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组织的成员构成
在捻军起义中，捻首们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纵观所有关于捻军的文献，“捻首”一词在捻军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被反复提及。事实上，捻军的政治及军事组织并不像太平天国那样成熟，他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依赖于其所属首领的主动性，而非通过成熟的制度来进行管理。此外，一个人往往身兼数个首领职务，只是在名称上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在捻股中被称为捻首，在旗制下被称为旗主，在团练中被称为团总，而在圩寨中则是圩主。
组建一支捻股，领导一支团练，或是统治一个圩寨，都需要足够的声望及影响力。在小镇或村庄里，谁拥有声望和影响力，谁又具备领导能力呢？在多数村庄中，大的宗族常常占据主导地位。有些村庄只有一到两个宗族，这种情况下，整个村庄便以占统治地位的宗族的姓氏命名。捻军首领大多来自这类村庄（见表3）。[1]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这些大宗族的影响力，因为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是普遍存在的。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大宗族为捻军提供了大量的领袖。这在同时期的其他起义团体中是绝无仅有的。《山东军兴纪略》描述了捻军的特质，其中特别指出“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的特点。[2]李鸿章（1823—1901年）[3]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捻逆与粤匪差异，踞城之贼殪其魁则余众立溃。捻以走为业，蒙、毫、曹、郓之为首者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成猾劲，父兄死而子弟代，若世守家法。”[4]
单靠家规是不可能使安徽西北各地数以万计的宗族成员一代又一代地冒着风险去起义的。鉴于捻军是一个秘密社会，应该考虑到整个宗族与捻军组织的联合。在白莲教的其他分支中，山东南部的八卦教教首张善继与延轮秀遵循了同样的习惯。[5]义和团的一名首领王三乐承认，他的大部分族人都是因为“鼓吹异端邪说”的罪名被逮捕的。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从事此事，他们在各个省份广泛活动，目的是使人们改变信仰。[6]捻军也不例外。一名绰号为“谢四老虎”的捻首领导着一个由千余户家庭组成的大宗族。他还为众多起义者提供避风港，并与周围十余村庄结盟。[7]这些都发生在张乐行统治之前。在张乐行时代，整个家庭或宗族集体依附于捻军已经成为他本人及其他众多捻首所遵循的习惯[8]（见表4）。[9]他们与其兄弟子侄共享领导权，并从其各自的宗族中吸引两三百人追随其事业。
表3 捻军首领及其宗族统治的村庄
* “宫得”即“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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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实伟”即“侯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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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宗族在起义之前就加入了捻军，还有一些是在起义之后加入的。然而，资历并不影响他们在捻军社会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其宗族的影响力，而不是他们的资历。例如，张乐行的名字一直到1851年才出现，但起义开始后，他却成为最高领袖。张乐行之所以能获得指挥权，部分原因是他属于一个显赫的宗族。“捻首张乐行，雉河东岸张老家人，距雉河集十二里。兄弟三，长问行早逝，次敏行，即张闯，三即乐行，宗禹（19世纪60年代西捻军的首领）为乐行族侄。席沃产数百亩，暴厉恣睢，即后汉书所谓豪家屯聚宗贼者也。”[10]以上这段内容是张乐行家乡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可看作张乐行的简短传记。地方志中对张乐行性格的评价并非无可辩驳，但将张氏宗族与汉末宗族进行比较是合理的。同样，19世纪60年代东捻军的首领任柱也成长于一个富庶的家族之中。就张乐行和任柱的例子来看，是他们的财富与影响力为其最终成为捻军领袖铺平了道路，而不是捻首的身份让他们变得富有以及具有影响力。
