此，这一区域内的圩寨都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铁板一块。[26]之后，张乐行在涡河南岸继续其净化圩寨的工作，再接着，他转向前往西北侧，最后是北侧进行相同的工作。[27]在这些地区，他不仅确保了老捻的忠诚，而且争取到了许多新的圩寨的支持。在东南部，即浍河南岸，他要求二级捻首如任乾、李大喜、李允等增强他们的防御能力，并清理南至凤阳与怀远途中的所有障碍。这样，浍河各圩寨中的粮谷便可以源源不断地接济这两座城市。[28]这种供应使得这些城市可以长时间地抵抗清军的围攻，而长时间的抵抗反过来又使位于南部（淮河流域）的胜保军队与位于北部（宿州）的袁甲三的军队无法联合起来，从而使捻军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安定老巢的工作。捻军在这方面的成果是惊人的。如果说在1857年，在捻军的汪洋大海中，依然有零星的村庄像分散的岛屿一般保持着中立，[29]那么等到1859年，这些中立的岛屿都覆没了。[30]这一年，政府官员重新收复了淮河流域的城市，但一直到1863年，他们都未能染指捻军的中心控制区域。
捻军有时采取武力来整合他们的控制区域，张乐行通过袭击和破坏来制服持续抵抗的民圩。[31]但武力并不是捻军采取的唯一手段，他们通过其组织赢得了大多数村庄的支持。通常来说，人们都是通过先占领某地，然后在其上建立驻军力量的方式来实现对该地的征服。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占领只能在驻军一直坚守的情况下持续。捻军对淮河沿岸众城市的控制即采取了这种方式，但这种对太平天国在安徽中部做法的模仿很快就宣告失败了。在淮北，捻军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里，他们没有派军队进行任何形式的占领，只是以涡河南部的据点为核心，将他们的统治一直延伸到敌人军事基地的边缘。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他们是如何将外围的圩寨社区纳入其体系中的？他们又是如何同化这些摇摆不定的“岛屿”的呢？
在准备起义的阶段，捻军已经诱使许多人加入他们的秘密社会，并以这种方式来增加捻股的数量。但这一阶段后，吸收成员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其目的也与之前截然不同。捻军开始吸纳整个村庄的加入而不只是个人的追随，其目标也不再只是扩大捻股的规模，而是扩大他们的控制区域。他们用来吸引追随者的方式也不仅仅是许诺以部分战利品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村的百姓会集体倒向捻军吗？山东巡抚谭廷襄[32]（卒于1870年）解释道：“良民柔懦，力不能抗，故一圩入贼数人，莠民先从，良民不得不俯首帖耳，居然有众数千，闭栅拒守，俨然全圩皆贼。”[33]这样的言论是肤浅的。除非考虑到新的因素，否则不论何种解释都是不完整的。这个可能导致整个村庄集体倒向捻军的新的因素是地方团练的建立。团练和圩寨一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们也并不仅存在于安徽西北部。事实是，组织地方团练与修建圩寨是政府当局为了应对太平军抵达安徽这一新形势而采取的两项措施，而恰好练总对圩寨的控制实现了捻军的目的。
王定安对此作了很好的描述：
咸丰中，粤贼踞安庆，凤、颍、蒙、亳之间，捻逆蜂起，居民筑圩堡自卫，聚粮储兵，（当地人）择诸少年豪侠习技击，而以一人总其事，谓之练总，一圩之事咸取决焉，贼至，登陴守望或助官军出濠击贼，亦时与邻圩争雄，长相攻伐。每秋熟时，练总率队刈获，与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产……[34]
这表明，在捻军将政府权力驱逐出他们占领的区域之前，地方政府早已放弃了他们的权力。地方政府还允许练总成为圩主，即圩寨社区的首领。这样，练总便不仅拥有该圩寨的军事指挥权，还成为该圩寨的最高管理者。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政府同意圩主自行增加税收以练团。一些圩主从田赋中获得其所需资金，也就是说，他们根据土地的大小向土地所有者征收钱粮；[35]还有一些征收“额外地税”（supplementary land taxes），将常规的田赋（regular land taxes）留给政府，但后来，常规田赋也为他们所扣留。[36]政府官员在安徽西北部及山东南部坚持课税纳粮时，常常遭到村社的武装抵抗。[37]如上所述，圩主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平等分配土地收益可被看作是其筹措资金的方法之一，也可以视为圩主财政权的决定性发展。
一些圩主的权力并不局限于他们所在的圩寨社区。团总控制着除他自己所在之处以外的另外三到四个村庄。[38]在他之上，练总控制着数个团总，进而控制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圩寨社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一直在萎缩，其权威最终被限制在城市高墙之内，并一直受到墙外圩寨的威胁。由于政府权力的削弱，农村的百姓发现，团总与练总才是能直接处置其生命与财产的人。[39]
当捻军决定占领一个圩寨社区时，他们就必须考虑圩寨背后的团练首领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明白，若想获得一个圩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争取到掌控该圩的练总的支持。只要能够保证与有权势的练总的合作，整个圩寨就只能服从。捻军所要做的就是向该圩发旗，作为加入捻军的标志。[40]有时一些练总拒绝向捻军屈服，在这些情况下，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在1855年与1856年，张乐行杀死了雉河集周围所有协助清军的练总。[41]以此为起点，他歼灭了蒙城西与蒙城东诸练。但大多数的地方团练是和平转向捻军一方的。[42]他们被策反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捻军进行毫无意义的抵抗。此外，鉴于其自治地位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政府权威相背离，他们认为与捻军的合作可能是将其权力永久化的最佳途径。
需要通过武力或游说去争取的是那些之前没加入捻军的练总。在捻军控制的区域里，一些捻军首领早已抓住了练总的位置。我们已经看到，在起义前夕，张乐行和苏天福已利用村庄间的敌对情绪掌握了村庄的领导权。1853年，政府鼓励组织地方团练以对抗日益逼近的太平天国，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捻股“托名团练”，[43]时刻准备着伏击清军。如果政府信任他们，并在联合进攻捻军的行动中向他们寻求帮助，这些伪装的团练便从中作梗，“瘫痪”政府的兵力。1857年，以防御为由，亳州、蒙城、颍州一带的众多圩寨都组织了武装部队。[44]山东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某位官员将该省动乱的根源归咎于地方团练的设立，理由是政府组织的团练反被捻军变成为他们服务的力量。[45]即使领导权被捻军控制，这些地方团练依旧对政府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以避免在不利情况下的冲突。但事实是，在捻首被赋予了从圩寨中征募成年男性以组建团练的权力起（征募人群同时包括捻军成员及普通百姓），团练的控制权便已经为捻军所攫取。因此，组建团练成为捻军控制圩寨最便捷的方式。一旦将控制权完全抓在手中，这些所谓的地方团练便放下了一切伪装。1858年，在张乐行从淮河流域回到家乡时，他们公开地响应了他的号召。1857年，袁甲三还曾对捻军统治区域内一些地方团练的畏缩和摇摆感到惋惜。[46]但到如今，仅仅间隔了一年，他的惋惜就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痛。那些“畏缩且摇摆”的地方团练都不见了，“团练”这个词也从捻军的中心统治地带永远地消失了。[47]
与此同时，捻军得到了农民的同情。除了对财物的渴求外，捻军被人民接受的诸多原因可以从人民的需求与地方官员的本质上得到解释。正如前文中多处所提到的，地方官员及其下属在百姓眼里已经面目可憎，且他们无力应对起义的发生。于是，当起义接连爆发而地方官员们却持续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样子时，百姓对当局的态度便从仇恨变成了蔑视。[48]另一方面，捻军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凶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捻军越来越熟悉。[49]于是他们开始思考，这支起义军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摆脱那些可憎的官员。我们还知道，自1853年到1862年，安徽省几乎连年发生饥荒。处于饥饿边缘的农民由于未能获得政府的救济而陷于绝望之中。事实上，官员们发现养活自己的士兵和乡勇都已是极困难的事了，他们又怎么会匀出粮食来提供给农民呢？[50]