一个富有且具有影响力的家族，在其宗族其他分支的支持下，无疑会统治他们所生活的村庄。特别是在圩寨和团练出现之后，一个只能号召少数追随者的人几乎没有资格领导一个圩寨，而一个大宗族的族长仅从他的家族中就能抽调出两三百名武装力量。在宗族之外，他因声望亦可以获得许多人的效忠。此外，对于族长来说，征召自己的族人是相当容易且方便的，没有比他们更加可靠的追随者了。忠诚或可靠为捻军提供了一种道德力量，通过这两点，他们成功地约束住了其松散的组织。1853年，在捻军的力量还远未成熟时，正是这种家族纽带使得雉河集众捻歃血为盟，誓与官兵死斗。[11]尽管准备不足，他们还是在短时间内集结了数千人。
如此，大环境的紧迫与宗族的既有地位使大宗族的族长成为捻军的首领。对于捻军成员来说，首领职位不仅是一份事业，也是一个宗族成员可以继承的财产。张宗禹接替了张乐行的位置，他的十多位亲属也一直指挥着黄旗下的各小旗。在张宗禹的领导下，复兴的捻军力量给政府官员好好上了一课。
表4 来自同一家族的捻军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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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捻首都没有获得功名，但有低等功名的士绅扮演了和大宗族一样重要的角色。[12]（至少目前所见的资料中没有提及像张乐行这样的处于第一级的大捻首们获取过任何功名。）当然，部分士绅同时也是大宗族的一员。从表3与表4中可知，阎集的阎锡纯是一位杰出的族长，同时他也是一名武举人。[13]不过，捻军中的士绅所拥有的或曾经拥有的大多是诸如监生、贡生或生员这样的低级功名。显然，他们的晋升前景并不像那些拥有更高功名的同伴那般光明。在这些人眼中，加入起义军可能是实现他们抱负的一条捷径。
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并没有加入捻军，但因为有亲属在捻军之中而对其抱有同情的态度。[14]例如，在河南汝宁候补知府的住所，知府发现了两名密谋将其族人引入城中的捻军成员。[15]还有，河南沈丘集之下的一个捻军圩寨曾被清军包围，除捻众外，被围困的人群中还包括一名监生的百余名同族之人。由于担心突围后的屠杀会波及其族人，该监生恳求官军放缓攻击，以便他进寨说服捻军投降。[16]张乐行也曾受到雉河集士绅的保护，在这一事件中，乡绅扮演了类似的同情角色。1853年，袁甲三抵达雉河集，要求该集交出张乐行。该集绅民联名作保，向袁甲三保证张乐行绝不会勾结捻军反抗政府。[17]但袁甲三甫一离开，张乐行就再次反叛。士绅的同情导致了多起像崇安事件这样的悲剧。怀庆总兵崇安所过之地，凡是前来迎接他的绅耆都被诬以通匪而被其杀害。在亳州、蒙城一带，有相当数量的绅耆都受到他残酷无情的折磨。[18]
以上被动帮助的形式只存在于起义之前或更早的阶段。后来，捻军地区的乡绅大都正式参与了捻军的行动。士绅阶层的加入贡献了许多未受教育者所不能提供的东西。《涡阳风土记》指出了他们加入捻军的原因：
贼氛日炽，人人丧其乐生之心，转思拥渠魁为奇货，竞仗策以从，借箸为乐行筹大计。六年正月，蒙城岁贡郑景华、李士铦谋于撚众，尊乐行为盟主。乐行乘肩舆至雉河集，祭告天地，宣布信条，旗分五色，以正镶递推递广，又有八卦、水花等名目，各旗统领皆听盟主调遣。[19]
这些士绅们决定采用“盟主”的称号来适应捻军的初期形态，他们指导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来凸显盟主的威严，制定了相应的信条，且创立了旗帜体系。以上内容皆表明士绅在捻军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前文所述，五旗军制改变了捻军组织的性质。而此处应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士绅们的加入促成了这一变化。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他们的才智不仅有助于制度的构建，而且他们的加入本身也改变了捻军组织的质量。士绅群体多居住在当地村庄中，其中一些是大宗族的族人，但他们的影响力可以到达很远的地方。他们的社交范围并不局限于其所在之处。士绅的身份认同及利益关系网几乎遍布全国，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利益关系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白莲教的遗产为捻军提供了独特的民族意识，使捻军有别于常规的反抗者，而士绅的加入则更广泛地激发了捻军早期的政治意识和组织力量，从而促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起义。
真正改变捻军组织的并不是“旗制”，因为新形成的五旗军制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那些老捻首手中。重大的改变发生在李士铦和郑景华这两名贡生在众旗之上设立盟主，并制定相应信条，[20]使五旗军制最终成为一个有机实体之时。显然，士绅的才干促成了这些变化，他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拥有着广泛的基础，正是这个本质促使了结果向这个方向发展。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士绅所起的重要作用。1848年，即在正式起义的五年之前，山东举业廪生董文斋策划并发动了捻军在该地区的暴动。[21]起初，这些“衣冠盗贼”的出现震惊了政府官员，后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不再令人吃惊了。据记载，起义期间，苗沛霖曾在张乐行大营中出谋划策。在那里，他的个人声誉极高，军中之人都尊称他为“苗先生”。[22]在山东费县，捻军区域的边缘地带，政府官员在攻破一个圩寨后抓获了一名长期为该地捻首谋划的廪生。[23]以相同的方式，幅军将其谋划权交给廪生李宗棠以及废员刘淑愚。[24]进一步向北，举人董乾儒在七处战略要地建设圩寨，并召集大量百姓加入八卦教。[25]早在1837年，一些“无赖监生”即作为“旗主”（分支首领的一种）加入了八卦教。[26]