捻军精准地满足了农民的这些需求与愿望。他们在攻入一座城市后，很少会惊扰平民百姓，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监狱的大门。[51]如果有官员未能提前逃走，那么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在人民面前接受羞辱，甚至死亡。[52]捻军有时也会帮助人民报复那些使他们遭受痛苦的地方官员。例如，颍州的两名县差曾从城西某村中逮捕一名罪犯，该犯经地方官审讯后被处死。之后，有谣言声称罪犯亲属意欲实行报复。这两名县差旋即率人前往该村，不分青红皂白地焚杀了村中数百人。于是，愤怒的人民推选捻首李奉作为他们的领袖，约众进城，誓要攻破颍州，纠正冤案。[53]由此事可以看出，捻军的策略是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农村中的领导权，并以此来孤立城市。到了1858年，在位于沙河与浍河之间的捻军控制区域中，所有政府的势力都被清除了。巡抚贾臻描述了颍州的危难：“一出城关，即为异域。”[54]其他位于这一区域的城市，如蒙城、亳州以及太和，都和颍州一样被孤立了。[55]如果有哪些城市仍掌控在政府手中，那并不是因为该城官员很好地履行了其驻防职责，而是因为一些对捻军心怀不满的练总认为，维系和保卫这些城市更有利于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
救济饥民是获得人民效忠的关键，而捻军从来都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们不仅发粮给家乡的贫困百姓，也为江苏、山东交界的贫民提供食物。[56]1860年，涡河与淝河暴发洪水，致使数十万人无家可归，沦为流民。是年，大量饥民被收编入捻。张乐行之兄张敏行抓住了这个时机，募集了十多万人加入他的队伍。[57]官员们指责捻军“强迫”或“威胁”饥民加入其中。[58]然而，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能给饥肠辘辘的人以帮助，那么他是很容易赢得这些饥民的支持的，这其中并不需要强迫抑或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官员们在指控捻军以武力裹挟百姓加入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捻军控制区的大量人民积极响应着捻军的号召的原因。[59]但是，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捻军也不可能持续地进行救济工作。抢夺政府的米车是获取粮食的一种方式，但抢掠并不是长久之计。[60]因此，捻军自然而然地在其家乡强调谷麦的生产。[61]歉收不仅会阻碍新成员的加入，还会使老成员失去斗志与忠诚。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捻军控制的边缘地区，他们一项重要的任务即是对收成的争夺。[62]每年的收获时节，捻子们通常都留在家中。即使需要外出作战，他们也不忘派回部分队伍来保护家园及收割庄稼。清军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摧毁捻军的粮食供应，他们或直接焚烧捻军的粮仓，或直接摧毁在田里的庄稼。但是，每当清军尝试这样做时，他们发现自己会遭到两方面的伏击——圩内的捻军以及圩外隐藏在周围村庄中的武装力量。[63]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有哪些士兵处于饥饿边缘的话，那他们一定是安徽的清军，而不是捻军。捻军的策略是保有充足的食物以维持他们的新老成员，这不仅在扩大和稳定其控制区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决定了在1863年以前他们与政府较量的结果。
通过利用当地团练以及赢得百姓的同情，捻军在1858年完成了其控制区域的组织工作。但圩寨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决定了捻军控制区域的扩张和巩固，它们也决定了捻军统治的特点。
在大环境的压力下，各省政府鼓励农村修筑圩寨，并在圩内组织地方团练。从一开始，圩主，同时也是团练首领，就有权为他的团练征募乡勇及筹措资金。之后，地方官员进一步授予了他们征收地税、处理词讼的权力。[64]到最后，所有的政府权力都被他们接管了。各圩中，圩主集军事、行政、财政权力于一身，圩寨就像一个坚固的公国。捻军对领导权的夺取从未改变过圩主们的地位。从始至终，捻军老巢从未派人去取代这些新加入的、势力强大的圩主的位置，更不用说那些一开始便由捻军自己控制的圩寨了。每个圩寨都在自己圩主的领导下保持自治，就像当年站在政府一边一样。[65]唯一的不同是，现在圩主们承认张乐行为他们的盟主，并愿意将他们所训练的乡勇与捻军的五旗军制相融合。在和平时期，圩主们各统其众，各居其巢，相互之间并不交往。[66]考虑到捻军的五旗军制，人们应该不会再惊讶于这种自治的形式，它们共同组成了捻军的统治。在五旗军制中，捻首们保留了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事实上，在整个捻军区域内，每个分支下的行政首领与军事首领往往由同一个人担任。其在军队中的独立地位以及在圩寨中的自治地位体现了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与早期的捻军组织相比，无论五旗军制多松散，都是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同样地，由大量圩寨组成的统治虽然没能在一个中心政权下严密地组织起来，但与曾经分散的村庄相比，也向前迈进了很大一步。如今，每个圩寨社区都是捻军控制区域的一部分，圩寨内的每一支武装力量都是五旗军制下的一个分支。
在河南和山东，两省的军队都忙着保卫自己的边界，因为它们时常受到捻军的进攻。[67]在南部，胜保正集中主力围攻淮河流域各城市。此时，唯一明确与捻军打交道的清军是袁甲三的军队。1856—1857年，他曾多次在捻军控制区域的边缘地带试探圩寨的防御力量。[68]但是，捻军在濉溪口的反击使袁甲三元气大伤。濉溪口是袁甲三宿州驻地的前哨，这次反击带给了他灾难性的失败，自此，他放弃了“根剿捻巢”的愿景。[69]之后，他转而采取防御措施，理由是捻军的巢穴中心距离他的宿州驻地太远，并且对于他弱小的部队来说，捻军也太过于庞大了。[70]他的军队确实太弱了，以至于无法发动任何有效的进攻。1856—1859年，他所指挥的步兵与骑兵的总数只有1854—1855年三省联军进攻雉河集时的三分之一。[71]
然而，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袁甲三也承认，在后期，捻军地区的整个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但他却没能在这一事实中看到问题的关键。即使此时他有足够的兵力去挑战捻军巢穴，他也只会遭到比濉溪口之战更为严重的失败。因为经过三年的努力，捻军已经成功地把沙河与浍河之间的地区巩固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地带。[72]在此范围内，所有的人心都在捻军这一边。[73]百姓对捻军的战争事业给予了充分且积极的支持，只要清军突破他们的防线，人民便会联合起来进行抵抗。因此，虽然圩寨社区不是捻军的创新，但他们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利用。
任何认为捻军是“游匪”的假设都是错误的。他们有稳固的老巢，并往往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其巢穴。他们早期在山东与河南游荡，是为了通过掠夺这些省份来使他们的老巢更为富足。1863年后，捻军在八省中四处漂泊，是因为僧格林沁持续的追捕使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休息的机会。之后，曾国藩的政策进一步阻止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详见下一部分）。在那些年，捻军的行踪证明，在最终被歼灭于黄河与大运河之间的封锁圈之前，他们都一直在为返回家乡而不断努力。
【注释】
[1]《方略》，卷68，第4—5页。
[2]《方略》，卷208，第26页。
[3]袁甲三，奏议，卷7，第28页。
[4]同上。
[5]袁甲三，奏议，卷13，第51页。(https://www.daowen.com)
[6]《方略》，卷208，第26页。
[7]恒慕义，第389—390页。
[8]《方略》，卷11，第5页。
[9]《方略》，卷17，第16—17页。
[10]袁甲三，函牍，卷1，第34页；《方略》，卷129，第18页。
[11]《方略》，卷68，第4—5页。
[12]袁甲三，奏议，卷8，第7页。
[13]《山东军兴纪略》，卷2（下），第1页。
[14]袁甲三，奏议，卷9，第30页。
[15]恒慕义，第858—859页。
[16]《方略》，卷68，第4—5页。
[17]袁甲三，奏议，卷9，第30页。