现有材料告诉我们，以下功名持有者（见表5）曾在捻军大营中担任过军队的首领。[27]
表5 捻军中的功名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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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宿州武举胡浩善曾率众数千人来支持捻军的蓝旗。[28]当然，这样的情况还是较为少见的。
由于捻军组织更多的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而非高度集中的机器，所以，一个士绅若想在捻军中发挥领导作用，那他必须先拥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那么，他该怎样才能获得武装力量呢？显然，仅仅依靠士绅的地位是不够的。表5所列的大多数士绅是通过另一种途径来获得武装的，即组建地方团练。
士绅通常掌握着组织地方团练的权力。这是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力，也是对帝王命令的遵从。皇帝认为，在处理地方事务方面，士绅阶级可以为他提供有利的、可靠的服务。[29]然而，令政府失望的是，以地方团练之名为掩护，士绅们在安徽与山东交界地区所做的恰是与政府愿望相反的事。
起初，士绅们将办团练作为牟利的方式。为团练筹措资金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向百姓征收的“团费”就成为他们的合法利益。[30]对于这笔资金，他们像分赃一样与当地官员按照商定的比例进行分配。[31]在这一阶段，这些士绅依然是地方政府的代理人，他们的行为也没有超出侵吞公款的范畴。然而，一旦他们拥有了武装力量，他们的胃口也就越来越大了。即使一个功名不高的武生，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调动多个地区数千人的团练。[32]没人能够阻止这类士绅自封为堂主或寨主。[33]随着政府和捻军之间的斗争的持续，这些寨主成了第三股势力，强大到足以影响两者之间的力量平衡。
这第三股势力将它的力量加码在捻军这一边是可以理解的。如前所述，中央与地方的势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中央政府权威下降时，地方力量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地方势力的增长是建立在损伤政府权威的基础之上，且从本质上与皇权的复兴是不相容的。与此同时，地方力量很容易将他们的目标与同样来源于地方的起义者的目标联系起来。[34]在他们正式加入捻军或其他团体之前，士绅指挥之下的团练便无视律法，肆意劫掠。[35]从一开始，部分士绅就利用他们能与官员密切接触的特权游说多方，为起义者争取抚议条件。[36]
对捻军而言，大的宗族和士绅群体为他们提供了领导阶层。有些宗族成员与功名持有者是同一人，有些士绅除了作为军师提供建议外也担任着领导职务。在圩寨与团练出现后，圩主与堂主的不二人选便只剩下两类：一是为众多村民所拥戴的宗族族长，二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士绅阶层。
第三类也是最基本的一类是农民。袁甲三是这样解释为何有大量的平民加入捻军的：
此逆捻愈聚愈多，不下数十万人……各处不逞之徒垂涎饱掠，欣然附和，其被害之民栖食无所，亦往往相率随从，为苟延性命之计。故贼一外窜，动至盈千累万，而完善之地几于无处不遭蹂躏，此贼势之大可虑也。[37]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上一章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捻军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吸引人民加入的。但袁甲三的这番话足以说明捻军在民间是多么受欢迎，吸引了人数多么庞大的追随者。另一份官方报告中说道，1862年，皖北之地仅有太和一县的县令成功阻止了境内人民加入捻军。[38]
捻军中的大多数平民为农民，他们也是圩寨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据巡抚李续宜估计，每圩的人数或千余人，或两三千人不等。[39]临淮关以西分布着三个大圩寨，每圩有一千余人。[40]王圩，一个浍河以南的大圩寨，也是捻军主力的集中之地，为大约两千人提供了庇护场所。[41]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当地居民，一部分是由捻军带来的。捻军的战利品不仅包括粮谷、牛、马，还包括俘虏——男、妇、老、幼都包括在内。[42]政府的军队在攻破圩寨后都会上报说在这些圩寨中发现并解救了大量“难民”。[43]这些所谓的难民正是捻军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人。