[18]《方略》，卷72，第18—19页；袁甲三，奏议，卷11，第11页。
[19]袁甲三，奏议，卷11，第25页；卷16，第32页。
[20]见第二部分第一章。
[21]袁甲三，奏议，卷8，第7页。
[22]《方略》，卷16，第23页。
[23]《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13—14页。
[24]恒慕义，第508页。
[25]《方略》，卷37，第14—16页；卷47，第23—24页；卷48，第16—17页；卷49，第10—11页；卷56，第1—2页。
[26]袁甲三，奏议，卷8，第24—26页。
[27]同上，第26页，第32—33页。
[28]同上，第46页。
[29]同上，卷7，第21页；《方略》，卷26，第6页。
[30]《方略》，卷9，第15页。
[31]袁甲三，奏议，卷8，第24—26页。
[32]恒慕义，第428页。
[33]《山东军兴纪略》，卷18（下），第7页。
[34]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第1页。
[35]《山东军兴纪略》，卷20（下），第5页；卷20（中），第6页。
[36]同上，卷14（下），第5页；卷22（上），第6—10；卷22（下），第4页。
[37]《山东军兴纪略》，卷22（中），第8—9页。
[38]《山东军兴纪略》，卷22（上），第6—10页；《方略》，卷207，第19页；卷208，第19—20页。
[39]王闿运，卷16，第2页；《方略》，卷207，第19页；《山东军兴纪略》，卷22（上），第10页。
[40]袁甲三，奏议，卷9，第15页。
[41]《涡阳风土记》，卷15，第10页；《续修蒙城县志》，卷6，第5页。
[42]袁甲三，奏议，卷8，第32—33页；《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13—14页。
[43]袁甲三，奏议，卷2，第38页。
[44]同上，卷7，第21页；《方略》，卷26，第6页。
[45]《方略》，卷172，第31页。
[46]袁甲三，奏议，卷7，第21页。
[47]同上，卷8，第32—33页。
[48]《山东军兴纪略》，卷14（下），第5页。
[49]同上。
[50]《涡阳风土记》，卷20，第8页。
[51]《确山县志》，卷20，第7—8页；《方略》，卷3，第12—13页。
[52]《方略》，卷3，第12—13页。
[53]袁甲三，奏议，卷2，第25页。
[54]袁甲三，函牍，卷1，第36—37页。
[55]《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2页。
[56]《方略》，卷3，第4页，第10页；卷22，第30页，第32页；卷27，第16页。
[57]同上，卷83，第2—3页。
[58]同上，卷22，第32页；卷27，第16页。
[59]袁甲三，奏议，卷8，第24—26页。
[60]《方略》，卷3，第4页。
[61]分发粮食的行为表明，此时土地的所有权仍在原来的土地所有者手中。如果捻军朝着土地再分配走出任意一步，他们就会用土地而不是粮食来吸引百姓。
[62]袁甲三，奏议，卷7，第15页。
[63]袁甲三，奏议，卷7，第23—24页；卷8，第1—17页。
[64]《方略》，卷208，第19—20页；《山东军兴纪略》，卷20（上），第6—10页。
[65]官方记载中常常控诉捻军强迫圩主加入他们，但从未提到过捻军有从老巢派自己人来管理这些圩寨或取代现有圩主的行为。
[66]《方略》，卷127，第16—19页。
[67]袁甲三，奏议，卷13，第51页。
[68]袁甲三，奏议，卷13，第17页。
[69]袁甲三，奏议，卷9，第23页。
[70]同上，函牍，卷1，第6页。此时，袁甲三所能做的就是将捻军“逼回老巢”。（同上，卷1，第9页）
[71]同上，奏议，卷8，第51页。
[72]安徽巡抚李续宜称，捻军治下的圩寨多达两千余座（《方略》，卷147，第29—30页）。当然，这个数字还包含了捻军中心区域以外的圩寨，并且其数量随着时间而变化。例如，凤阳一带的圩寨社区本来已经从捻，但在1859年袁甲三收复了这座城市之后又转而站回了清军一边（袁甲三，奏议，卷11，第25页），定远一带的圩寨在1861年也做了同样的事（同上，卷16，第32页）。若只考虑捻军的核心统治区域，那么依据现有资料，蒙城、亳州、颍州的农村地区只有不到一百座圩寨（《亳州志》，卷8，第34页）；浍河南岸大约有一百余座圩寨（同上，卷8，第7页，第24—26页；卷18，第33—35页）；涡河和淝河沿岸则有数百座圩寨（《方略》，卷83，第2—3页）。总的来说，捻军核心区域的圩寨社区远少于两千座。
[73]《方略》，卷48，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