捻军战斗力的主要来源是成年的男性农民，他们是捻军新兵的来源以及粮食的生产者。在出征的间隔期，农民们各处各圩，在圩中从事日常农业活动。在需要调兵征战时，捻首们便通过开会来决定每圩派出作战的人数，并约定集结的日期与地点。[44]
政府勇营中的逃兵与弃兵也构成了捻军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将不对“乡勇”展开详细讨论。[45]简言之，乡勇的存在是为了弥补正规军的不足。[46]总的来说，在安徽北部与山东南部的乡勇实力极弱，且缺乏作战经验与纪律，以至于捻军很容易在战场上俘虏他们，或是诱使他们叛逃。[47]财政困难导致了频繁的兵变与叛逃，进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游勇”。对他们来说，捻军的老巢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所。[48]一些被遣散的乡勇尽管已经回到家乡重新开始务农生活，但最终还是在捻军到来后加入其中。[49]有时，捻军不等兵变或遣散，便通过许诺利益的方式来诱使乡勇脱离其长官。[50]这些乡勇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加入捻军的，但他们带来了相同的礼物。首先，乡勇可以向捻军介绍他们从清军中学到的军事知识。[51]其次，由于他们知道清军的优势及劣势，他们可以为捻军提供充足的关于敌人的信息。[52]这些特殊贡献构成了乡勇与普通农民之间的主要区别，尽管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阶层。在捻军组织中，乡勇在人数上比农民要少，但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内容。
私盐贩子是捻军的老合作者，也是捻军最早的成员之一。1853年后，关于这些盐贩在淮北活动的记载越来越少。但是，他们不可能是突然撤离了淮北，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淮北人。更合理的假设是，他们放弃了走私贸易，转而去追求更大的事业，即我们所说的捻军起义。1868年，当西捻军到达天津时，该地盐枭纷纷加入捻军，并引导其攻入天津郊区。[53]
在行动途中，捻军还经常将河南与湖北的当地起义者收编入其队伍。[54]在濮州与范县附近，黄河于1855年改道，成千上万因黄河浸灌而流离失所的难民聚集成一股武装力量。[55]1865年春，他们加入了捻军，并使捻军的兵力迅速增加到足以消灭僧格林沁军队的程度。[56]在淮北，其他起义者的消失也可以看作是其并入捻军的结果。[57]
捻军并不是一支专业的军队，它基本上是由各村大宗族统领下的农民组成的。他们在进攻时多采用人海战术，捻军将领指挥大群的村民冲向敌人，以弥补他们在武器上的劣势。为了保卫家园，所有圩寨的居民都倾尽全力。[58]战斗结束后，他们又会回到自己的农田中，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存在。与帝国官员不同，捻军首领在筹集军事资金方面并没有困难，只要他们的劫掠活动与农业生产不受干扰。捻军首领们也不需要密切关注其士兵来防止他们叛变或发起兵变。[59]在捻军的将领与士兵之间，家庭及社会纽带与战友关系并存。在1864年，即捻军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正是这种关系将数千蒙城和亳州的农民与他们的首领联系在一起。[60]1868年的战役中，也是同样的忠诚驱使着捻军最高将领的亲友们战斗到最后。[61]
【注释】
[1]《涡阳风土记》，卷15，第10页；《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18页。
[2]《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1页。
[3]恒慕义，第464—471页。
[4]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7，第29页。
[5]《山东军兴纪略》，卷13（上），第9—10页；《山东通志》，卷117，第3347页。
[6]《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收录于《拳乱三种》，第5—6页。
[7]《方略》，卷3，第15页。
[8]《方略》，卷6，第15页，第26页；袁甲三，奏议，卷2，第46页。(https://www.daowen.com)
[9]《涡阳风土记》，卷15，第10页。《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18页；卷8，皖匪七，第8页。《山东军兴纪略》，卷3（下），第8页。
[10]《涡阳风土记》，卷15，第8页。
[11]《方略》，卷4，第22页。
[12]“低等功名持有者”在这里是指那些已经通过了一系列初级选拔考试，并有资格参加乡试的考生，包含：生员、廪膳生、贡生以及监生。更多关于士绅阶层在政府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内容，可参见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4.
[13]《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7页。一个宗族中既有乡绅，也包括平民百姓。我特别将这些人挑选并罗列出来，是因为一个宗族族长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动员自己的族人组成一支战斗力量。一个没有家族支持的人，无论他是士绅抑或平民，都很难以同样的方式组建一支队伍。也许这也是很多捻军首领来自大的宗族的原因。
[14]袁甲三，奏议，卷2，第40页。
[15]《方略》，卷117，第4—5页。
[16]同上，卷104，第1页。
[17]袁甲三，奏议，卷5，第19页。
[18]《涡阳风土记》，卷15，第11页。
[19]同上，卷15，第11页。
[20]遗憾的是，上面这段引用文字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两名贡生对张乐行的政治思想有哪些启发，同样地，也没有告诉我们所宣布信条的具体内容。
[21]《宣宗成皇帝圣训》，卷81，第35—36页。
[22]《涡阳风土记》，卷15，第12页。《清稗类钞》记录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1856年一月，当张乐行进攻下蔡时，苗沛霖为了躲避张乐行逃往寿州。（卷7，第158页）
[23]《方略》，卷182，第24页。
[24]《山东军兴纪略》，卷18（下），第7页。
[25]同上，卷19（下），第2页。
[26]《宣宗成皇帝圣训》，卷85，第13页。
[27]尹嘉宾：《征剿纪略》，卷2，第5页；《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7页；《豫军纪略》，皖匪一，第9—10页；《方略》卷104，第1页；卷150，第18页。
[28]《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第7页。
[29]《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第9617页；《方略》，卷14，第1—3页。
[30]《山东军兴纪略》，卷24（上），第16页。
[31]同上，卷22（上），第6—10页。
[32]《山东军兴纪略》，卷22（中），第6页。
[33]同上，卷11（中），第2页。
[34]一些士绅虽然拒绝支持捻军的起义大业，但也没有表现出对政府的忠诚。当他们所掌握的团练壮大到一定程度后，他们便自立起义大旗。安徽的苗沛霖、山东的刘德培［《山东军兴纪略》，卷21（上），第1页］，以及河南的李瞻（《方略》，卷148，第10—11页）都是此类行为的例子。
[35]《山东军兴纪略》，卷11（中），第2页；卷22（中），第4页。
[36]同上，卷13（上），第11页。
[37]袁甲三，奏议，卷9，第51—52页。
[38]《方略》，卷110，第23页。
[39]同上，卷147，第29—30页。
[40]同上，卷127，第16—19页。
[41]《方略》，卷77，第18—19页。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苗沛霖驱使很多人进入他的圩寨。在山东，八卦教首领延轮秀将他的圩寨扩展到了一个城市的规模，大约有三万人居住在内［《山东军兴纪略》，卷13（下），第5页］。但类似于苗沛霖及延轮秀这种模式的圩寨非常之少。
[42]《豫军纪略》，卷6，皖匪二，第13页。
[43]袁甲三，奏议，卷7，第25页。
[44]《方略》，卷127，第16—19页。
[45]有关勇营的详细内容，可参考Michael，Franz，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未刊稿。
[46]袁甲三，奏议，卷3，第51页；卷9，第19页。
[47]《方略》，卷237，第4页。山东巡抚阎敬铭在对比湖南及北方诸省的乡勇后指出：“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倡率乡里，乐育人才……自然顽廉懦立，志士奋兴……今北方虽所在募勇，直是匪徒乌合，不知尊君亲上杀敌致果之方……”［《山东军兴纪略》，卷4（上），第7页］
[48]《宿州志》，卷10，第28页；袁甲三，奏议，卷2，第49页。
[49]《山东军兴纪略》，卷17（下），第6页。
[50]《山东军兴纪略》，卷20（上），第7页。
[51]《方略》，卷8，第17页。
[52]同上，卷279，第6—9页。
[53]同上，卷309，第10页。
[54]《方略》，卷3，第18页；卷38，第2页。
[55]《山东军兴纪略》，卷11（下），第9页。
[56]《豫军纪略》，卷11，皖匪十八，第1页；《方略》，卷230，第20页。
[57]袁甲三的奏议中显示，淮北的清军曾受到过其他地方起义者的挑战，但1854年之后，这类记录消失了。（《袁端敏公集》，奏议，卷5，第18页）
[58]详见第一部分第六章。
[59]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乡勇从政府勇营中叛逃并加入捻军。他们加入后的行为证实这些人与捻军军营中其他的成员一样忠实可靠。他们能保持忠诚的原因很简单，如今，他们追随的是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此外，捻军首领许诺以他们更多的利益，相比之前，政府官员甚至无法正常支付其应得的薪水。（几乎在每一份官方奏议中都可以发现对收入不足以及对军队糟糕条件的抱怨。）
[60]在张乐行于1863年被捕后，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沦陷。那些自1863年起就与捻军合作的太平军，以及赖文光、陈得才、马融和、梁成富领导下的太平天国余部在安徽与湖北交界处被消灭。得益于他们的骑兵队伍，捻军在太平天国残部中幸存，但他们也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清军的追击。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宗禹、任柱、牛宏升与李蕴泰在其追随者的全力支持下发誓要继续战斗，其追随者主要是蒙城与亳州人民。（《太平天国诗文钞》，卷2，第99页）详见第二部分第二章。
[61]详见第二部分第四章，这种家族形式效忠的局限性同样得到讨论。